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开卷｜“中国通”后藤朝太郎：遍走中国访庭园

后藤朝太郎，日本昭和时期汉学第一人，被称为“中国通”。他对中国风景名胜的热爱之情，到了执着的程度，1912至1945年的三十余年间，除了新疆、内蒙古和西藏，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中国。1928年他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风景和庭园文化的书。近日，《中国的风景与庭园》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本文为李复生的译者序。

摆在读者面前这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一本介绍中国风景和庭园文化的书，作者是日本汉学家后藤朝太郎。读者读后说不定会获得不少意外的新鲜感。

后藤朝太郎

后藤朝太郎（1881—1945），日本爱媛县人，祖籍广岛，经第五高等学校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后藤是20世纪初期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汉学家、文字学家、造园学家，“二战”前以“中国通”著称于世。后藤著述甚丰，主要以中国文字和文化科普为主，一生著作达114部。历任东京帝国大学、东京高等造园学校讲师，日本大学教授，文部省高级顾问，日本庭园协会、东京家庭学院理事，日本文明协会和东洋协会评议。后藤于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8月9日因交通事故去世，一说是被人暗杀，但因当时时局混乱，最终未能确认。

参考各类文献，后藤确是20世纪初期日本学界著名的“中国通”，来往中国凡五十多次，在北京寓居多年；看作者的照片，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完全是当时最普通的中式打扮；而从此书中透露的信息可知，作为学者，后藤绝非寻常之辈，与他打交道的都是中国近代学界、文化界、政商界的第一流名人，如吴昌硕、哈少甫、辜鸿铭、王一亭、廉泉、林白水、袁励准、金绍城、叶恭绰、杨啸谷等，一个日本学者，能入此等民国时代各界一流名士法眼，首先可以确信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造诣非同小可。

曲院荷风 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 1911年

断桥残雪 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 1911年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中国近邻，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从倒幕前后开始，随着西风东渐，日本改变方向，开始以西为师，尤其明治以降，中国文化在日本社会的影响逐渐式微。当时的日本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影响下，留学西方者众多，继续学习中国文化者非但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乃至说起所谓“中国通”来，竟都带着嘲讽的语气，社会上对一部分文人的所谓“中国趣味”也都带着鄙夷不屑的负面眼光。积极介绍中国文化的后藤朝太郎更被贴满了这些标签。但他显然毫不介意。在中国期间，他连穿戴都保持中国式样。读了这本书，你会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确实是从心里热爱中国文化的；而作为学者，他显然是将中国文化视作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日本读者积极介绍的，尤其在20世纪初日本逐渐走向军国主义的险恶的时代环境下，作者对中国的态度更显得难能可贵。

后藤此书虽篇幅不长，但内容颇具意趣，倾尽作者一腔热诚，主要谈中国的风景和园林，前九章主要涉及中国的自然风景，从第十章开始则谈到中国园林文化的特点，尤其提到日本的诸多文化，特别是园林艺术在很多方面借鉴中国这一历史事实。

在谈到中国对古文化遗迹的保护时，重点落在未来中国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作者献计献策，在对未来中国园林事业的构想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其心之诚，读来令人感慨。

黄浦江 甘博摄 1917-1919年

三峡峡谷两边的高峰 甘博摄 1917-1919年

作者在提到中国无穷无尽的旅游资源时，热情洋溢地建言：“造物主已经赐予中国大地以最美最大的天然名园。比如沿长江或溯钱塘江而上，沿岸一带的美丽风光，到处都是名园。只是没有安装娱乐设施而已，大自然就是最大的名园。比如可在长江上游看险峻的三峡，可在钱塘江上游看美丽的茶园，可在江南水乡绍兴看朴素的田园风光。这些地方色彩浓厚的乡间景色比比皆是，旅游风光的宝贵资源充满中华大地。”

在结尾部分他更是激动地说道：“笔者在此提出未来中国庭园之理想图后，不禁想为未来的中国庭园状况卜一卦：中华民族以燕山楚水的佳趣为巨大背景，未来的中国庭园公园究竟会发达到何种程度？作为一个巨大的谜，我想将此遗留给遥远的未来，请后人作答。”

这显然是作者充满善意且胸有成竹的提问，而中国的后来者也基本做了令人欣喜的回答。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外国人莫论，连温饱都无法保证的中国人是很难自由旅行的；而如今，且不说已知的名胜，甚至连遍访中国名胜古迹的作者也没看到的风景名胜都已被发现并开发出来。比如近几十年中开发的九寨沟、张家界等，现在都已成为世界闻名的风景胜地，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资源。前几年译者有幸游历湖南著名旅游胜地张家界、凤凰古镇，还曾游历过江南古镇南浔、西塘、朱家角等地，亲眼看到作者当年无缘看到的张家界的奇景和修缮备至的设施，虽处处悬崖峭壁，却可供无数观光者游乐观赏；而开发后的江南古镇出现了游者如云的光景，作者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如今看来，作者有些预测已经如期实现；但有些问题也依然存在，不得不让人佩服其百年前预测的前瞻性。其思想竟与我们如此接近，甚至超越了今人的境界，这是读来既让人惊讶，又让人倍感亲切的部分。

此书虽以随笔形式写就，却又像是一篇教学讲义，作者对自己喜爱之处，不惜多次重复，事无巨细，一一指出，尤其对中式园林的样式和今后的保护措施，总结得十分到位，对中国风景旅游资源的预测又多了一些严肃的学术味道。此书成书于1928年，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各地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年月，名胜古迹受到各种破坏，这无疑让作者倍感遗憾，有很多呼吁今日读来也能让人感受到作者作为一位日本学者的热忱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西湖先贤祠九曲桥 常盘大定、关野贞摄 1918-1924年

作者在谈到关于中国文物古迹的保护时，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人从来爱讲大局观，不仅庭园如此，虽然‘国破’但仍有‘山河在’，大凡世事一切皆可以此模式类推。当初新造之时都格外讲究，但仔细保护下来的文物少之又少，以今日中国国情来看，对名胜古迹保护的阙如倒也情有可原。即便有对庭园进行保护和管理的意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听说偶尔尚有学者提出对名园的保护建议，但也不过是泛泛之谈。看着名园逐渐消失，为学界名誉着想，当务之急是尽快进行挽救；与其空谈，倒不如抓紧时间尽快对东方建筑艺术的精华进行研究，并为此展开各种学术考察。田野调查目前还来得及，在足够的调查勘察之下，积累重建的经验是最重要的。耽搁一日，名园的形制毁坏就多一分，渐渐完全消失，最终连研究对象也失去，那才是最可惜的。”

眼看山河破碎，古迹湮没于兵火战乱，确实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位爱国之士都痛惜的现实，这又不由得让人想起梁思成夫妇为此项事业做出的大量野外调查工作。好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都是幻想空谈者，为了祖国文化保护事业，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力和牺牲，十分令人敬仰和欣慰。梁思成夫妇作为专家和作者的同时代人，是否也注意到了后藤朝太郎先生的提醒呢！

即便如此，仅靠梁思成夫妇来完成这项事业显然过重了。事实上，直至今日，此项事业依旧任重道远，祖国大地上还有许多古建筑仍然面临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危机。

皇城紫禁城远景（景山远望）常盘大定、关野贞摄 1918-1924年

那个时代还遗留下许多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作者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情况显然是不满又无奈的，他看到上海的一些公园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歧视性标示，很明确地指出其野蛮性，认为这注定会在未来取消。对于北京一般公园仍收门票的情况，在当时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实际在起着排斥大多数人的作用，作者也表示了不认同。作者在文中说道：“作为公园，娱乐设施一切准备齐全，全等具有一定资格的客人入场。其实也就意味着，即便这城南公园，也同样有不具入场资格，无奈之下不得不离它而去之人。”

旧中国存在那种不合理的状况，自不奇怪，但在现如今，不得不说，这现象并没有完全解决，“公园”不“公”的现实仍然存在。各地著名景区门票居高不下，部分民众客观上被排除在外，这类问题，仍有待今人去解决。

作者尤其欣赏中国的江南风情，十分睿智地预见了近年来盛行的江南古镇游。今天中国旅游文化的一切细节，基本都在作者的预测之中，甚至包括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问题，如过度商业化、密集化，以及重修过程中的过度雕琢，等等。我想，本书的出版对我国园林文化的发展，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作者虽是大学教授，却不是只会教书的老学究，终生身体力行，亲身考察中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范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足迹遍及各地，竟让人有现代徐霞客之感。那是中国最混乱的年代，军阀混战，土匪作乱，考察途中甚至可以听到枪炮之声，然而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作者仍走遍了中国各地，做了大量珍贵记录。

毕竟是百年前的著作，文白相间，书中带着不少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文字优美，既有记叙，也有真情流露。作为一个日本人，作者却拥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情结，对中国古代诗文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竟让人产生正在品读一位传统中国文人作品的错觉。

兰亭流觞亭 常盘大定、关野贞摄 1918-1924年

作者对中国风景名胜的热爱之情，到了执着的程度，除了新疆、内蒙古和西藏，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中国。无论对东北、华北大平原的描述，还是对巴山蜀水的感叹，抑或对潇湘八景和江南风情的倾心，再或者对北京皇家御花园北海、颐和园的赞叹，对西湖周边风光发自内心的喜爱，乃至对中国庭园的一些细节的关注，随处都可见作者的真情流露。细细读来，你会感觉一位百年前的老学者，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他时而如循循善诱的师长，叙述自己对中国风景充满爱的见解；时而如散文家，笔触似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对我们的祖国大地做着充满诗情画意的描绘，信手拈来的一些中国古诗词，更添了许多亲切感。

译者小心翼翼，在保留一定的时代韵味的同时，尽量扫除不必要的违和感，尽力体现译文的流畅性。

毕竟是位百年前的老先生，译者在翻译此书前，对作者经历也不甚了解。翻译中为了解作者情况，查阅了一些相关文献，才知道作者作为大学者的真实面目；为让读者多了解一些背景情况，让作者更具立体感，不惜在此多添一笔。

由于后藤在中国寓居时间较长，行走全国，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民俗资料，大部分著作也都集中于对中国民俗文化的介绍，给一般读者的印象不过是一位中国社会民俗科普作家。而实际上，后藤朝太郎从学术上说，首先是位语言学家，他对汉语文字和音韵学的研究在当时日本属于第一流水平，尤其以《汉字音的系统》一书评价最高。写该书时，作者27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不久，此书出版后一度震惊日本学界。其实此书出版之前即已受到学界重视，由日本教育界权威伊泽修二和著名语言学家上田万年两位大学者亲自为其作序，评价甚高。伊泽修二在序中说道：“古来汉语音韵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尽管如此，后藤君仍勇于挑战，对汉字进行解剖，将其表音部分的最基本音素提取出来进行分析，以期对汉字语音系统做更为科学的研究。这是前人未竟的事业，连西方学者也没做过。笔者多年来苦心孤诣进行研究未获成功，不禁对后藤此书的出版感慨至深。”

而另一位语言学者上田万年对他的评价也同样很高，说后藤的研究让日本汉学界以及欧洲学者瞠目结舌，他的构想本身就很惊人。他在序中说：“后藤君的研究成果，一定会推动我国（日本）汉学研究出现新的高潮，并使我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学部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当时日本和欧洲的汉学界对汉语语音的研究还都处于收集资料的阶段，虽然也有部分论文出现，但从方法论而言，受到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影响的后藤，开始使用音素等科学手法对汉语语音进行系统研究，在当时来说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代的汉学家岗井慎吾的《日本汉字学史》中也提及后藤朝太郎：“关于汉字音系统的著名学术著作有后藤朝太郎的《汉字音的系统》，出版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作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此书摆脱旧的方法论窠臼，开辟了崭新的汉字语音学研究途径。”对后藤的研究给予了历史性的评价。

月亮门和竹子 甘博摄 1917-1919年

但之后的后藤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继续深入对文字学，尤其语音学的研究，乃至对甲骨文的研究解读，以及神话传说、人类学、绘画美术、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而如此一来，他自己关于中国整体知识的认知不足便成为切实的短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后藤很快便付诸行动，前往中国开始了长年的田野调查。他首先去的是古汉语语音遗留较多的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而此考察一旦开始便不可收，长达数十年。在中国的考察生活既增长了他的知识，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并促进了他对中国文化跨学科的考察，以至于后来写了许多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我们眼前这部书，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如果不是1945年作者因交通事故去世——当时只有64岁的作者，正是处于出成果的年纪——不知会有多少更有价值的中国研究著作问世，实在遗憾之至。而且通过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后藤发现，日本及欧洲的汉学界长期以来囿于对中国古文献的考察，而对中国现状漠不关心，这种汉学既与现实脱节，也缺乏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从而提出了创建“民国学”的主张，把贯穿古今的中国社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几乎同时期，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的权威内藤湖南［1］基于同样的理由提出了突破旧汉学的框架，开创“支那学”的提议。但后藤深知“支那”称呼对中国人的感情极具伤害，后来索性提出了“中国学”的建议，这显然比内藤湖南更进了一步。只是因为当时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的影响力远高于后藤，致使后藤的声音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篇幅限制，译者只能浅显地对作者做一点概括性的介绍，而本书只是作者对中国风景和园林文化的部分见解。但愿此书的出版能促进国内对类似作者这样的日本“二战”前学者的了解，并对中国园林艺术事业起到一点参考作用，且让年轻读者知道一点日本人眼中的百年前中国风光。毕竟是百年前的著作，翻译或有疏漏之处，还请业内同仁多多指教。

2020年8月31日于日本千叶县柏市

《中国的风景与庭园》[日]后藤朝太郎 著  李复生 译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