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这个故事，我已经养了七八年

读《我的曾外祖母》，你是否感觉它像是一段真实的历史？金仙儿、姚新民、黄浩楠……这些人仿佛都真实地存在过。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你甚至可以窥见他们血肉饱满的身影。

无论是选材还是行文，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获得者赵柏田老师的小说都像是历史故事一样，给读者真实之感。这是因为赵老师既具备充足的非虚构写作经验，又做了非常扎实的史料档案研究，将故事“养”在心里，厚积薄发。

几天前，央广网《品味书香》的主持人小马在节目中倾情推荐了赵柏田老师这部长篇小说新作《我的曾外祖母》。在节目中，赵老师向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他的创作情况。下面节选《品味书香》中赵老师谈创作《我的曾外祖母》的部分，和大家分享大师的创作历程。

这个故事，我已经养了七八年

——赵柏田谈创作《我的曾外祖母》

整理自央广网《品味书香》节目，已取得授权

一、在文学与历史之间

我称自己的写作是一种中间地带的写作。历史向文学走去，文学向历史走来。多年来，我的写作领域就是文学和历史的一个中间地带。我的写作所操持的方法就是虚构和非虚构。

在非虚构的方向上，沿着思想史、生活史和制度史的脉络，这十年来，我完成了关于明朝的三本书：《南华录》《岩中花树》和《大明王朝之春夏秋冬》，重塑一个国家记忆的三部曲——《中国往事》三部曲，写晚清到近代的中国现代性转型。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同时一直在坚持小说写作。上个世纪90年代，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发表在国内的一些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上，近十年用力在长篇上更多一些。

《我的曾外祖母》作者 赵柏田

《赫德的情人》和《买办的女儿》在2011年和2015年先后出版。今年，这两本书都在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了新版。这次的新作《我的曾外祖母》也是他们出的。所以我特别感谢KEY·可以文化这个团队，感谢出版人曹元勇先生，他和他年轻的团队对国内原创文学起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赵柏田《买办的女儿》《赫德的情人》书影｜KEY·可以文化出品

昆德拉说过：“小说存在的意义就是去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所以我的小说和非虚构出发的源头可能一样，但要抵达的方向是不同的。

短篇小说是诗性的。如果写出一个好的短篇，你会有一种被刹那间照亮的幸福感，通体清澈透亮。

进入中年以后，我觉得这种诗性渐渐消退了。这也许是我转到长篇小说上来的原因。短篇小说是一个精致的容器，长篇小说是命运之书，它可以设计人生、推演命运，让故事沿着你预先设置好的大致的方向前进，甚至体能的分配、节奏的掌握，都可以提前预计。

写作长篇小说是一项体能消耗庞大，耗日持久的工作，但同时它也是安全的。当然，我也要警惕这种安全感带来的某种写作上的惯性。

但不管怎么说，我会始终是一个有小说理想的写作者，我不会放弃通过小说来探究一些我感兴趣的命题，比如历史，比如人性的高尚与卑微。

几年前，我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扫烟囱的男孩》，里边有一句话我依然认同：“我曾经是一个追光少年。”现在我依然追随着那缕小说之光。

二、金仙儿真实存在吗？

一些朋友读过《我的曾外祖母》很吃惊，说：“原来你的妈妈是上海人。” 还有人问：“没想到你的曾外祖母是民国一个才女画家，你手上还有没有她的画呀？”

这可能是因为我写长篇之前做的史料档案的研究功夫比较扎实，细节比较丰富准确。再一点，我的非虚构写作也对我现在的小说写作有着不知不觉的渗透。

我认为一个长篇小说作家必须做这些功课。这些研究不一定进入小说，但它们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一个物质性基础，这个地基必须要坚实，小说才有说服力。

我听说，有人质疑孙甘露先生新出的长篇《千里江山图》里的一个细节：黄浦江的潮汐变化。孙先生马上拿出了一份潮汐变化图来。小说家有时候就要这么较真。写完这个小说我都一一记得，金仙儿从虹镇去明城从哪里坐船，她和姚新民一起去黄河边上登的那座唐塔在哪里。

这本小说出版以后，有一次我陪朋友走过外滩一家银行，我说金仙儿的姨父被暗杀人员扔炸弹，就是在这家银行的门口。

这个故事，我已经养了七八年。你在心里养着这些素材和故事，就会成为一个有心事的人，你要养出那么一点味道来赋予它一个意义，或者找到一个好的出口，小说的轮廓才会慢慢地出现。

2018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一个培训，住了一个礼拜，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出口出现了，就从那时开始写的。

关于“我”的曾外祖母金仙儿这个女性革命者，我只能这样说，她是我虚构的，但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不只是金仙儿有原型，小说里其他一些非主要人物也都有各自的原型，只是都经过了我大大小小的组装和变动。

金仙儿是一个财主家的女儿，她有革命的冲动，但因为出身的关系，她一直在革命大潮的外围。

这样一个被革命大潮裹挟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就显得很独特。五四以后，自从西方的娜拉带着中国的娜拉走出家庭，中国的女性便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她们渴望走到广阔的社会中去。

图｜© Patya Pindo

到了红色30年代，她们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中去。“我”的曾外祖母金仙儿就是这样一个热血青年。要知道当时澎湃汹涌的革命浪潮席卷了多少这样的青年，但革命这辆战车不是谁想上都可以上的。

金仙儿出身不好，她热爱文艺，对人生充满幻想，她姨夫是银行界元老，表哥在军委会任职。她文艺梦想破灭转向革命的时候，组织上就认为她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性格单纯浪漫，还需要考验，就安排她做一些外围工作。

随着形势发展，组织上安排她回到小镇潜伏，又送她到上海学习无线电。所以许多时候她似乎是被遗忘的。后来上海交通站遭到破坏，红色根据地又被敌伪夹击，组织安排她嫁给她表哥，借着娶亲船运送武器和药品到根据地。

这个时候她已经有了意中人了。但为了革命事业，她仍然服从，嫁给了表哥。

我们先前看到比较多的是那种大女主式的革命者。众星拱月，集所有的关怀于一身。但金仙儿这个文艺女青年不一样，她满怀热情，向往革命，以革命的梦想燃烧自己。

少女时代的金仙儿和别的女生不一样，因为她心里有一个憧憬。有了这种罗曼蒂克，她才会像包法利夫人那样，以小说和文艺杂志来指导她的行动，指导她的生活。

她像追梦一样追革命。革命吸引她，改变她，让她向往服从，无条件地牺牲自己，还唯恐牺牲得不够。为此，她断舍离原生家庭，拒绝爱情，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场计划外的婚姻。

但她一直在外围，所以有的读者觉得她不值当，为她的命运唏嘘，觉得她的一生被浪费了。历史往往是残酷的，并不是每一个向往革命的人都会顺顺当当地一直坐在革命的战车上，一些偶然和动荡会把一些人抛到历史洪流的边缘，让他们去经受无法预料的种种磨难，最后成为普通大众中的一员。

我写“我”的曾外祖母金仙儿的一生，就是想让大家看到一位既纯粹又传奇的革命女性，也看到被裹挟其中的小人物们的复杂命运和历史的多元性。

《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写的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主要人物，就是裹挟在历史潮流中沉浮的边缘知识分子。所以在《我的曾外祖母》的开头，我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关于历史的一句话，也是向他致敬。

“没有人造成历史，也没有人看见历史，如同没有人看见草怎样生长一样。”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像金仙儿这样向往革命的青年在红色30年代是有普遍性的。我很认同出版人曹元勇先生对她的评价。他说小说中的那位小镇文艺女青年“我”的曾外祖母：“因为她所具有的代表性，可谓是我们很多人的曾外祖母。”

三、《我的曾外祖母》中的追梦人

我在小说的开始写到1938年国民党陆军中将，明城城防司令黄浩楠，他也是“我”的曾外祖母的表哥。他因为违反军人战时不准结婚的通令，被第三战区司令部秘密枪决。

小说中的“我”去调查这桩陈案的真相，然后展开了“我”的曾外祖母金仙儿一生的故事。这个黄浩楠将军其实是中共的一个高级谍报人员，他的故事就是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了。

另一个人物是昆虫学家姚新民，他也是一个梦想主义者，但他最后实现了梦想，因为他同时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我是把他作为金仙儿的对位来写的。相比之下，金仙儿的文艺梦、革命梦就显得飘渺，而姚新民的梦想一直都很坚定。

还有最早引领金仙儿走上文艺道路的老蔡，他带着女孩子们去北京的时候，利用少女的无知侵害了金仙儿。这样的人死上一万遍也不为过，但最后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死得其所。

人物的扁平化，是我一直警惕的问题。小说家应该赋予他笔下的人物立体的、丰富的人性。

《我的曾外祖母》这个小说延续了我对革命的一贯思考。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如同巨轮过三峡，到20世纪初叶转向革命，这是意外，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我在小说后边“多余的话”里点到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

20世纪的革命是一个硕大的梦想降临。先是从新文化运动里出来的文化领袖们绘出了一幅梦想的蓝图，运用政党政治和暴力革命去谋求实现，然后鼓动起了广大的小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投身其中，最后吸引了普罗大众的加入。

那么，对小说中金仙儿这样的青年来说，文艺是先天的梦想，革命是后来加入的梦想，文艺是她的小梦想，革命是她的大梦想，对革命的梦想和向往，让她把生命投入到了更加宽广的历史的大河里。

小说里的金仙儿、姚新民、黄浩楠都是追梦人。姚新民研究了一辈子蝴蝶。这本书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追逐心中的蝴蝶。蝴蝶这个意象对小说中的这些人来说，是梦想、是爱，也是苦苦追寻而得不到的美好。

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评判金仙儿是不是找到了心中的蝴蝶。她最初追逐的是文艺，后来向往在革命中安身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到最后，她成了上海弄堂里一个平静的老妇人。所以从文艺到革命，再回归日常，她一生的轨迹应该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

《我的曾外祖母》

赵柏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

原标题：《赵柏田：这个故事，我已经养了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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