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最后一条白鲟，我们追丢了

原创 陈诗欢 GQ报道

北京时间2022年7月21日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显示中国特有物种白鲟(Psephurus gladius)已经灭绝，长江鲟(Acipenser dabryanus)野外灭绝，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极度濒危。

白鲟被称为“中国淡水鱼之王”，是中国最大的淡水鱼类，迄今已存在一亿五千万年，是中生代白垩纪残存下来的极少数古代鱼类之一。曾经，白鲟只是长江里的普通鱼类，四川民间素有“千斤腊子万斤象”的说法，其中“千斤腊子”指的是中华鲟，“万斤象”指的就是白鲟。然而，它们的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起急剧下降，2003年初，宜宾长江段，一条白鲟被渔民误捕，经救护后成功放流。这也成了白鲟和人类的最后一次会面。

危起伟全程参与了这次救护。他是IUCN鲟鱼专家组成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所研究员，一生都从事长江濒危珍稀鱼类，特别是中华鲟、白鲟、长江鲟等物种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监测资源数量，到90年代开展保种育苗、人工增殖放流，再到2000年后推动长江十年禁渔和产卵地修复，长江水文的不断变化和水里不断减少的鱼类一直牵动着这位守护者的心。

我们的采访邀约发出后，尽管才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并且之前已经接受过各路媒体的采访，危起伟仍然很快答应：“只要对长江和鲟鱼保护有利的都可以。”不仅如此，他还主动邀请我们去他工作的地方边走边聊。

我们到了湖北荆州太湖郊区的中华鲟养殖基地，这里承担了中华鲟的保种繁育和增殖放流任务。每年基地都会繁殖孵化一批幼苗，然后放归长江，期待可以恢复野外种群。我们还去了葛洲坝下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危起伟及其团队每年会在这里监测中华鲟的自然产卵活动。

湖北的夏天非常炎热，领着我参观基地之前，危起伟从背包里掏出一顶写着“中华鲟保护联盟”的帽子戴上了。在一个车间里看了150个养殖池和池里养的中华鲟、长江鲟后，我们沿着基地里的土路，来到一座名叫“长江楼”的4层建筑面前。这是危起伟这两年的心血——一个直径66米的养殖环道，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中华鲟养殖池，而且能够模拟长江的自然环境。

在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危起伟领着我爬上了旁边长江大桥的扶梯。向下俯瞰，平静的江水下，是中华鲟的产卵地，不远处就是葛洲坝。偶尔，这里会有一两条大船轰鸣经过。迎着江风，危起伟在一张A4纸上熟练地画出了堤坝、船闸、泄洪道、中华鲟的上下产卵场等等，向我讲述此处产卵地的形成和他的修复构想。

在他的身上，有独属于学者严谨和严肃的一面。临行前，他把一篇23页的论文和一本他和团队编纂的书籍发了过来，叮嘱我好好阅读，建构起对这个议题的认知。在采访过程中，我也听到他跟其他媒体通话，嘱咐他们修正一些数据和用词，以达到科学报道的准确性。

但作为一个濒危水生动物保护者，危起伟无法只做一个埋头在书斋里做科研的学者，他还要不断在长江和“江湖”上游走：监测中华鲟需要大量解剖食卵鱼，他就到码头领回一群农民工帮他一起解剖；投资建立中华鲟养殖基地需要资金，他就跑去广东和企业家合作，请人出钱投资；为了推动“长江十年禁渔”，他向政府游说倡议、甚至冒着一片反对声音去调研……

出生在长江畔，从小在江里游泳，“天上是星星，地上是披了露水的蓑衣。”工作在长江上，“我的船跑得飞快，就像鱼那样自由自在地在江中游动。”危起伟的一生和长江血脉相融，今年，他退休了，但还在为长江里的鱼儿们奔走。

以下是危起伟的讲述。

我和白鲟的

最后两次相遇

我最后见到白鲟是在2003年前后。

那时候距离我上一次见到白鲟已经过去整整10年。1993年我在宜昌遇见一条白鲟，当时救回来后放到土池里养，没几天就死了。2002年12月和2003年1月，我们接连在南京下关的长江口和宜宾的长江上游段各发现了1条白鲟，当时特别激动。

2002年12月那次，我们开了一辆吊着活鱼运输箱的东风车，一路从荆州开到南京。12号晚到了南京后，我们发现这条白鲟遍体鳞伤，鳍条是卷曲的，一看就是被船打的外伤，而且它的肚子很大，整条鱼翻了过来，说明它鳔里充了气。

前来参与救助的还有海洋馆的鲨鱼专家，商量怎么给白鲟肚子排气，按照以往救助鲨鱼的经验，需要拿一根塑料管子捅进鱼肚子里。但这可是珍贵的白鲟啊，我们哪敢。后来我们就拿兽医用的针头和注射器插进去，再把注射器拔出来，气一下子排掉，鱼肚子下去了，鱼“唞”地一下就翻正过来了。

那时候在昆山有一个合作的中华鲟养殖基地，我们就把鱼装到水箱里，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运到基地。这条白鲟我们后来量了有3.3米长，117公斤重，运到基地后，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直径16米，深2米的圆池里，它就游起来了。

我们每天就看着它在池子里打转，伤口也在一天天愈合，真的特别高兴。但到了12月下旬，昆山气温下降得厉害，池子都冻冰了。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要加盖彩钢板保温，池子里面的水也要用锅炉加温。但可能是敲敲打打的声音和新建材料的油漆味让白鲟很躁动，再加上锅炉加温的循环管道和池壁之间有一个不太严实的缝，白鲟在游动的过程中，长长的鼻子不小心插到缝里了，插进去后又拼命地一退，鱼一下子就翻了。

养殖场的幼鱼

那是晚上10点多钟，白鲟翻了以后怎么也抢救不过来，最后还是死了。当时我们团队里所有人都哭了。我们十几个人之前又开车又熬夜的，拼了命地把鱼救活，养了它29天，看着它一天天变好，之前是多么高兴啊，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这条白鲟其实承载着很多人的希望。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养活过这种鱼。解放前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因为没有救活过这种鱼而遗憾终身。他去世前有个心愿，如果哪一位后人把鱼抓到了养活了，一定要告诉他。

我们最开始救活了这条白鲟时，这位老教授的后代，人已经移居到美国了，辗转联系到我们，把当时的报道拿到老教授坟头上烧了。没想到最终还是遗憾。

第二年1月24日，我们在四川宜宾遇到那条“最后的白鲟”时，因为附近没有合适的养殖场地，我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没有将这条白鲟带回去人工驯养，而是做了最保险的决定，标记这条白鲟后把它放流回长江，然后追踪它找到它们的产卵场，希望找到更多的白鲟同伴，再通过人工繁殖实现物种的延续。这个想法在当时是行得通的，只是再一次不幸的是，我们追丢了白鲟的信号。

我们赶到宜宾时，白鲟已经放在一个船体网箱里了。它是一条3.35米长、150.9公斤重的雌性白鲟，体内有数十万颗鱼卵。我们团队有人擅长外科手术，给白鲟缝合伤口，我就用杓子往鱼腮里浇水状的镇静剂。一切处理好后，我们在白鲟身上栓了超声波跟踪发射器。

我当时追着白鲟的信号，发现它先是往下游了一段，然后加速逆流向上游。中间有一段，我收到的信号非常强，结果一看，这家伙就在船的旁边跑起来了。这鱼它跑起来了，真是壮观啊！民间有人老是说白鲟会现身，你们看过大白鲨的电影吗？它那时候就像大白鲨一样，半个身子在水面上走，“咻——”地在跑，跟着船在玩儿。

白鲟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它们虽然在进化史上属于低等的动物，但它们从1.5亿年前的恐龙时代一路走来都没有灭绝，还发展出一些适应环境的高等功能。比如它们的吻（注：突出于面部的嘴鼻部位）很灵敏，布满了神经组织细胞，比我们人类的二维码识别还精确，能通过闻气味，在长江无数支流中，准确无误地找到它们族群的洄游产卵地和繁殖场。这条白鲟好像知道有人跟踪似的，就在那里跟我们跑着玩儿。

白鲟幼鱼标本

1月29日晚上快10点时，这条白鲟加速游进长江九龙滩激流段，我们的追踪船触礁了。船上三个人，我、开船师傅还有央视的一个摄像师都差点没命。船的螺旋桨也坏了，没办法继续追踪。上岸之后，我到处打电话，想要找人送一台新的机器过来。但临近春节，商家歇业，我花了一整天才修好了跟踪快艇。

我们组的人员轮番上阵，地面是车辆供给队，水上是跟踪快艇，在宜宾的长江上过了整个春节。我们从屏山的新市镇开始，通过宜宾县、宜宾、泸州和合江来回几趟，然后一路往下到重庆过三峡大坝和葛洲坝，直到长江口，又来回了好几趟，都没有接收到鱼的信号。白鲟就这样跟丢了。

那之后10年间，我们还在长江上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探测和试捕，都无功而返。原本我还抱着白鲟会回来的希望，哪知道这竟成了我和白鲟的最后一次相遇。

保住了种

就保住了一丝希望

过去的事情很悲伤，回忆起来其实很伤心。我总是会跟别人讲，白鲟的灭绝是一个教训。

鲟类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长江中的经济鱼类，虽然总体而言还是非常稀少，但每年总能捕到几十吨。1981年葛洲坝截流以后，坝下江段白鲟数量急剧下降，从建坝初期的每年可发现10～32尾成体，到1988-1993年每年只发现3～10尾，1994年仅发现1尾。最终我们推断出这个物种其实可能在1993年就功能性灭绝（注：自然种群无法进行繁殖活动），并且在2005-2010年就完全灭绝了。

如果1993年之前，我们就开展主动捕捞、研究习性，并且准备好设施精心养活它们，进行人工繁殖，可能今天白鲟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但直到2003年之前，我们都是在打“无准备之仗”，都是遇到误捕的白鲟再仓促去救，等终于意识到该做什么的时候，白鲟却再也没有出现。

我总觉得，2002、2003年最后接连出现2条白鲟，像是这个物种的回光返照、拼死一搏，让我们意识到长江中这些鱼类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何种危急的程度。

当时没有重点救助白鲟还有一个原因。在上世纪70年代的救鱼论证中，中华鲟因为个体大、数量多（70年代中华鲟年捕捞量为百吨级，长江鲟和白鲟年捕捞量仅有几十吨）、更有保护操作性被选为唯一的救鱼对象。现在回看，当时没有考虑白鲟为救鱼对象是非常遗憾的，当然这是后话了。不过，那时对中华鲟的一系列保护工作和研究课题，都陆续开展起来。

198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一年后开始接手中华鲟的野外调查。

接手时，我只有院里提供的2万元经费。拿着这2万元，我租了一艘“破木船”，每年有2个月吃、住都在船上，收购渔民捕捞的铜鱼、黄颡鱼等食卵鱼类，看它们的肚子里是否有中华鲟鱼卵，再结合这些鱼类生活的江段，大致推断中华鲟的产卵场。

鲟鱼受精卵孵化器

中华鲟是江海洄游鱼类。它们的受精卵在长江上游的产卵场孵化后，鱼苗随江水漂流，在中下游生长发育，到长江口栖息数月，之后游到大海里生活。等到它们快要性成熟时，再从大海游回长江，到出生地产卵繁殖。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的这条洄游路线被切断，原来的产卵场全部无法利用了，它们只能找新的地方产卵。所以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找到中华鲟的新产卵地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个人每天要解剖几百斤鱼，都是力气活，实在做不过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时候宜昌码头上有很多来自四川的码头搬运工人，我们都叫他们“川川”。我领回来十几个“川川”帮我解剖鱼，解剖完的副产品我让“川川”们拿去卖，卖的钱正好弥补科研经费，至于“川川”们，我就每天给他们一些鱼当报酬。

那时候我真是“一个人带着一条船还有一帮川川在战斗。”

干了七八年，还借助了超声波跟踪设备，最终在1993年我找到了中华鲟的新产卵地，就在湖北宜昌江段，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中华鲟的稳定产卵场。1996年湖北省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太湖基地里的中华鲟和长江鲟

一年年监测下来，我明显感觉到，中华鲟的数量越来越少了，我心里要把这个鱼的“种”保存下来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对我们科研人员而言，保住了种就保住了一丝希望。只要鱼种还在，我们就可以做人工繁殖，野外放流，就有可能重新形成野外种群。前苏联就是通过每年在伏尔加河等流域放流百万至千万尾人工繁殖的鲟鱼，恢复了它们的自然种群。

我们摸索着，一点一点解决中华鲟人工繁殖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还要解决资金问题。那个年代研究所都挺穷的，我们曾经成功人工繁殖了另一种濒危鱼类鲥鱼，就是因为经费问题，没能再继续做下去，最后这种鱼也基本上绝迹了，非常可惜。

我当时就跑到广东中山、三水这些地方，广东人好吃会吃，过去一条中华鲟可以做鲟龙宴108道菜。我就跟这些企业家们说，可以一起建中华鲟养殖基地。人工育苗技术突破后，我们能把几十万苗都养大，那是不是可以把其中一小部分进行市场化利用？这样商家愿意投资进来，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做中华鲟的其他保护工作了（不过，后来国家禁止了中华鲟商业利用，这种保护模式没有能够实现，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养殖场中的中华鲟

就这样，1999年，我“忽悠”了一位广东企业家还有一位湖北荆州的本地老板，筹了500万，这在90年代是一笔不少的数目，在荆州的太湖郊区水源最好的地方找了一块100亩的地，花了40天的时间把中华鲟养殖基地建了起来。1999年的最后一天，在跨入新世纪之前，我们成功放流了十万尾中华鲟，这也是到去年为止最大规模的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基地现在保有92条野生中华鲟，还有800多尾子一代（注：野生中华鲟经人工繁殖后得到的后代）。如果按一条鱼平均能产1万条鱼苗来算，折算后整个基地一年能产80-100万鱼苗，还是承担起了比较重要的保种工作的。只是中华鲟的增殖放流效果也受鲟苗的质量以及长江的水环境影响，加上过去全国的增殖放流没有统一的规范，我们之前三十年的放流效果其实并不好，游回来的中华鲟也是一年比一年少，最近几年只剩十几尾能成功游回（每年至少要有100尾才有自然繁殖的可能）。我们只剩接下来1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能连同其他中华鲟养殖单位，做到往后每年增殖放流至少100-300万的鲟苗，就像前苏联的百万级放流那样，我们才比较有可能恢复中华鲟的自然种群。

“船走船道，鱼走鱼道”

我今年62岁，刚刚退休，但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这次IUCN红色目录调级，大家都关注到白鲟灭绝，但可能比较少人知道，长江鲟的濒危程度从“极危”被提级成“野外灭绝”，而目前处于“极危”状态的中华鲟事实上也已经连续5年没有发现自然产卵了，中华鲟的自然种群也岌岌可危。

长江这些年的水文变化很大。水温升高使得中华鲟性腺发育延迟，自然繁殖窗口进一步被压缩。水体含沙量减少、河床冲刷，加上各种工程、挖沙采石，造成栖息地破坏，鱼能吃的食物变少。长江来往船舶会带来震动和噪音，中华鲟浮出水面时也更容易被船舶误伤。

2007年开始，我的博士导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宣院士就开始倡议，长江应该施行“十年休渔”，当时这个倡议一提出，很多人反对。我那时候就沿着长江而下，从四川宜宾到长江口来回两次，去做渔民调研。我们发现，大部分渔民其实已经没有在捕鱼，因为已经无鱼可捕了，渔民无法再以此为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长江是真的没鱼了。

这些鱼当中，有些可能已经灭绝，有些可能再过10年就灭绝了。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来一个长江鱼类的总体检视，核实哪些鱼已经灭绝了，还没灭绝的鱼，应当分门别类建立资源库，比如说某条支流里哪几个物种要重点关注的，就要赶快把种收集起来进行繁殖补救。我要出一本这样的书，还要向政府建议去落实这件事。

危起伟及团队所著出版物

很多生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鱼类不会说话不会喊，只能靠像我们这样的人替它说话才行。

2020年起，长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的确能减少对鱼类的直接捕捞伤害，但对于这些鱼类而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恢复。比如现在中华鲟的产卵地，生态环境相比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有堤坝又有大桥还有大船，鱼的自然繁殖量就变得很低。

我一直保持着一种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我认为人跟鱼之间，往大了说，经济跟生态之间，发展应该是一种动态平衡。现代经济中，鱼和人无可避免地要利用同一个空间，理想化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一些鱼适应后，可以做到不怕人，人也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做自己的事。但另一方面，鱼不怕人，人也不要伤害鱼，人要让鱼走，让鱼能够有地方藏匿，有东西吃，让鱼能去繁殖。这时候，人从工程或经济运行上可能就要做一些避让。

其实我们发现，人只要把像水文、河床、地形等等这些条件营造好了，鱼自然就会来繁殖。这时候偶尔一两条船经过也没什么，鱼一繁殖起来它就一心一意繁殖，其他什么都不理的。当然船太多肯定还是不行。所以我觉得理想的情况就是人要给鱼留鱼道，然后船也有自己的航道。长江上应该创造这样的理念。

从大学毕业加入长江所开始，我做长江濒危动物研究与保护已经38年了，养中华鲟也有30多年了，这批鱼我们是一条一条地把它们养下来的，一直看着它们长大，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长江楼里的画墙，标记着危起伟调查的足迹

但我始终觉得，对于鱼类而言，最好的归宿还是让它们回到长江里，在自然的水里、在天然河道提供的营养里，它们才能游得更好，长得更健康。

我出生在江西鄱阳，生长在九江，那里河湖很多，我从小就在河里扑腾。乡下的草地也很丰美，我小时候放牛，把牛当成马来骑，跑得比马还快，别人看到我就“怕”，说赶快躲开。工作后在江上开船，我也开得飞快。我有时候觉得人跟鱼的这种感觉是相通的，船走船道，鱼走鱼道，大家都能自由地畅游在长江上。

采访、撰文：陈诗欢

原标题：《长江最后一条白鲟，我们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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