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王缉慈：我心中的科学城

·将科学知识与专长真正融入地方的企业网络，是科学城对国家和地方产生直接效力，以及众多科学家成为经济活力财富的前提。

王缉慈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一

我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了“科学”的种子，因为那时学校教育我们要爱科学，在勇攀科学高峰的路上没有崎岖的道路可走。家里订阅了《科学大众》杂志，那时我看的科幻故事里的太空探索图片，与现在航天员太空生活的真实影像似乎差别不大。我和同班女同学曾以居里夫人为榜样，以当科学家为人生目标。

1958年我到位于中关村科学院的初中同学家里玩，那时中科院刚建不久，据说是仿照苏联科学院建的，和北大清华相邻，集中了中国顶尖的科学家，要用科学改变中国的“一穷二白”面貌。中科院配套建了很多公寓楼，还有能与莫斯科餐厅媲美的“中关村茶点部”。那一片地方就叫“科学城”。

高中毕业时我的同桌考上了中科院下属的中国科技大学，后来“战备”需要，中科大搬到安徽合肥去了，听说合肥是“科学城”了，因为董舖水库岛上的宾馆由中科院接管成为“科学岛”了。1990年我应邀去岛上给中科院的一个所做讲座，当时岛上的四个研究所没有公共会堂。北京“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先生得知我去“科学岛”，托我到等离子体研究所取到了一点工资。

还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城是核工业基地，俗称“九院”的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从北京到青海海晏县到四川山沟里进行核试验，1983年“九院”的全部人员迁到绵阳，成为“科学城”，后来我去到那里，科技人员聚居的大院已经相当破旧了。

二

近两年，在解决“卡脖子”难题必须强基础的紧迫形势下，以宏伟的科学发展目标，较大规模地建设大科学装置为特征的“科学城”和作为高端人才集聚地的“科学家之城”，在北京、上海、合肥、广州、成都、重庆、深圳等城市发芽开花，我虽然未曾有机会了解这些“科学城”的开发和建设情况，不过由于我到过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关西科学城、瑞典的西斯塔科学城、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科学城（卡图加工程）以及国外的其他几个科学园区，并翻译（译审）了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尔和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教授皮特•霍尔合著的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21st 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一书，还是想就科学城的建设和发展谈谈看法。

三

与我国的高新区、开发区和其他新城不同，科学城应该是由政府进行规划建设的、有意构筑的脱离动荡城市中心的一种优越的特殊空间，这种科学环境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机制，能使科学家和学者们在科学社区里激发内聚力，进行科学探索，潜心追求科学目标，通过研究活动的协同以产生卓越的科学成就。

日本的筑波和关西科学城有很大区别，瑞典的西斯塔和隆德科学城也很不一样。大部分是所谓“纯科学城”集中于科学研究，而不受生产环境的直接影响，另外一些科学城与工业公司建立联系或自己创建商业公司。科学城通常能支持国家的科学发展，也往往成为地区发展的工具，以期将较好的科研成果逐渐渗透到经济和社会中去。

四

有一种说法，世界的“纯科学城”诞生于1957年的赫鲁晓夫之梦，在西伯利亚白桦树林中建造科学城。开始，主要由物理学家参与的一个俱乐部楼下进行研讨会和讲习班，楼上经常有舞会与酒会。但后来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逐渐官僚化，科学城人才流失和缺乏协同作用，使一些科学家在官僚主义与市场力夹攻下感到遗憾。由此，对西伯利亚科学城的一项总结中说，建设科学城会带来工作条件的改善和更好的科研设备，有助于研究活动；组建新的研究机构，有可能打破官僚主义的束缚，破除已有学术中心的保守观念。然而，除非建立了新型的研究管理组织体制，否则，旧有的科研体制弊病会在新科学城中再生。

始建于1963年的日本筑波常被作为“纯科学城”失败的典型，甚至称作“科学乌托邦”。60多年来日本政府对最初缺少产业支撑的筑波进行了制度改革，加强了市场化导向。但直至2019年，近半的筑波市民在一项调查中仍然说感受不到“科学之城”的元素。

日本的关西科学城建在京都、大阪和奈良之间，采取多核心的发展模式，而且公私合伙，吸引工业公司和协会，为研究成果商品化提供渠道。这座科学城目标是提高经济竞争力而做科学研究，从设计之初就把未来的基础研究与工业研发及应用结合起来。

瑞典西斯塔科学城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上作广告，2011年我去参观时，其建设还没完工，它的原址是爱立信总部，在移动通讯生产集群的基础上，吸引了很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并孵化出创新型小微企业，形成了由大学、企业和政府共同构建的创新网络。瑞典创新署（VINNOVA）对国家创新项目进行了全过程管理。

五

建设科学城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并非必然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工具。如果缺乏专门的政策把它的科研活动与当地经济联接，科学城就可能成为飞地，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很少。科学城所在的地方如果具有经济活力，也能主动利用科学城蕴藏的科技潜力。将科学知识与专长真正融入地方的企业网络，是科学城对国家和地方产生直接效力，以及众多科学家成为经济活力财富的前提。

总的来说，科学城概念是在理想主义中诞生出来的，要将它的目标变为现实，不仅需要先进的大科学装置、优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足够的公共空间，还需要科学城内人们的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刻苦攀登科学高峰的科学家精神，以及跨领域、产学研协同的科学氛围和共同价值观的团队精神。

参考文献

卡斯特尔·M, 霍尔·P. 1998. 世界高技术园区: 21世纪的产业综合体. 李鹏飞等译, 王缉慈译审.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缉慈，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