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大风险与应对策略

文｜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晨曦，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当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面临的内外多重因素的负面冲击，对正在布局的新发展格局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定目标，产生了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需要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其重大风险、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

一、科学认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演化逻辑及其蕴含的重大风险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推行逆全球化，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正在发生新的演化逻辑，呈现新的变化格局，蕴含新的风险。依据我们提出的理论框架，可以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演化逻辑（图1）归纳为以下重大特征事实。

第一，从全球重点产业链的上游环节来看，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越发演变成为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核心资源控制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影响力上升，而核心要素禀赋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影响力下降。这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一旦一国掌握了全球重点产业链上游环节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工业设计软件等领域的创新研发和生产制造自主能力，不仅仅能够掌控和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利益利润分配格局，也会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发展方向和分布格局的调整方向。另一方面，针对那些在类似战略矿产资源储量和生产能力，以及关键初级产品生产能力等领域拥有控制权的国家而言，正在将这种核心资源控制能力逐步调整和上升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从而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利益利润分配格局的重要力量。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掌握了战略矿产资源和关键初级产品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似乎都处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觉醒阶段，主动利用自身核心资源控制能力，追求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资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权力以及背后的重要影响力，这也必将逐步深刻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发展走向。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禀赋体现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步下降。

第二，从全球重点产业链的中游环节来看，一个最为重要的典型事实是，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作为主导力量，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外移到那些具有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这样既可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又能够通过开发和占据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市场特别是中高端需求市场，进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升级空间，谋求更大市场范围的利润。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和出口企业，主要集中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必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体系中的被控制者地位，处于全球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被剥削者地位。随着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高端制造能力的提升，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制造模式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模式的转化和升级。一旦本土企业初步掌握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模式，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体系中的被控制者地位，提升在全球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被剥削者地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影响力。

第三，从全球重点产业链的下游环节来看，无论是从全球市场销售渠道控制能力角度，还是从全球市场品牌影响能力角度，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和国际大买家均掌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终端环节，也就进一步掌控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在全球市场销售渠道和全球市场品牌领域体现的控制力，不仅仅是控制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的定价权及其背后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权，更是试图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利润的“纵向压榨效应”渠道，压制本土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良性循环发展路径的形成，进一步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影响力。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正在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特定发展阶段，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需求规模逐步演变为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本土企业依靠自身逐步扩张和升级换代的国内需求规模，通过“需求引致创新”“本土市场支撑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运行”等特定机制，获得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和自主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越发依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扩张和中高端需求，并通过对这些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或中间产品出口来获得经济增长机会。因此，一国自身的国内需求市场规模和层次，愈发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变化格局的重要影响力量。

图1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演化逻辑及其蕴含风险变化的理论框架

依据以上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演化逻辑和内在特征的综合分析，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所蕴含的重大风险具体表现在：

1.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圈子化”“同盟化”导致逆全球化和快速收缩风险

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经济持续崛起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影响力上升带来的诸多挑战，美西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霸权地位，正在组建各种形式的“小圈子化”和“同盟体系”。一方面，针对科技创新和重点产业等领域的特定目标组建“同盟体系”；另一方面，完全背离自身所鼓吹的全球自由贸易原则，利用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体系局部领域的领先优势，组建依靠排斥竞争对手来获得维护自身经济霸权和发展利益的“小圈子”。这些行为必将对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产生难以忽略的负面冲击效应，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逆全球化现象发生，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收缩甚至解体风险。

2.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制造环节分散化和回流化风险

金融资本替代工业资本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核心力量，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国内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外移化”乃至“空心化”，以及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化现象，逐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以及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直接诱因。正是认识到制造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西方发达国家不是着眼于改变自身制度来创造制造业发展的条件，而是采取“零和博弈”思维，试图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和回流到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感觉到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作为“世界低端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加工厂”地位，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所谓直接竞争效应甚至威胁效应，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谋划通过组建特定的经济“小圈子”来转移和分散类似中国这些制造业大国的制造优势，从而通过分散效应来强化西方国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控制能力。

3. 全球矿产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垄断性与稀缺性引致价格上涨和资源短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的弱化风险

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立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施的各种干预效应和破坏效应，深深刺激了那些对全球矿产资源和初级产品具有重要掌控力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并诱使这些国家利用自身对全球重要矿产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垄断性及其背后定价权和供应权的控制能力，试图施加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变化格局的影响力，维持自身在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利益最大化，并将之作为应对和对冲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控制力的重要筹码。这必然会进一步动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运行基础，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难以忽略的弱化风险。

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当前所面临的重大内外风险及其背后机制

依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和国内外资料分析，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正面临“外移内缩”双重叠加型风险，而且，此风险对中国经济表现为中长期影响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带来不可忽略的负面冲击效应，很有可能会严重干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谋划以“同盟式”“集体式”“组团式”方式组建联合体系，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体系中制定和实施排斥中国甚至“去中国化”的发展策略，利用中国在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工业设计软件等领域自主能力不足的弱点或短板，实施“卡脖子”策略，企图既阻断中国通过开拓全球创新链合作协作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导模式，也能够限制中国本土企业或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高端环节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切断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全球主要经济体产生的巨大负面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全球国际贸易物流成本多轮次大幅度上涨。中国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频繁多点暴发的新冠疫情，也必然会对产业链供应链运转乃至物流体系，造成难以忽略的阻碍效应，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长期内则可能对推动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进程造成不可忽略的干扰效应。

（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当前所面临的重大外部风险

1.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被迫转移和被动替代的重大风险

美国将其战略重心聚焦到抓紧实施“去中国化”策略，限制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高端能力。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重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向印度和东南亚地区转移和集聚现象凸显，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一定的竞争效应和替代效应。一是印度出口额快速增长，2021年印度出口额已经达到6689亿美元，同比增长34%。2022年3月，印度出口额为6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2022年印度出口额可能突破7000亿美元，达到日本出口总量的90%左右。二是越南已具备“世界工厂”的雏形。2021年越南进出口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元，2022年贸易总额将达到8000亿美元。2022年第一季度越南货物进出口额达1763.5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其中出口8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2.9%。

2.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初步形成针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全面进行竞争和遏制的同盟体系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制定压制和排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政策体系。自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及其同盟国试图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系统中的地位，将印度及东南亚塑造成为新的供应链中心。2021年2月签订的《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核心目标就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层面实施“去中国化”策略，将印度和东南亚设定为主要替代目的地。另一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形成针对压制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共识以及共同利益体。2021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达到31.4万亿人民币，约合4.8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制造业的三分之一，相当于G7之和。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以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主导的转型升级过程，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老牌和新兴制造业强国的利益造成竞争和挤压效应，迫使这些西方主要制造业强国与美国组建“小圈子”式同盟体系来应对中国经济挑战。

3.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构与调整会迫使中国同时遭遇与多国的矛盾和冲突

面临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全面实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调整战略，印度和越南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必然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主动利用这个战略机会深度参与到针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围堵和压制行为中，必然会利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调整机会抢夺中国制造业份额。为此，可以预判的基本事实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激进策略，拉拢和游说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加大力度参与压制和围堵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而且，日本和韩国也必然会深度参与到针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围堵和遏制体系之中。中国主导的RECP很有可能面临被削弱和破坏的风险，中印、中日、中韩和中越等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面临同时激化的巨大风险。另一方面，美国推进的以排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为主的“印太经济框架”战略可能会取得进展。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然会利用俄乌冲突事件，炮制和实施针对中国的各种经济制裁举措，鼓吹“自由无价”的价值观同盟体系，进一步制造和放大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不安全风险，依靠制裁和法令双重手段强迫位于中国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企业迁回本国或外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国家。

4. 美国会较大概率利用和激化台海冲突来强迫中国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产业硬脱钩

客观事实是，多数台湾人持有“台湾永远中立”和“台湾独立”倾向的核心原因，根本上仍然在于台湾地区的集成电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是依附于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掌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台湾拥有台积电等一批全球高科技跨国企业，多数台湾人认为是中国大陆依附于台湾的高端产业，而非台湾的高端产业依附于中国大陆。由此，可以认识到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仍然是经济基础和产业实力关系决定了台湾地区对大陆统一态度的人心向背。在此情形下，只要台湾地区的高端产业体系仍然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台湾地区的民心向背格局就不会得到彻底改变。而且，美国可能会进一步主动制造和激化台海冲突，强迫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的弱化和局部脱钩，进一步压缩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发展空间。

（二）高度警惕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当前所面临的“内缩”风险

1. 新冠疫情对中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破坏效应日益凸显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策略，相对较快地控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优先发挥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优势，保持了出口对经济稳定的支撑作用。然而，地方在应对和控制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对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产生一定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等重点地区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后，对中国国内重点产品的正常生产和出口活动带来了难以忽略的负面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利用和放大中国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这些停滞风险，诱使和强迫本国的外资企业加速撤离中国，进一步削弱中国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综合优势，从而抑制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能力，迫使中国经济在关键高质量增长时期陷入支撑动力不足的困境。

2. 一些地方“一刀切”、层层加码等被动式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加剧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停滞和断裂风险

事实上，一些地方在落实防控新冠疫情各项举措过程中，采取的是缺乏因地制宜的精准精神，忽略了防疫和保经济、保民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些地方不加区别地采取封城、封路、封人、封车等断绝内外人员和商品流动的极端举措，导致国内的公路物流体系出现停滞和阻断的现象，严重干扰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正常循环。

3. 新冠疫情封锁策略很有可能会阻断中国国内与国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各种要素资源的正常流动关系，从根本上削弱和阻碍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国内坚持的新冠疫情动态清零和即时封锁政策，与国外逐步实施的放开政策间的巨大落差，是否会造成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密切相关的要素和资源正常流动。一旦国外实施了全面放开政策，中国如何适时适度实施对外开放策略，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问题。长时期隔离与国外各种要素人员的交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形象极为不利。当前，西方国家已经将中国坚持的新冠疫情动态清零和即时封锁政策，宣传和定义为“自由无价”和“权威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关系，再利用俄乌冲突事件中中国没有参与对俄罗斯指责和制裁的叠加机会，将中国描黑和丑化为对侵略者的“支持者”和“帮凶”，从而引发和激化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国家价值观制度的敌视行为，将之全面转化为对推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封锁和阻断的“民意”基础。

4. 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迫使中国本土企业难以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并形成应有的影响力

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核心导向已经不再是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独一无二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本国市场需求规模因素。在全球“自由贸易”必然转向“对等贸易”格局之下，只有拥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国家，方可保障自身的贸易增长和贸易利益机会，最终决定全球贸易体系的走向和治理机制变革。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能否在重点产业链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工业设计软件系统等“卡脖子”领域全面自主突破和维持长期创新领先优势，才是决定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全球发展空间的根本性因素。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在“卡脖子”领域自主突破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尚未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依据产业链协作关系组合而成的创新联合体系，迫使很多“卡脖子”领域的自主突破被“卡”在国内某一环节的缺失方面；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对“卡脖子”领域的支持政策，存在碎片化、分散化倾向，并未依据这些领域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分工协作特征形成政策合力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各级政府的支持资金均倾向于投向产业化环节，而针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资金严重缺乏，针对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和中间试验研究的支持政策也普遍缺位。这些政策倾向违背了“卡脖子”领域自主突破的科学规律。

三、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针对当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外移内缩”新型叠加风险，要有前瞻性应对战略思维

一方面，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点拓展和调整方向，无需将印度及越南等国视作竞争对手，而是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应看作是合作机会，通过发展和强化与印度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大量采购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的出口商品，积极鼓励中国生产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出口，促进双方的技术创新交流合作机会，以稳定和扩大区域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正在实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策略，尽快实现“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自主突破，这是破解相关问题的最优策略，不可抱有任何谈判妥协的幻想，也不能丝毫偏离自主突破的根本。一旦中国完全掌控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实现了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必然得到有效支撑，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博弈力量才能得到彻底强化。

（二）将促进重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自主突破，上升到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首要任务

一是在全面梳理和掌握中国在重点产业链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工业设计软件系统等“卡脖子”领域详细清单的基础上，按照“揭榜挂帅”和“赛马”原则，组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联合体，尤其要鼓励具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机构或企业作为主要牵头方。二是依靠强化基础研究的名义制定政府财政专项支持计划，以降低西方国家以非市场化行为和不公平政府扶持政策的名义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鼓励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及各省级层面的对应科研机构，依据“卡脖子”领域的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分布协作特征，组建特定的创新联合体，并将之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研究财政资金绩效的考核依据。三是全面放开“卡脖子”领域创新联合体的各层次人才限制，无论是薪酬水平、工作条件、户籍等问题，还是研究资金数量和分配使用制度，完全赋权给创新联合体的特定管理机构，创造自由探索和“军令状”考核双结合的中国特色科技体制机制。

（三）鼓励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探索“保产业链供应链”与防控新冠疫情相结合的新路子

建议地方政府尽快布局和实施“闭环”式公路运输模式，实施专人专车的“点到点”运输模式。对全国所有区域重点产业链的重点企业摸底登记，列为地方政府新冠疫情的重点防护单位，严格管控企业之外的人员进出，杜绝新冠传播途径，并采取每天进行新冠核酸筛查的方式加以管制。针对新冠疫情暴发地区重点产业链的重点企业，由企业和政府联合负责并实施短期“全封闭式”管理模式，保证企业正常生产和运输渠道畅通。

（四）及早研究实施中国与国外要素资源双向有效流动的新模式

在全球其他国家针对新冠应采取“群体免疫”和自由放开的策略之下，其他国家之间的人员和要素资源流动必将逐步趋向正常化，从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回归正常体系。由此，中国被动地成为“孤岛”，很有可能会被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这个弱点作为在本国国内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中“去中国化”的重要借口，从而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风险。为此建议，一方面，逐步探索促进国内国外的公务人员、旅游人员和各类学生双向有序安全流动的新型机制，即可以在国内特定地区设立完全隔离式的专门性国际人员流动“过渡区”，并在“过渡区”针对国外入境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设施，在确定和消除入境人员新冠疫情风险之后再进行国内的二次流动。另一方面，优先针对跨境的公务人员和各类学生实施完全隔离式的专门性国际人员流动“过渡区”，可以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等重点地区设立专门性国际人员流动“过渡区”的示范样本，并进一步探索更为完善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