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如果一个作家聊书都嫌麻烦，那要你来有什么用呢？

“贝娄还怕谁呢？”

英语世界里最有生杀予夺权的书评人角谷美智子8月退位，补她空缺的是一位印度裔的年轻女士，叫帕茹儿·塞加尔（Parul Sehgal）；闻此我心里一股无端的喜庆，就好比是自己的盟友在书人权力榜上平地青云。因为我记得5、6月份有一期《纽约时报书评》podcast，末尾大家依惯例在报告自己最近一周的阅读，突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2001年拿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的文集The War Against Cliché（《与陈词滥调一战》）蹦出来，塞加尔女士说，她每年都要重读这本书，“因为每次想浅尝几段，结果都忍不住把整本书读完”，“就觉得自己正投身于一个光辉的传统中，每次都让我大为振奋”。

艾米斯新文集The Rub of Time（《时间之痕》）9月份出版，代表了他近三十年的非虚构写作。和塞加尔一样，除了每一页上都是让我爱岗敬业的燃料之外，我也顺便想到读研时在外语学院资料室连续发现《与陈词滥调一战》和Cultural Amnesia（《文化失忆》）是何等地动山摇的一段时光：它们不仅告诉我之后 多年应该读什么，喜欢谁，更重要的，是用何种心态去喜欢——简单地说，就是要带着强烈的个人好恶。读《时间之痕》，最美妙的就是看艾米斯如何吹捧自己的偶像。比如，他认为美国古往今来写小说没人写得过贝娄是最确凿无疑之事。“他怕谁呢？”“霍桑那种程式化的狗血（melodramatic formularies）？梅尔维尔那种纷繁多样的讨人厌烦（multitudinous facetiousness）？还是福克纳那种重复到浑浊的杀气（murkily iterative menace）？”自然是都不用怕的。唯一有点难搞的是亨利·詹姆斯（“The only American who gives Bellow any serious trouble”），但不用说大师还是败下阵来，最重要的是他不如贝娄爱读者，而且（谁又想得到呢）文体上有瑕疵。文学意见跟所有人事一样，只要你觉得它要紧，付出足够心血，到最后免不了都要有点personal的（这个英文词聪明，一方面是只要能说服自己就好，一方面也隐藏着一点不太得体的攻击性）。

“真到不得已，我不介意给除臭剂广告或者番茄酱标牌写作……把念头变成想法，把想法变成文字，把文字变成印版、铅字、墨香的奇迹我从来不会厌倦。”

《时间之痕》里面，艾米斯给厄普代克My Father’s Tears（《父亲的眼泪》）写过篇书评，说这部短篇集最让人震惊的一页是“作者其他作品”。“六十二本，而且其中有些还奇厚无比。”主要是厄普代克太爱写书评了，每十年都能编出一本千页的散文集。上面的引语是他在《巴黎评论》的访谈里说的，我常把这句话和他描述纳博科夫的那个名句放在一起：“纳博科夫的文风实在是情爱的一种……它渴望把那种朦胧的精准（diaphanous exactitude）牢牢抱紧在自己满是毛发的臂膀中。”由此我自说自话得出一条从来都能给我力量的推论：把阅读时那一点点触动捕获成文字，不本来就是文学最光荣的任务吗？

艾米斯把写书评的小说家称为“艺术家-评论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把这种人称为“艺术家-实践者”，他写过一本March of Literature（《文学的演进》），很“个人化”的世界文学阅读史，副标题叫“从孔子到现在”，前言里用意很直白，大致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写得好的人，应该多写写评论，把“热爱”（hot love）表露出来，好让大家觉得阅读是有意思的。想到詹姆斯·伍德名著《小说机杼》的卷首引亨利·詹姆斯的那句话：“只有一种菜谱——就是对烹饪的深深在意。”很多人都说厄普代克文字好，但没什么可说的，伍德老师就是其中很雄辩的一位。但就如厄师傅所言，“模仿是赞誉，描绘是爱”，这世界上有思想的人那么多，我却总还是在找能描绘阅读的好作家。

“整体上，你怎么看自己为报刊所写的文字？”

“这也是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我早就怀疑詹姆斯·索特（James Salter）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文学。读《游戏与消遣》（A Sport and a Pastime），到某个点你终究是要被他那些短句降服的，觉得他写场景真的是迷人，当詹姆斯·索特写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看天，你真的就坐在巴黎的咖啡馆看天。但很快，等那些闻名遐迩的性爱开始，你就越来越觉得不对，我在迷茫中甚至发消息给我的那些品位更高的索特粉，问他们是不是这里有什么后现代视角转换——“我”“他”不分——的戏法。后来读《巴黎评论》的访谈，他说，自己就是觉得性爱用第一人称写太直白了，所以用第三人称缓冲一下——作为一个文体家，这也太随便了吧？

通读完了他新出的文集Don’t Save Anything（《写后即焚》），那个怀疑算是敢写出来了（保险起见还读了一本他的讲课集《小说的艺术》）。索特有材料（也就是厄普代克被大家指摘所没有的那些东西）：他开过战斗机，上过朝鲜战场，在欧洲住很久，在巴黎生了孩子，拍了很多电影，并因此熟知登山和赛车界，但这些事在索特笔下总有些没劲。上面那句话也是《巴黎评论》访谈里摘的。检测作家我一直有套优先级。不要先读那六百页的长篇代表作，先找他的文集。不要先看里面那篇一百三十几页写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钓鱼的长文，先看他怎么聊阅读。你真能信任一个不爱书的小说家吗？一个喜欢看书但又写不好阅读的小说家，是不是手艺有问题？索特曾经替杂志采访过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邓南遮、韩素音，读着真还没有我去小区门口取亚马逊快递更心潮澎湃。

“那种平淡的褒奖、朦胧的异议，极简的文风和那样无足轻重的小块文章，丝毫不见投入、热情、性格和癖好——说到底，还缺一种文学之意味——让《纽约时报》成了一个没有格局的文学刊物。”

马丁·斯科塞斯给《纽约书评》拍的五十周年纪录片里，主编罗伯特·希尔弗斯读了上面这段话。出处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1959年的文章《书评的衰落》，或多或少因为这篇文章，他们1963年创办了《纽约书评》。这句话之前的一句是：“[不痛不痒的书评]就是一个隐藏的劝止者（dissuader），把任何还带着一丝生气的对书乃至对一切文学事的关心，都温柔地、寡淡地、毕恭毕敬地排除掉了。”哈德威克文章好，句法刁钻，没法细说，我就很喜欢dissuader那个字，其实英文里未必是指人，但放在这里，就很容易把一篇无气无力的书评想成一个尽心尽责的说客，告诉读者：本该最在意书的人，连个喜欢讨厌哪里好坏都说不清楚，索性大家都别看了。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也是那种才名一但留心，往哪里看都是她粉丝的作家。桑塔格说过她的句子比任何美国在世作家都要漂亮。之前《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让他们的撰稿人选年度最佳，我曾在这个专栏里表达过情投意合的年轻“艺术家-批评家”亚当·瑟尔维尔（Adam Thirlwell）选的就是去年十月出版的《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文集》。其实哈德威克的文字并不是很对我胃口，像是过于纤巧了，不但要同时刻画评述的对象和自己的感想，有时甚至像是在用句子模拟这种印象形成的过程。所谓“朦胧的精准”；琼·狄迪恩（Joan Didion）说她的风格是“精妙的犹疑”（exquisite diffidence）。但风格无好坏，文章只分有趣无趣。狄迪恩说，读哈德威克让她懂得一件事：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能量。很多我认识的文字工作者都跟索特一样，不太看得起书评之类的文章，我每次都有些意外；《纽约书评》能成功，也就是不只让撰稿人“养活自己”，也要求他们创造好的文学。如果一个作家聊书都嫌麻烦，或者没法边聊书边暴露自己、创造艺术，那要你来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