张北海，没能再回到北平

小说《侠隐》的作者、张艾嘉的“嬉皮士叔叔”张北海，于当地时间 8 月 17 日凌晨，在纽约离世了。

《侠隐》的故事将江湖复仇与日本侵华融合在一起，以筋道的笔触复刻了一个昔日北平，也挽留日薄西山的古典精神。写作《侠隐》时，张北海已经在纽约居住了 35 年，回望起自己的出生地北平——后因时局，他去到台湾，又去往美国，任职联合国，也从事写作。

今天重读的，是张北海散文集《一瓢纽约》中的《五台山上，五台山下》一文。1986 年，奉母亲之命，张北海和夫人回到了祖籍地山西五台。在他不失幽默的记叙中，我们读到大历史中一代人的小历史，以及难以被斩断的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谊。

五台山上，五台山下

撰文：张北海

祖籍山西五台，可是生长在北平的我，除了九年前游览过大同云冈石窟以外，从未去过家乡。去年夏天（1986），奉我住在加州的老母之命，去看了一次五台老家。结果发现，金岗库村和父母描写的几乎一模一样，还有，我连一句五台话也听不懂。

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外景（作者提供）

我们早上八点多离开太原。毛参谋开车，我坐在他旁边。后面是我太太和小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导游。汽车是部全新的苏联房车（用粮食换来的），可是仪表板上的手套柜的门已经关不紧了，车尾的信号灯也不灵。本来我打算直奔我的老家，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但是接待我们的朋友建议最好先上五台山去游览几天，一方面有新公路，由太原直达五台山，另一方面，金岗库村是在老公路上，下山回太原的时候再去比较方便。想到我母亲土生土长在五台山下，总以为随时都可以进山，一拖就是好几十五年，结果一辈子也没有去成。所以我这次觉得我不但有责任代她看看老家，而且代她老人家游山。

五台山开放观光没有几年。我们在 1978 年也正是因为无法去五台才和朋友去游览大同云冈石窟。去大陆观光旅行的几次经验告诉我，没有人接待是寸步难行，除非你是阿城。他跟我说他身上一毛钱也不带也在大江南北流浪了两年。我的嬉皮时代已过，绝对需要人接待，不是为了逛五台山，而是为了去金岗库村。不过所谓接待，不一定是指官方正式接待，那反而麻烦，虽然我也知道，即使是非官方接待，像我这次在山西所受到的接待，也要利用不少官方的协助，只不过是非正式的。例如我们上山乘坐的轿车、驾驶毛参谋、导游小李等等，都是靠所谓的“关系”才有的。而这个关系不是我找来的关系，是我太太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关系，而这个最后关系，刚好是山西省军区司令部。毛参谋一开始还以为我在美国一定也和军方有关系，等到我告诉他，我和军方的唯一的一次关系是我在 1961 年在金门当陆军预备军官（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什么是预官）少尉排长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很幽默，立刻问我要不要加入“解放军”，连我太太都笑了。

北海在路上，这是他一惯的样子，牛仔裤+帆布鞋，曼哈顿，2012（韩湘宁摄）

说实话，我们夫妇二人是糊里糊涂地跟着毛参谋和导游小李跑。他们虽然不是五台人，毛参谋甚至不是山西人，但都逛了好几十回山了。对我们这种不信佛教，而且在佛教或中国佛教的艺术、建筑和历史方面的认识也只不过和一般人差不多的游客，哪怕我还是半个五台老西儿，左一个庙和右一个庙，过了一阵之后，都差不了多少了。我的结论是，五台山无论对谁都值得一逛，而对中国佛教及其历史文物艺术建筑有兴趣的人，则应该是必朝之山。我回到美国之后，曾经和一位信佛的朋友谈起我这次五台之游（和你们现在看的差不多），她听了之后气坏了，大骂我五台山白去了，还说五台山不是五台人的，是她的，而她，生长在台南。其实，她还是搞错了。五台山也不光是她的，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可能这还不够，五台山是世界之宝，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不过，维修庙宇、重建五台的物质面貌是一回事，虽然我也明白此一回事不亚于重修万里长城，而要想把五台山在精神面貌上恢复到，不必也不可能到唐宋，即使恢复到清末民初，都无法设想。就算今天大陆上开放了点宗教信仰，而我在五台山上也看到来自各国各地、数以百千计的善男信女朝山拜佛，但基本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对），五台山也罢、灵隐寺也罢、雍和宫也罢，整个寺庙，无论修得多么金碧辉煌，可是庙里庙外的味道没有了，气氛不对了，精神不见了。如果再想到今天大陆的寺庙内，有不在少数的和尚尼姑都是上班下班、放工之后回家抱孩子的“和尚尼姑”，尽管有的还真的在头顶上烧了好几个点，可是全是工作分配到庙里来的，那就更不对劲了。

庙的实质变了。光是入佛门要先买入场券就又打破了一个幻觉。我并不是反对收票，古迹需要保护，保护需要经费，可是我情愿在入山的时候，或之前交钱。因为意义上，这究竟不同于以前进庙烧香布施，至少前者是硬性的，后者是自愿的。所以我只好从朝山拜佛的信徒身上去感受信仰的存在。我看到很多，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可是不时也会看到一些十几二十岁的男男女女，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感觉出他们是真的有这个信仰，而不光是来抽个签、要个儿子。但最令我感动的是一家蒙古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他们的帽子袍子靴子，他们那金银铜铁锡打的耳环项链手镯挂刀，完全是我们心中蒙古人的传统打扮，连袍子上面的油迹都是真的。我们几个和他们一家人在好几个庙里都碰过，已经到了见面点头的地步了，可惜言语不通，无法交谈。听庙里的和尚说，他每天都会看到这些蒙古人。这一家人也是一样，翻山越岭，从内蒙古步行到了五台山，一入山就一步一伏，见庙拜庙，见佛拜佛，不拜完整个五台山的庙宇，绝不回去。他们很多人将一辈子的积蓄全都布施给五台山的庙了。是要有这种信徒才能把一个死庙变成活庙。没有信徒，庙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宗教如此，政治如此，婚姻也如此。

我们在山上的时间很不凑巧，刚好有一个一百来人的日本佛教协会正式访问五台山（刚访问过嵩山少林寺），前后左右跟着一大批记者、电视机、接待人员，把一号招待所里面所有室内有卫生设备的房间全占满了。结果我们分配到的是一间墙糊着报纸、门窗也糊着报纸、水泥地、一盏灯、一个脸盆、两张床的单人房。不过，水虽然要到前院去打，可是茅坑就在屋旁，你要是不在乎味道的话，倒是不必走远。

上山第三天，五台山的不晓得什么单位给这批日本人开了个晚会，还有个南京来的歌舞团表演。大概因为我们是地球那一边的纽约去的，我们也被邀请了。南京的这个歌舞团，无论是乐器、歌舞、服装、灯光、音响，都非常简陋，不过倒是很卖力。两个小时下来，有一两支曲子听起来很熟，想了半天才发现是电影《搭错车》里面的。散会之后，我带了几瓶酒去找这好像是四男三女的歌舞团员聊天。除了领队之外，全都是二十几岁，班子是自己组成的，到处找机会登台表演赚钱，大概算是另一种个体户吧。他们有一大堆问题：美国现在流行什么音乐（我给他们上了短短一课摇滚乐史）？认不认识罗大佑？（认识）邓丽君？（不认识）迈克尔· 杰克逊？（不认识）……一直到差不多清晨两点多，毛参谋突然急急地找上门，说我太太半夜醒来发现我人不在，起来敲他的门，请他去看看我是不是喝醉了酒、掉进茅坑里去了。

在中央公园船坞，纽约，2006（谭爱梅摄）

所以我觉得毛参谋很聪明。他知道我不会喝醉，更不会掉进茅坑，尤其知道我肯定在和这些唱歌跳舞的聊天。毛参谋个子不高，不过三十来岁，从驾驶兵干起，二十几年下来，现在好像升到了省军区司令部一个汽车队队长之类的职位，可是却挂着一个参谋之名。不过我没有追问为什么。小李人缘特好（这是大陆流行的字眼，不是很好，也不是非常好，而是特好），长得挺漂亮，一点也看不出已经做妈妈了。她原来在太原一家大旅店做事，前几年才改为导游。我们经过之处，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她，办起事来，确实方便多了，连毛参谋都佩服。他们二人都很爽快，都很热心，都不教条。因为毛参谋是军人（都没有官阶，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他也不知道），所以我尽量不谈任何军事问题，而且我知道，就是问了，他知道也不会说。中共要是保起密来，可以什么都包括。不过，当他发现我是在联合国做事的时候，他倒是有不少问题问我。然而，除了我的年薪使他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他并不对于我关于联合国、国际形势、美苏对峙、核武器谈判、拉丁美洲国债等等问题的解释有任何感到惊讶之处。一个多星期下来，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个诚恳努力认真的好干部，而且车开的一流。不，特好。

在联合国办公室，纽约，1990（傅运筹摄）

离开五台山的那天清早，毛参谋已经把车子里里外外洗得干干净净。他说他知道现在走老路去我家金岗库村，不出十分钟汽车内外就又满是泥灰，可是他还是觉得出发之前，车子应该又干净又明亮。一来我把这次出发当作只是另一次游山，二来我没有料到金岗库村离五台山这么近，十几公里，下山之后，在黄土石子路上开了才二十分钟，毛参谋就把车子慢了下来，指着前方大约 200 公尺土路右边一排房子说，“你老家到了，那就是金岗库。”还处于游山心态的我这才感到震动。我请毛参谋停一下车。这样子不行，我需要一点时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我无法这么快、这么突然地就陷入其中。

我还没有进村子，可是我知道那幢房子的大概的样子，而且找起来也不会太难。我父亲老早就告诉过我们，抗战初期，中共曾在五台设立一个边区司令部，总部不但是在金岗库，而且根本就在我家。边区司令，中共名将聂荣臻，就住在我家后院小楼楼上那间我几个哥哥和姊姊都用过的睡房。在纽约，我也曾看过一些有关五台山的指南，其中差不多都记载了这一段历史。这个司令部是“七七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时期，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11 月 7 日正式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的司令部，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兼政治委员，司令部驻金岗库村。这个时候我才一岁多，我好像是在重庆（还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第一次听我爸谈起这件事。一个也认识我父亲的聂荣臻的同志（李？）刚好在那个时期去金岗库我家去看聂司令，才发现总部原来设在张子奇的家，就告诉了聂帅，并介绍了我父亲的为人等等。不管怎样，这位李同志在聂荣臻面前的一番话的确发挥了实际作用。我奶奶当时还住在那儿，一天到晚只能吃点杂粮。可是从此以后，聂荣臻就叫人经常发给我奶奶一点油面吃（以代替房租？）。（油面，看起来难看，第一次吃也很少人习惯，可是对老西儿来说却是美味。）

金岗库村前小溪（作者提供）

正是因为我们金岗库老家曾经是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这幢两进四合院、后院还有一幢小楼的宅院，就变成了今天中共的革命圣地。我知道不管维修得如何，但绝对没有给拆掉。

这幢房子是我父亲为我爷爷在民国二十年左右在原地基上盖的。我大哥（文华）、二哥（文庄）都生在那儿，虽然他们生的时候还是老房子。从我们家兄弟姊妹六人的出生地即可看出我父亲早年四处奔波的生活。辛亥革命时参加了山西起义之后，就去了日本念书：所以我最年长的大姐（文英）生在东京；一次大战后回了山西，我妈（杨慧卿）生了大哥二哥。这时又因为我父亲和阎锡山不对（尽管胜利后又成为朋友），只好离开山西，所以我二姐（文芳）生在张家口，三姐（文芝）和我（文艺）生在北平。反正是这样，自从我们家于 30 年代初迁往北平之后，除了我爷爷出殡那次之外，就再也没有回过金岗库村……直到现在，我代表已故的父亲和二哥，还代表我妈和大姐大哥二姐三姐，探望老家。

我太太问我兴不兴奋、紧不紧张。我没有说话。如此陌生的一个所在，如此陌生的一种经验，与其说是兴奋紧张，不如说是好奇。也许好奇的同时又有点无可如何之感。我用手捏了自己一把，怎么如此没有感情，一点也不激动？一阵轻痛过了之后，我发现我的感受还是一样。

车子一转进那条巷子，十来步的前方就正面迎来一座开着的大门，大门屋檐之下一颗红星，大门里面一座白色砖屏……我知道这就是了。

我们四个人迈进了大门。一绕过砖屏就发现到了前院。院子并不大，但也不小，八百来平方英尺左右。站在中间谈话的几个人一看到我们出现，就全停住了。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还是小李，她走上去解释。

我借这几分钟的时间观看四周的屋子。因为现在用来办公，保持得还可以，玻璃窗、纸窗，都好好的，只是院子地上的水磨砖有不少地方有点损坏。柱子和梁大概很久没漆了。屋子墙上看得出来曾经写过不少口号，但是现在只是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勤俭建国”四个字。其他的字大概是“文革”时期的口号，已经都给涂掉了。

五台山下金岗库祖宅。两进带楼四合院（作者提供）

小李和一位年轻的同志走了过来，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只有请小李做口译，请她转达我的来意和谢意。我说我只是来看看，拍几张照片，绝不打扰他们，也不会耽误太多时间，而且不必陪。那位同志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不过他表示非常欢迎，请我们随便逛，但同时叫住一个小孩，跟他说了几句话。那个小孩拔腿就跑，经过小李的翻译，我才明白是去找一位应该知道我们家的老乡。

前院显然是办公室，可能还有诊所，因为我看到一位姑娘戴着白帽子，可能是护士。他们没有请我进屋看，我也没有要求。这时，大门口上已经挤上一大堆人了。从前院到后院要再穿过一道门。这道门上的“屋顶”相当讲究，是我爸在盖这幢房子的时候知道有个村子的宅院在拆房重盖，特意把它买回来安上去的，因为我父亲觉得当时的工匠已经没有这个手艺了（而今天的工匠又做不出 30 年代的手艺了。所以，千万别和前人比古）。一穿过这道门就进了后院。第一眼看到的是晒的衣服毛巾，同时也立刻发现后院左右厢房和正房全都空着，门上着锁，纸窗上全是洞。后院和前院一样大小，我们沿着四周绕了一圈，红色的柱子也不太红了，蓝色的大梁也不太蓝了，还有些木头也开始坏了，油漆到处都有剥落……这个时候我才有点伤感。可是这好像与老家无关，而是人们看到任何老东西未经善加保存的反应。

我知道内院在正屋大厅左边。我就绕了过去。内院尽头靠着院墙有一座上二楼的石阶。这并不很高的楼上就是我哥哥姐姐们在老家时候的睡房，也就是后来聂荣臻的睡房。我是知道，可是那个同志也说了一遍。楼下有三个圆形拱门，里面是当年的煤屋。现在可能还是放煤，不过内院石阶旁边也都堆着煤。我没有上楼，我也没有进内院。那位同志说，这幢房子在 60 年代以前是五台县政府，后来县政府搬到五台城，才改成五台县的卫生局。村子里不少人都知道从前这是我们张家的房子（没错，但金岗库村有一半姓张），老早就离开老家到外面闯去了（没错），还做了国民党的官（没错），还发了大财（没有）。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哪个单位的，住在哪里，怎么是军方招待，为什么不早通知，让他们有时间早做点安排，好好欢迎我回老家……我和他走到挤满了男女老幼的大门前，往外一看，整个巷子，还有前面那条胡同，都挤满了老乡，我就说这个欢迎就已经够了。

大概因为这是个政府衙门，看热闹的人都挤在外面和大门口，没有走进院子里来。我们回到前院，发现那个小孩已经带来了一位中年人士在那儿等。我起初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进来的，后来才发现，二进院正房右侧院墙有个缺口。但或许是以前就有的侧门，只不过现在少了个门和门框。

那位中年人也姓张，通过小李的翻译，一代一代名字追问上去，我发现他的祖辈和我父亲同辈，他可以算是我八竿子打得到的远房侄子，但是我没好意思让他叫我叔叔。他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有我们这样一个张家，早已经在北平定居了。不过，我这位本家说，这里有个街坊，一位八十多的姓杨的老奶奶，认识我们家，问我要不要去找她聊聊，他已经打过招呼了。我说当然。那位老奶奶（我也跟着这么叫，虽然后来我才知道她比我妈还年轻好几岁）的家就在我家后面一条小胡同里。一个小四合院，好像住了好几家人，而且已经有人在家门前的院子里生火做饭了。我们进了一间西屋，看见一位老太太，还是小脚（使我更佩服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婆外公家，1900 年生的我妈，居然没给她裹小脚），一身传统乡下打扮，还戴了些首饰，坐在炕边等我。她一见我们进屋，就要下炕。我们赶快上去拦住了她。她于是就拍了拍炕，示意我坐在她旁边。老规矩我全忘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坐，就给她老人家鞠了个躬。屋子很小，一进门没几步就是炕。炕边一个台子，台子上面有个小柜，还有些日用品。屋子的活动空间只能容上两三个人，所以我们谈话的时候，就只是坐在炕上的老奶奶、我、我那位远房侄子，以及没她不行的小李。毛参谋陪着我太太在外边和别人聊天。

老奶奶头一句就问我是不是文庄。我两秒钟之后才明白她的意思。我二哥是她当年见过的我们家人里面最小的一个。她以为文庄现在长大了，就是我。

张北海的第一张照片，北平家中，1936

我通过小李的翻译（地道的五台话可真难懂，连在山西住了这么多年的毛参谋都听不懂），慢慢一句一句告诉她，文庄是我二哥，我的家离开山西之后，我妈又生了二女一男，我最小。她记得我爸、我妈、大姐、大哥和二哥，一个个问起。我一直在犹豫，不能决定要不要告诉她二哥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后来决定还是不讲，只告诉她我父亲十年前在台湾故世，其他人都住在美国。她虽然和我母亲同姓杨，但好像扯不上亲。我回美国之后给我母亲看这位老太太的相片，我母亲也想不起她是哪一家的。

老太太停了一会儿又说话了，而且面带微笑，我在还没有听到翻译之前也只好陪着点头笑，可是我发现小李一下子红了脸。问她怎么回事，半天小李才吞吞吐吐地说，老奶奶很高兴我离家这么久，到头还是回老家娶了个本地姑娘。我不好意思笑，打算叫我太太进来给老奶奶介绍，结果发现她已经和毛参谋去逛村子去了。我临时叫小李干脆别拆穿老奶奶的想象，她既然这么乐，就让她这么以为、这么乐一乐吧。小李没说话，我们就这样在杨老太太面前扮演了一次夫妻。

她要留我们吃饭。我怎么敢打扰？（而且又冒出一个老婆来又怎么交代？）就动身告辞。老奶奶又跟小李说话。我发现小李面部表情又有了变化，突然深沉下去。顿了一会儿，我看她眼圈儿都红了，她才说，“老奶奶要送你一个鸡蛋……”

……总有一两百个老乡目送我们车子出村。开了半个多小时，车上没人讲话。我在点烟的时候，毛参谋才打破这个静默，“你这次一来，村子里可有的聊了……我看会聊上半年一年……这么个小村子，我都没来过……好家伙，这是件大事……我看他们会聊上一辈子……”

那个鸡蛋使我有了一点回老家的感觉。这是家乡的味道，而且是穷的家乡的味道。

金岗库村前小溪（作者提供）

我明白这次如果不是我，而是我妈，或在老家住过几年，还在这儿上过学的大姐，或生在那儿的大哥二哥，要是这次是他们回来，感受肯定比我沉重。我二哥因为是空军，所以每年都得立一份遗嘱，我记得他死了之后（他是 1955 年奉命驾“美龄号”专机飞马尼拉接叶公超的时候，刚从台北起飞就在新竹附近失事），我们才知道他希望最后安葬在五台金岗库的祖坟。我父亲当然也是如此希望，而我这次都忘了问我家祖坟，如果还在的话，到底在哪儿。我向我母亲道歉。

可是她老人家很爽快，但没有出我意料之外，“什么祖坟。我很喜欢碧潭空军公墓，地都给我留下了，离你二哥不远，就在你爸旁边”。

我们在五台附近公路边一家个体户面馆吃的午饭，现做的刀削面、西红柿酱。小老板很年轻，带着母亲媳妇儿和两个兄弟一块干，像是发了点小财，一直向毛参谋打听一部汽车要多少钱、怎么去买。饭后上路，还是老公路，路面窄，黄土厚，不幸又赶上一部卡车抛锚，堵住了整个南北交通，等了两个多小时才通车。这么在老公路上又走了好几个钟头才到忻县，上了柏油路。就这样，回到太原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

1987 年

（本文摘自《一瓢纽约》，由世纪文景提供）

原标题：《张北海，没能再回到北平》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