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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焦裕禄精神之肇始

2022-08-17 20:3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在焦裕禄的《干部履历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42年6月至1942年12月，日寇五次强化治安，被日寇宪兵队抓去，在博山、张店、济南日寇宪兵队坐牢；1942年12月至1943年5月，被日寇押送东北抚顺大山坑煤矿下煤窑；1943年6月至1943年7月，从抚顺煤矿跑回家被汉奸和日寇抓去坐牢十天……

一种精神的产生、形成来自实践，是长期累积、升华的过程。历史人物身上的特殊品行往往与时代和个人经历相关联。悲惨的童工生活、苦难的矿工经历、九死一生的劳工劫难，造就了焦裕禄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性格和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情怀，培养了焦裕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科学求实、不畏困难、不惧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他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得到实践、发展、升华和弘扬，最终造就出一位世纪伟人。

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时的焦裕禄

二十岁时被日伪抓捕，

从此开始人间地狱般的生活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中部博山县（今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北崮山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家乡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1914年10月，日本人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侵入淄博煤矿，并于1922年组建了中日合资的鲁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焦裕禄八岁开始在本村读小学，十二岁考入南崮山县立高小。1936年，十四岁的焦裕禄因家庭变故辍学。后来，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家里没有吃的，又欠下外债，焦裕禄的父亲终日愁闷，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

焦裕禄不得不到离家不远的黑山煤矿做工。当时的矿井被称为“地窝子窑”。之所以叫“地窝子窑”，是因为矿井矮小得如同地窝子，人在里边转不开身子，只能跪着甚至仰躺着挥镐刨煤，挖出的煤用篓子往外背，人要爬着出巷道。这样的“地窝子窑”毫无安全保障，冒顶、塌方等事故经常发生。当时，像焦裕禄这样未成年就到煤矿挖煤的童工，在淄博煤矿有一千多人。这段艰辛的经历，使焦裕禄对煤矿的方方面面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在未成年时就经历了挖煤的艰辛和生命的无常。

青年时期的焦裕禄

1942年8月3日，即阴历六月二十二日，二十岁的焦裕禄被日伪军抓捕。焦裕禄曾详细记录了被抓时的情形：

早饭后，天气很热，吃过早饭，刚睡（躺）到床上想睡觉，忽然大门外狗咬（叫）非常厉害。我赤着脚光着背到大门口一看，两个鬼子一个翻译，持着枪在看我家门牌，我见势头不对，便出大门向南拐弯，想跑走。但未走多远，从南面过来两个汉奸便衣，各持手枪，迎头碰上，一把将我抓住，叫我带路，找一开杂货铺的焦念镐。到了焦念镐的小铺，人已跑了。汉奸将小铺的钱、纸烟等收拾一光，便带我到了村外三辆汽车跟前。我一看汽车上已捆满了邻近三村的人，我对门一家的祖父焦念重也被捆上了汽车。鬼子汉奸还正在从四面向汽车跟前抓人，又从外村开来很多汽车，一齐开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日寇宪兵队。从此开始了人不能想像（象）的地狱生活了。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伪满实施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1942—1946），该计划的重点是确保煤炭等战争急需的物资供应。煤矿是劳动力密集产业，需要大量的工人。为此，日本一方面操纵伪满实施所谓《国家总动员法》，在“满洲”就地招募劳工，强化劳动统制；一方面着手从华北地区招募劳工，重点是山东、河北。焦裕禄就是被日伪军闯到家中强行掳掠的。

日军抓苦力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最初是为了在苏联和“满洲国”边界构筑工事。刚开始，去应募的人还和家里有联系，然而在工事完成后，日军方为了不泄露军事秘密，就将这些劳工全都炸死或打死了。过了两三年，家里也见不到人回来，此后就再没有人应募了。日军于是开始抓劳工，强制奴役劳工。他们以抓捕野兔作为练习，规定抓捕对象是“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子和短发的妇女。逃跑者一律射杀”。后来由于人数不够，日军把十三岁到七十岁的人都抓了。

在日本侵略者看来，骗招一名矿工的成本仅需十几元，强征、摊派、抓捕的花费则更低。当时每个矿工每天平均生产煤炭0.53吨，可创造纯利0.77元。以此计算，不用二十天，就可抵消资方骗招劳工的费用；二十天以后，可完全为日本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辗转张店、济南日本宪兵队和集中营，饱受虐待和欺凌

抓劳工的汽车开到了宪兵队门口，被抓的村民被驱赶下汽车，一行行地跪在宪兵队院内。鬼子登记一个用皮靴踢一脚，随即关入监牢。

焦裕禄被押入第一个监牢，一进门就见到两人躺在地上哭喊。问清了才知道，一位是朱家庄村放牛的青年，在山上放牛时被抓，审问后被日寇用火油（煤油）烧得遍身焦烂，时而从昏迷中醒来高声喊妈，时而高喊小牛犊吃了人家的庄稼，打牛打牛。另一位是郭庄村的老农民，审问后被日寇用铁锹把腿打断了。还有三四人，有的还未被审问，有的审问时打得较轻，只灌了凉水。

焦裕禄和一同被押进去的十几人都吓坏了，询问已被审问者，日本人都问些什么。被审过的人说，日本人一开始便问在不在共产党，在党的就打得轻，何时不说何时挨打，灌凉水不说，还用报纸沾火油烧，到底也不说的就打死了事。后来，焦裕禄回忆他被审问时的遭遇，说：“汉奸翻译将我拖到日寇宪兵队桌子跟前，鬼子上来踢了两脚便问是不是共产党。”

当时在张店日本宪兵队内被关押的有几千人，终日都要遭受日寇用各种方法毒打、刺刀穿、男女裸体跳舞等惨无人道的迫害，几乎每夜都向外抬死人。

焦裕禄等人在这里被关押到11月。他们都还穿着单衣，夜间挤到一个墙角，冻得终夜不能睡觉，也不敢说话，夜夜盼望天明，天天想的是何时被处死或放回家。到了11月底，日寇忽然从每人家中给他们要来了棉衣。12月初，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捆上汽车，拉到了胶济铁路张店车站日寇宪兵队，押在楼底层的一间小牢房内，焦裕禄也在其中。日寇对他们更残忍了，每天只能吃半斤粮食，三十余人住一间小牢，不能全坐下，只好一半站着一半坐着，白黑轮流休息。住了一个月后，1月底的一天夜里，日本侵略者将他们五人一组捆在一起，押上闷罐车，从张店出发，一天一夜后到了济南。

当时，北崮山村有很多青壮男人被抓进了日军宪兵队。出事的人家求亲告友，四处借贷，往汉奸队头头手里塞大把的光洋（现大洋），于是陆陆续续有人被放了出来。被抓的人中，只剩下焦裕禄和他的一个本家爷爷焦念重。焦念重论辈分是焦裕禄的“小爷”，可是年龄并不算大，四十岁刚出头。他家什么都没有，拿不出赎他的钱。而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之前因向同族的一位有钱人借了两块多钱的高利贷，当这笔钱连本带利滚到十块钱时，他被逼无奈在家里悬梁自尽了。

焦裕禄的母亲卖了两亩山岭地，凑了些钱，托一个在博山城里开药铺的姓郭的邻居去打探门路。郭掌柜是个热心的人，也认识警备大队的一些头头。可钱是送上了，放人的事却石沉大海。

在济南，焦裕禄先被押运到日本设在济南的宪兵队，随后又被转运到“济南救国训练所”，实为日军设立的集中营。“济南救国训练所”建立于1942年9月，由驻守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代号仁字第4221部队）管辖，全称是“仁字第4221部队救国训练所”。关押在这里的人员主要有三类：一是战俘，二是日军扫荡时抓捕的平民，三是日本宪兵队等转来的所谓嫌疑犯。焦裕禄属于无辜的平民。

在“济南救国训练所”关押的时间虽然只有二十多天，但焦裕禄饱尝残害和欺辱。他回忆说：

在此所内每天吃两顿饭，汉奸（给）每人发了一张编印好的誓词，每顿饭前有（由）一汉奸领着念，念完了再吃饭。誓词的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头一句是：我等脱逃九死一生之难，由过去迷梦中觉醒而苏生；最后一句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总之是感谢日寇不杀，坚决反对共产党。

该所的所谓训练活动主要是：思想训练、日语培训、劳动生产培训等。被关押人员每天要做新民操，读日伪报刊，听所谓“大东亚圣战消息”广播，静坐“思过”等。

根据日军仁字4221部队《救国训练所章程》的规定，凡是在此关押人员“训练时间开始定为两个月，后改为三个月，最后改为半年，特殊人员训练可以延长”。在该所训练结束后，日军对愿为其服务的，发给毕业证书，或送到日伪机关和特务机关安排工作；或发给良民证和路费，留下通信地址，建立联系方法，放其回家，并要求其定期向当地“新民会”和特务机关提供情报。而大多数敌视日本、无法被日军利用的战俘，则被送到华北、东北各地去当劳工。

焦裕禄在此被关押的时间不到章程规定的最短的两个月，仅二十多天，就被押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服苦役了。由此可见，他在该所的表现，日本人并不满意。

焦裕禄

在抚顺大山坑煤矿服苦役，历经磨难

抚顺位于辽宁省的东部偏北，是浑河的发源地。抚顺煤田面积约三十六平方千米，当时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十三点八亿吨，具有矿床规模大、埋藏浅、适合露天开采等特点，最厚的煤层达一百三十米以上，日本侵略者称其为“帝国的一大宝库”。

20世纪30年代大山坑煤矿宣传画

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就取代俄国侵占了抚顺煤矿，由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该矿实行了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抚顺煤矿是日本侵占中国的煤矿中规模最大、矿工数量最多、煤炭产量最高、伤亡矿工数首屈一指的煤矿。1936年，抚顺全年的煤炭产量为九百六十二万吨，占东北当年煤炭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约占日本侵华时期掠夺中国煤炭总量的一半。1942年时，抚顺煤矿的工人总数达到十三万六千人，焦裕禄成为其中的一员。

焦裕禄在抚顺的就劳场所为大山坑煤矿，日本人称之为大山坑采炭所。大山坑是日本人最早在抚顺开采的煤矿，始建于1907年，1910年正式投产。该矿以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满洲司令、陆军大将大山岩的名字命名，位于抚顺矿区的西部，是抚顺十二个煤矿之一。大山坑煤矿是直井，也是一个事故多发的煤矿，1916年曾发生一次井下火灾事故，造成一百五十名矿工死亡。1928年4月9日发生井下透水事故，造成四百八十二名矿工死亡。

焦裕禄在这里当劳工时，大山坑煤矿有数千名中国劳工，分属十几个劳工队，焦裕禄所在的劳工队名曰“扩大利用新生队”，他后来回忆说：

到煤窑后，因所有人都在宪兵队被折磨了半年多，只剩一身骨头，不能走路，但还要下坑。每天早晨，大把头拿着棍子到宿舍查一遍，谁不下坑便用棍子毒打。再加上有些人因在宪兵队吃不饱又吃不到油盐，到煤窑后叫吃饱了，但吃的过多肠子涨破了，有些人得了病不能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又死去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我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重也死在此煤窑了……

来到大山坑煤矿不长的时间里，同时从家乡被抓捕来的乡亲大部分死亡，这无疑对焦裕禄产生了很大震动。

那时，矿工劳作分日夜两班，上午及晚上10时30分，是矿工入坑、出坑的时间。在井下干活，就是在水里干活。新开的巷道地上都是水，深的地方有七八寸。有的掌子面顶板上向下漏水，把矿工们穿的衣服都弄得湿漉漉的。

日本人为矿工在东山、茨沟等处用破砖烂瓦、秫秸、沥青油盖些地窖似的臭油房。房矮檐低，漆黑闷热，夏天苍蝇蚊子飞，臭虫多得染红了墙。这些臭油房一到阴雨连绵的季节，就是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到了冬季则四壁皆霜，寒风透骨，使劲一拳能把墙打个大窟窿。

在所有受虐的方式中，忍饥挨饿是最为普遍的。由于矿工们被抓捕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一旦有机会吃顿饱饭，就会不计后果，甚至出现了个别矿工吃饭被撑死的情况。遇到矿上检修，矿工无法挖煤，日本人就不给矿工送饭。有时候送些窝头咸菜，却要矿工趴在地上学狗叫，每叫一声才扔过去一块窝头。这些屈辱，焦裕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在日后的工作中，无论是演讲还是宣传党的政策，都会提到这些屈辱经历，每每讲起都不禁泪流满面，听者也是悲愤交加。

焦裕禄被奴役所在地——抚顺大山坑煤矿

危险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得长年累月在煤矿工作的矿工们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和健康的损害。矿工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往往小病发展成大病，轻病酿成重病。加上职业病、传染病等，矿工的健康更是雪上加霜。

焦裕禄来到抚顺煤矿服苦役的1942年，正是日本在伪满实施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启动之年。为了多生产煤炭，日伪当局通过搞“增产周”“大出煤运动”，派遣出煤“督励班”等措施，确保炭产量达到预期目标。而要实现上述目标，日伪当局并不依靠增加机器设备和资金投入，而是靠大肆强征矿工，对矿工实行高压统治来实现，不惜用中国煤矿工人的生命来换取煤炭。

在此情况下，一些忍无可忍的矿工开始了反抗，其中最常见的是冒着危险逃亡。

1955年8月，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担任代培主任时期填写的一张《干部履历表》

逃离魔窟

矿工逃亡主要有集体逃亡和个体逃亡两种形式。焦裕禄选择的是个体逃亡。

关于焦裕禄逃离抚顺大山坑煤矿的时间和经过，他的女儿焦守云有比较具体的记述：1943年“4月的一天父亲下窑回来，忽然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岳母的邻居（焦裕禄于1942年与郭庄的一位姑娘结婚——作者注），父亲认得他，但他不认识父亲，一聊起来才知道这位姓郑的邻居在抚顺消防大队工作。父亲就给岳母写信说明情况，于是岳母就给邻居写信拜托他解救父亲，姓郑的邻居才决定救父亲。根据安排，父亲晚上把棉被拆掉，把被单扎到腰里，第二天早上趁下窑时跑到了消防队。在消防队住了几天，邻居介绍父亲到抚顺市西三条通市卫生队扫马路，扫了两个月，挣了盘缠他决定回家。但没有鬼子、汉奸发放的劳工证，坐不了火车，又通过邻居安排的消防车坐到沈阳，这才买到了回家的车票”。

当时，被强掳来的矿工选择逃亡有很大的风险，成功逃亡需要相当的智慧和胆略。

在抚顺煤矿，日伪方面在矿内建立了密探网，在煤矿主要通道设立了十六个点，配置流动防止员。在矿外要求当地百姓连保，凡发现矿工逃跑知情不报的给予惩罚，举报的则给予奖励：抓住一名普通矿工奖励五角，一名特殊工人奖励一元。除此之外，日伪还在奉吉铁路的章党、前甸子、抚顺城站，奉抚铁路的抚顺、大官屯、瓢儿屯、李石寨站，以及抚顺附近的汽车站安排流动人员，负责抓捕逃亡矿工。伪满抚顺地方当局还规定，如果煤矿逃亡一名矿工，就要从当地征用一人来补缺。这使得当地群众为求自保，不敢掩护矿工逃亡。为了遏制矿工逃亡，日伪当局明确要求发生逃亡事件后必须追捕，不仅公布逃亡矿工的名字，还将其身体特征、左右手指纹号一并公布，以便抓捕。被抓回来的矿工一般被关押在“矫正辅导院”。

抚顺“矫正辅导院”“训练”和“矫正”的办法是：皮鞭抽打、“镐把炖肉”、灌凉水、灌煤油、上大挂、夹指甲、举板凳、冷冻、倒吊、戴防声具、穿“镇静衣”、暗室监禁和减食……“镇静衣”是用厚牛皮制作的，给人穿上后，往上洒水，牛皮遇水，逐渐膨胀，挤压胸部，使人呼吸困难，十分痛苦，时间长了可把人憋死。“矫正辅导院”用这些酷刑折磨死不少人。

焦裕禄从1942年8月3日被抓，到1943年4月回到家乡，其间共约九个月时间。这段经历可谓惊心动魄，九死一生，无论对焦裕禄的身体摧残，还是精神的养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经历的苦难更是当时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数以千万计中国劳工的一个缩影。

1953年6月，三十一岁的焦裕禄从共青团郑州地委书记的位置上被上级有关部门选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先后担任筹建处秘书组副组长、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等职，直到1962年6月调离，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整整工作了九年。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由苏联援助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主要产品包括提升机等煤矿所用的机器设备。这是焦裕禄一生中又一段与煤矿有关联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