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中︱微风收木末，群动息山头——追记汪瀰先生

就在新年的第一日，竟如此意外、如此惊人地传来了噩耗，我素所景仰的前辈学人汪瀰先生因遭遇车祸，遽然离世！

汪瀰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的出版家，是于宗教文化方面贡献甚巨的大编辑，他参与策划并运思编辑的《走向未来》《宗教与世界》等学术丛书都广受士林推重，而最近几年，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同时推出有关印度学的《瑜伽文库》，更是印度瑜伽思想中国化的接生婆，它们推动了中国瑜伽学术的深度发展，哺育了无数生命真理寻觅者。

现在，许许多多关于印度经典的好书也正在他的筹画之中，却横遭逆风，痛失巨臂，令人扼腕。

我接到浙江大学王志成教授的信息后，一日无语，整个人被巨大的悲伤裹住，几乎无法自拔，在新年的喜庆当中、在友朋的聚会时刻，尤其不忍直视此事！

刚一开始，收到王志成教授转来的信息“汪瀰先生昨晚横遇车祸、意外身亡”，我心中颇难置信，因为就在圣诞节的同一天，汪先生还与我在微信上就《行动瑜伽》的重版与修订往来交流；更早一些日子，则是关于《直抵瑜伽圣境——〈八曲仙人之歌〉义疏》的广告词与封底、封腰的语句之勘定；王志成教授还告诉我，他们正在商谈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奇书《昆达利尼瑜伽心理学》的出版，此外，更不用说在汪先生手头已有诸多典籍成稿待出，如《唱诵瑜伽》《胜王瑜伽》《虔信瑜伽》《智慧瑜伽》《吠陀智慧》等……我当时心想，如果这是真的，那确是中国瑜伽学术的大厄！很快，种种消息陆续传来，汪瀰先生已经离开人世一事得到了证实！

斯人已逝，天地含悲，世情还在人间流转，而故交却已天人永隔。

元旦我忙了一天，于夜梦里惊回，彼时的我，还在记挂着汪瀰先生的离去；早上，我又记起王志成教授的郑重叮嘱。我正不知该如何自我开解、如何作文纪念汪先生之时，有一好朋友给我留言道：

于伟大的正法正道的传播事业来讲，先生逝去，是巨大的损失；于弘道中的同路人来讲，则悲痛之余，更是道心坚固，犹如金刚，以承先生之遗志。

另有一位瑜伽界的朋友给我发来了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一段话：

空寂越是渗透我的存在，我越是觉得生活中有一种奇特的双重入口般的觉知。一方面，每样发生的事，从最好的到最糟的，都是平等的神性之光，我几乎无法区别它们。这是一个奥秘：在这份觉知中痛苦和快乐是平等的，最悲惨的灵魂与最神圣的灵魂在这明光中都是平等的。落日和朝阳带来的是相同的喜悦，在这遍布的光华中，一切的事物都如实存在着。当我正接触这遍布的光华时，我听到最敬爱的休斯顿的城堡快要倒塌了。我的感觉却只是如如，一切还是美好的，一切仍然妥当，那永不休止的荣光，仍旧放射着光芒。

我知道朋友们是为了安慰我，我也理解生命当中，有着暂时的悲伤，更有着永恒的喜乐，况且身在节日的假期，耳中笑语，心中悲歌，对威尔伯的这段话尤其有了深度的共鸣与体会。但是，作为深爱这世间诸种情分的中国人，想到印度哲学中的三身（trikāyāh）之说，而尚处在“粗身”（physical body）之中的我，毕竟还牵挂着于粗身世界里遽然消失的汪瀰先生！

其实，我远无资格来谈与汪瀰先生的友谊，因为我至今还没有亲见过汪瀰先生一面，纯是道义与精神的相会，但汪瀰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认识了他，便无从忘记他的严谨，他的温厚，他的行动力与智慧力，以及他的悲心与文化的担当。

我最初知道汪瀰先生，是当年阅读四川人民出版社陆陆续续推出的《宗教与世界》丛书，也是借助这套丛书，我知道了约翰·希克、鲁道夫·奥托、朋霍费尔，还读到了汤因比的《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与日本人池田大作的许多关于佛教的对话录。但真正有过正式订交的，则是在汪瀰先生编辑由我翻译、后于商务印书馆问世的辨喜尊者（Swami Vivekananda）《行动瑜伽》之际，尤其是在我自印度回来之后的日子，他阅读了我为王志成教授《八曲仙人之歌义疏》所写的序言，因为里面有我自己的一段渺渺心路，故对我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蒙他赞赏云：“你的文笔确实很好，能把学术文章写得如此激情洋溢，确实少见。”

而一开始在《行动瑜伽》的编辑当中，我们之间并不是马上就进入默契，最初，他回过我一封信，语气十分客气：

尊敬的闻中先生：您好！

收到您昨天发来的斯瓦米•跋伽纳南达为《行动瑜伽》所写的序言，和您自己为该书写的导论。我觉得，这篇序言和导论都非常好，确实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特别是您写的导论，对辨喜其人及其思想的介绍和理解，都非常到位和精彩，我表示认同和赞赏。

与此同时，近日来我认真审读过您翻译的《行动瑜伽》开篇的部分译文，觉得还不太尽人意。其中有理解方面的问题，有表述方面的问题，也有个人语言风格与大众接受能力脱节的问题。其详细情况可见于我发给您的经我修订的部分译文中，其中批注中所写意见，并非针对这一处，而是对全书的要求。

当然，我的理解和修订也并非完全无误，有些地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切磋和商讨。但此书的译文，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斟酌和修订，方能出版，此点请您理解。

祝好！

汪瀰

在翻译当中，我为追求语言风格，常常一意孤行，一旦自以为理解了原意，便以自己的文风出之。在一贯严谨的汪瀰先生看来，此乃学术翻译之大忌。我彼时还没有完全领会他所说的“……也有个人语言风格与大众接受能力脱节的问题”之真义，心中颇不服气。后来细细拜读了经他手批的校对稿，他不仅反复校订，甚而推倒重来，页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红色标注，连一种语调、一个句点也没有放过。面对这份罕见的认真与执着，我不仅彻底明白了学界长者的真诚与耐心，更体会到将印度的思想，尤其是辨喜尊者的瑜伽思想，原原本本地以汉语呈现之重要。

我知道，以他的功力，足以胜任任何一本书的独立翻译，而他，作为编辑，历来是隐藏在许许多多圣典汉译的背后。诚如王志成教授所说的那样：“汪瀰先生最近编辑完成即将出版的是《直抵瑜伽圣境——〈八曲仙人之歌〉义疏》。读到这书的人是有福的，汪瀰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力校对这本究竟之作（作者按：印度的哲学中有一种对究竟经典的论断：所谓“知道真理者，就会成为真理”，即Brahmavidbrahmaivabhavati），我甚至认为他比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八曲仙人之歌》，因为它揭示了生命的奥秘，让人坦然面对生死，坦然面对这一不确定的尘世。我从他的校对中，意识到他的觉知高度，意识到他的觉醒之态。”

所以我想，辨喜尊者的《行动瑜伽》若是受到读者的欢迎，拥有了语言上的畅达与文风上的好读，皆当归功于两位校对者，尤其是汪瀰先生——而最后，汪瀰先生竟连校对者的名字也没有署上去，令我十分愧疚！

对汪瀰先生的工作，在基督教学术与西方宗教或神学的研究领域，我相信很多学者是了解其意义的，但他后来所专研的印度的学问，真要懂得，也许还要花一些时日，而且，以他的职业敏感度，他必是深感其中藏有大道，才会发愿编辑一大批好书，如川版《薄伽梵歌》《瑜伽经》《哈达瑜伽之光》《虔信瑜伽》，又如商务版《九种奥义书》《行动瑜伽》《八曲仙人之歌》，以前认为已经熟悉了他的人们，很可能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确实，在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吠檀多”（Vedanta）究竟是何物的时候，汪瀰先生已经遥遥走在时代学术的最前端。我个人很愿意把瑜伽与中国的此番相遇，看作印度跟中国的第二次照面。

第一次当然是古代的佛教，自东汉开始，两千年的岁月，逶迤而来，这第一次的相遇，曾转化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世界的轴心之突破，为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注入了活力，唐宋文化的两座高峰之所以能够拔地而起，正是由于印度佛教的介入，如钱穆先生所说，那些时代，“不世豪杰在禅门”。而今日的瑜伽圣典与吠檀多哲学，正在一部一部地翻译过来，当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契机。

瑜伽对中国的意义，若是发展得好，发展得正，我以为很可能会超过历史上的佛教。因为，佛教的传播毕竟是一种信仰的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形态，而瑜伽则不然，瑜伽是真正意义上的、不限于诸宗教与诸意识形态、不限于人种与肤色、不限于地域与时间的生命共法，它隐含着的乃是全人类的身心之共命，而一旦到了极致之境界，它就是深邃无比的生命哲学，是至高的不二论智慧，这也是和平主义与和谐文明的福音，“真理只有一个，不同的圣人，以其不同的话语来重述之”，此种精神，与中国哲学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义理完全相通。

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传统自孔子时代便已开始，而文化的次第介入，正是为了促成自身文化更新的周流变动，于此，文本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在经典文本的汉译方面，几乎已经一网打尽了，其转化只是时间的迟速问题。此时，我们若是能够更换一下视角，看一下身边的那个庞然大物，那个鲜活而古老的印度文明，通过了解印度，了解印度的瑜伽思想与吠檀多哲学，有望促成此间文化复兴之真机。

但是，若没有文本的翻译，没有化为汉语的经典文献，了解或转化云云，全都免谈。说得彻底一点，并不是全民学习与懂得了外语，就可以解决文化与文明的世运更新问题，异域文明最终必须以汉语典籍的形式呈现出来，火种方才不会熄灭，正如前辈梵学家徐梵澄先生所云：“倘从此学林续译其书，正可自成一藏，与佛藏、道藏比美。”化入汉字的异域文明，亦因汉字图像的不朽性而得以永恒，所谓“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生机俱在，端在契入。

所以，以王志成教授为首的学者，以汪瀰先生为代表的编辑，不知不觉间，借着瑜伽，借助吠檀多哲学，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巅峰，我记得当时汪瀰先生第一次给我的信件里，语言仍是一贯的低调与谦逊，他说：

尊敬的闻中先生：

您好！……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及对《瑜伽文库》的支持，应该说，对瑜伽文化的共同爱好使我们有缘相识和合作，这于我而言当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希望我们能通过此书的出版使我们成为终身的朋友。……阅读大师经典，当是人们从瑜伽初阶进入高阶的敲门砖。

其实，大概早在十年前，汪瀰先生在编辑王志成教授的两本重要著作——西班牙神秘主义者雷蒙·潘尼卡的《对话经》与印度商羯罗大师的《智慧瑜伽》——之时（两书最终以注疏本的面貌呈现），他们已经有着人所不及的全球视野，深入了庞大无匹、雄峻无比的须弥世界或佛家所谓的华藏庄严世界海，试图把最深切、最本源的印度精神，介绍给当代的中国。如今，正在美好之期待徐徐展开的时候，汪瀰先生却意外之间遽然离世，留下了众多未了之工作，令人如何不沉痛悲伤！

本来还想借机说说汪瀰先生充满人情味的一些事情，然为文宜短，只能点到为止，譬如他对学习瑜伽的侄女谢岫岫的循循善诱，告以思辨与哲学的意义；又譬如他常常道及自己的养狗经验，以及与狗朋友小柴的动人感情，据说，在出车祸之前，小柴看上去似乎神色怪异，满脸的闷闷不乐。莫非灵物如狗者，已经预先得知人事的无常与变故？

肯·威尔伯在写到他的朋友、宗教学学者休斯顿·史密斯时，曾说到了两句话：“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的虚弱，却显得光彩耀眼。我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如果你把灯光灭掉，他可能会在暗夜里发光。”我以为，身躯瘦小的汪瀰先生是当得起这句话的。所以，“在每一刹那变化多端的光华之上，所有的感觉都在加倍。哀伤变得更哀伤，快乐变得更快乐，愉悦变得更强烈，而痛苦也变得更剧烈。我的笑声比以往更大，我的哭声也比以往更惨”。

这里，我想用德国诗人歌德的一首《漫游者的夜歌》，来结尾此篇悼念之文，来纪念先行者汪瀰先生：

一切峰顶的上空

静寂

一切的树梢中

你几乎觉察不到

一些生气；

鸟儿们静默在林里

且等候，你也快要

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