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中兴”：唐宪宗是如何收复魏博的

引子：元凶之死引发的变数

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一个消息炸雷般响彻长安大明宫上空：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此前，田季安夫人元氏已经召诸将立自己的儿子田怀谏为副大使，权知节度事。

解决河北藩镇分裂割据毒瘤，维护中央权威的时机到了！这让刚刚平定西川、夏绥、镇海等藩镇叛乱，正踌躇满志的宪宗惊喜万分。但数十年来河北藩镇树大根深、同气连枝，在对待朝廷的问题上更是同进同退、一损俱损。魏博镇又是河北藩镇之首，兵力之多、实力之强不可小觑，虽然当前幼主当政、群龙无首，但处置不慎必然酿成激变。

是征剿，还是招抚？宪宗一时拿不定主意，即刻招群臣商议。

河北藩镇示意图

由来：安史之后的反复拉锯

魏博节度使，又称天雄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唐朝设置的节度使。管辖着魏、博、相、贝、卫、澶六州，为河朔魏博、成德、幽州三镇之首。安史之乱结束前后，唐王朝为尽快结束战乱，医治战争创伤，应对异族威胁，不得已将安史部将安排在原叛军老巢——河北地区担任各藩镇节度使。虽然代宗君臣吸取了安禄山独占三镇、几倾天下的教训，大大缩小了各镇地盘，但以成德李宝臣、魏博田承嗣、卢龙李怀仙为主的“河朔三镇”，从此俨然成为名义上归附中央的“独立王国”。安史降将们自统其兵、自有其地、自领其民，赋税不输中央、声教不通河北，骄兵悍将从此不可复制。

代宗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两度作乱。唐代宗忍无可忍，以成德、卢龙两镇为主力对田承嗣进行征讨。同为河北藩镇，两镇虽然与魏博多有矛盾，但在对抗中央、割据自雄方面却是一致的。因此在两度做游戏般的打打停停之后，代宗只能赦免田承嗣之罪，不仅官复原职，还将公主许配给田承嗣之子，并加封田承嗣为雁门郡王，平藩之战遂告失败。

到了德宗时期，田承嗣的继任者、节度使田悦，继续联络卢龙、淄青、淮西等镇与朝廷为敌，对唐德宗征讨成德的战争多方掣肘破坏，最终导致朝廷平叛失败。

到了唐宪宗时代，宪宗皇帝对河北、淄青、淮西等镇的割据自雄、不听号令深恶痛绝，即位伊始便下决心要铲除各地叛乱藩镇。从元和元年到元和三年，唐宪宗依次平定了叛乱乍起的西川、夏绥、镇海等镇，然后便把目光投向了割据已久、盘根错节的河北藩镇。

唐宪宗像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刚刚袭位的王承宗不愿与朝廷结下梁子，表示愿意将原属成德的德、棣二州献给朝廷。宪宗权衡利弊，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原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管辖德、棣二州。

眼看宪宗即可不战而分割成德镇，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深恐王承宗开此先例，担心日后自己亡故，魏博镇也要重蹈其覆辙，立即遣使对王承宗游说：“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暗通款曲，所以才受节钺。”王承宗大怒，立即派遣数百骑兵奔赴德州，将薛昌朝抓回羁押。宪宗震怒，遣中使命令王承宗将薛昌朝释放，王承宗拒不奉诏。宪宗遂不顾宰相李绛等群臣的反对，发动了对成德的讨伐战争。由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为主将，导致前线将领心怀不满，同时因为魏博、幽州等镇明里暗里的破坏，宪宗一讨成德之战归于失败。

宪宗对魏博恨得牙根痒痒，但面对铁板一块的河北三镇，一时也无可奈何。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时间仅仅过去两年，看似山重水复的平叛之路就出现了转机。这个转机，正是田季安的病死。

定策：慧眼独具的深刻洞悉

史书记载，田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其军政务，大抵任徇情意，宾僚将校，言皆不从。”他晚年患风疾，杀掠无度，人心惶惶。田季安死后，由于田怀谏年幼，其母元氏以牙内兵马使田兴为步射都兵马使，协助处理政务。但大事皆决于家僮蒋士则，蒋氏多以自己的爱憎来调换诸将，引起了普遍不满。此时的魏博内部非常不稳定。

宪宗君臣也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廷议中，宰相李吉甫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乘虚而入、出兵讨伐。宰相李绛却持不同意见，他针对魏博以及河北诸镇形势，进行了一番相当精彩的分析：

“臣观察两河的割据藩镇，发现都有一个特点，即将兵力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将领，不使专于一人之手。为什么呢？就是害怕某个将领权力太重，觊觎主帅而谋夺其位。诸将之间势均力敌，如果要密谋串联反对主帅，必然因为众心不同而无法成事。如果要独立造反夺权，则必然因为兵少力微而难以成功，因此能保其长治久安。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主帅既能严明赏罚，又能令行禁止，才能保证手下将领死命效劳。

现在田怀谏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军政大事又归于幕后家奴，将领们必然因为赏赐不均而怨怒四起、不相服从。之前从田承嗣到田季安分兵统于诸将的策略，今天反而会成为他们败亡的原因。蒋士则以家奴身份乍登幕后主帅之位，正是河北各藩镇将领深恶痛绝的事情。如果他不以朝廷之援为后盾，肯定会被各镇碾为齑粉。所以臣以为陛下应该在临近魏博之地驻扎大军以应对不测，让其感受到朝廷之威，不出几个月，必然有魏博将士来投诚。希望到时候朝廷能够迅速应对，对魏博将士不吝封赏，则河北藩镇必然出于恐惧而争相投效。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资治通鉴·唐卷》详细记述了李绛之奏。类似的内容，也出现在李绛奏稿策论集——《李相国论事集》中。相比之下，司马光的整理和表述比原稿更加充分翔实，可见作为政治家、史学家的司马光对于李绛之议的重视和推崇。

笔者认为，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李绛对割据已久、骄横跋扈的河北藩镇权力格局、构成特点和弱点短板的深刻认识。安史之乱中，安史叛军的最终灭亡，既是因为唐廷集全国之力而历时八年的苦斗，更因为严重削弱叛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次次内讧。明末王夫之曾深刻指出，安史之败非朝廷之功，乃“自败耳”。由于缺乏内部制衡和权力有序传承机制，安禄山先是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又被握有重兵的大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不久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内讧中，唐王朝得到宝贵的喘息之机，得以调兵遣将、从容平叛。

安史之乱形势图

安史之乱后，继承安史衣钵的河北藩镇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叛军内讧的教训，将所属军队分别配置于不同将领，防止出现有专征之权的大将。在此基础上，各藩镇之间相安无事、共同进退，进而抗衡朝廷，不断扩大地盘影响。但是，他们在解决将领相互吞噬，易为朝廷所乘问题的同时，并没有解决其权力传承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问题。

好在各藩镇前期主将皆是久经战阵、杀伐决断、足智多谋之人。如田承嗣、李宝臣、李正己、朱滔、朱泚，他们以其个人能力较好掩盖了将领间的矛盾及相互吞并的企图。其后虽不断有将领杀主将以自立，如魏博田绪杀田悦自立，成德王武俊杀李惟岳自立，幽州朱希彩被部下所杀后立朱泚，淮西陈仙奇杀李希烈自立，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立，因为都很好执行了分权制衡原则，后继者权谋水平也尚可，因此都没有产生权力结构塌陷的严重后果。

唯独此时的魏博镇是个例外，无论是台前的田怀谏、蒋士则，还是幕后的田兴，都缺少杀伐决断的凶狠和对绝对权力的牢固把控。这在“有枪就是草头王”，互不服气又互不能吞并的叛镇将领中是极端危险的。如果不能迅速找到权力与合法性的来源，无论是蒋士则还是田兴，顷刻间就会被本镇的骄兵悍将、周边的强藩大镇撕得粉碎。

经过李绛鞭辟入里的分析，宪宗终于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派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屯集军队、训练士卒，随时对魏博发生的情况作出反应，对其构成一定的军事压力，同时对田怀谏承袭节度使的请求不作回应。

转机：叛镇归服的“两道保险”

果然，魏博镇的局势如李绛所料，发生了急剧变化。田怀谏年幼、蒋士则乖戾，田兴为人忠勇谦逊，又颇通诗书，在魏博将领中颇有威望。而此时朝廷的任命久而不至，军中人人惶恐，担心朝廷趁群龙无首之机发兵征剿。因此，将士们把希望都寄托在田兴的身上。

一天早上，田兴入军府议事，数千士卒环绕鼓噪，跪拜于田兴面前，恳请他出任节度留后。田兴大惊，坚决不允。士卒围困不散，久之，田兴自度不免，只好与将士们相约，“不能侵犯杀害副大使，要严守朝廷法令，将所辖土地户口上报朝廷，并请求皇帝派遣官吏治理。”然后，田兴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田怀谏于军府外，上奏朝廷，请求处置。

魏博此变，堪称唐朝版“黄袍加身”。宪宗大喜过望，但仍然犹疑不定。本欲依李吉甫之议派中使前往魏博宣慰以观其变，却被李绛力陈不可。

他指出：“田兴以魏博土地兵众坐待朝廷诏命，如果不趁机对田兴和魏博诸将推心置腹、待之以诚、结以大恩，而要等中使到了魏博之后，反带着魏博将士要求以田兴为留后的上表回到朝中，陛下再予以诏准，这就是典型的恩义和威权出自于下，而非来自于朝廷。这等于昭告天下，朝廷是慑于政变后魏博镇的兵威才被迫准许田兴为留后的，那朝廷对魏博的收服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然而宪宗思虑再三，还是派中使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李绛赶紧出主意：不等使者返回，即下诏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并赐名弘正以彰其功，宪宗允准。

消息到达魏州，张忠顺还没返回。田兴对朝廷的信任感激涕零，魏博将士也无不欢欣鼓舞，魏博镇真正回到唐王朝统辖之下。

藩镇割据示意图

事情还没完，李绛又为魏博镇的归服安上了一道保险。为了让魏博将士感受到朝廷的宽宏大度和浩荡皇恩，他力主宪宗出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给魏博将士。宦官们认为赏赐太多，若今后再有这种情况，朝廷还要拿出同样多的钱财行赏，将会严重削弱国家财力。李绛则表示：“田兴不贪图专有魏博之利，不顾四邻藩镇的威逼胁迫，归命于朝廷，陛下为什么要爱惜这点钱财而不收取魏博一道人心呢？钱用尽了还会再来，机会一旦失去就不会再来了。假设国家征调十五万大军攻打魏博六州，就算一年能攻克，花费又岂止一百五十万缗呢？”一言惊醒梦中人，宪宗大笔一挥，再次同意了李绛的建议。

十一月，宪宗派大臣裴度前往魏州宣慰，当地百姓在时隔多年之后，又一次看到了朝廷的威仪。裴度晓谕魏博将士要严守朝廷法度，维持地方治安，随后将所带的一百五十万缗钱财赏赐给魏博镇官兵，同时免除魏博六州百姓一年的赋税。魏博军民欢声雷动，田弘正本人和魏博诸将也是心悦诚服，纷纷邀请裴度前往魏博各地宣示朝廷恩命。

在此期间，淮西、淄青、成德等镇纷纷派遣使者，劝说田弘正遵守河朔父子兄弟相承的旧制，不要归附朝廷，田弘正一概不听。他还奏请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及所缺的九十名官员，“行朝廷法度，输赋税”。宪宗将其奏请一一准许。

自此，从安史之乱结束，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开始，整整五十年后，魏博镇终于再次归于唐王朝中央政权的实际管辖之下。魏博镇的归附，打破了自代宗以来形成的河北诸镇的割据联盟，为唐王朝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提供了条件。魏博镇地处河北诸镇腹心，北控冀赵、东据淄青、南扼淮西，等于在叛镇云集的河南河北地区打进一块楔子。此后，在朝廷征讨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成德王承宗的战争中，魏博镇都出动了大量兵力，有力支持了朝廷的军事行动。

在征讨淮西吴元济的战争中，正是有了田弘正遣三千魏博精兵猛攻吴元济北部防线，才使吴元济将淮西精锐集中于北线重镇洄曲，造成其统治腹心蔡州兵力空虚，为南线唐军将领李愬雪夜袭蔡州、一举荡平淮西创造了条件。

在讨伐淄青李师道的战争中，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亲自率军大败淄青军刘悟部于东阿、阳谷，促使刘悟阵前倒戈，反引田弘正攻入郓州，将李师道父子斩杀，淄青之乱也告平定。

淄青镇平定后，成德镇不能自安。元和十五年（820年）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上表归顺朝廷。至此，经过十五年奋战，宪宗终于取得了削藩战争的重大胜利，出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号称“元和中兴”。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魏博镇田弘正的归服，宪宗皇帝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的。

结局：“元和中兴”的落日余晖

然而，宪宗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产生了骄奢怠惰之情，不顾常年战乱造成的民生凋敝、国库空虚，大兴土木、崇尚奢华、奉迎佛骨，并将忠心谏言的韩愈等人贬谪出京，加剧了社会矛盾。不久，宪宗便因追求长生、服食丹药而死（也有说被宦官陈弘志所杀），没有及时对收复的藩镇在人事、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更无力对晚唐的朝臣、宦官、军将的权力格局进行重新整顿和有效布局，直接导致穆宗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乱政、朋党争斗大行其道。

宪宗死后，穆宗即位。穆宗认为，父皇已经将天下平定，自己可高枕无忧，因此采纳宰相段文昌等人的提议，采取了“销兵”政策，即对河北藩镇军队，按照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逐渐减少兵员，希望达到削弱藩镇实力、减少军费开支的目的。但是，在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严重，国家手中又并不掌握大量土地，无法恢复“均田制”和“府兵制”的情况下，盲目“销兵”只是断绝了士卒生路而已。结果被“销”之兵不是生计所迫、上山为盗，就是铤而走险、首倡作乱。“销兵”之策归于失败，叛镇复起已成定局。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相关人物的结局。

宰相李绛一手促成了魏博镇的归服，得到了宪宗的极大信任和支持。但由于其人骨鲠正直，时常面陈宪宗为政之过，也得罪了多数朝臣，最终被宪宗贬谪出京。宪宗之后，李绛又历经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颠沛于朝廷和地方之间，其议多不为朝廷所采纳。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冬，南蛮进犯蜀地，李绛奉诏赴西蜀救援。他招募兵卒千人赴蜀，行至中途，蛮军已退，所募兵卒都返回。李绛依例为士卒发放军饷，但由于数额较少，士卒普遍不满。监军杨叔元怨恨李绛不敬奉自己，遂利用不满情绪怂恿士卒哗变，将李绛杀害，终年六十七岁。一代名臣竟然不得善终，实在令人唏嘘。

相比之下，田弘正的下场更为凄惨。穆宗即位后，对藩镇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调任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但是，穆宗没有考虑到田弘正曾两次率魏博军进攻成德，与成德军民早有积怨。结果，由于朝廷答应给成德镇的一百万缗赏赐没有及时下发，成德都兵马使王庭凑利用士卒的不满情绪举兵造反，将田弘正全家杀害，并自立为留后。成德再次脱离中央呈独立状态。

田弘正被调出后不久，朝廷委派田弘正之子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但田布上任后，并无乃父权威，不敢申明法纪，仅以赏赐笼络将士。结果部将史宪诚发动兵变，逼田布自杀，自任留后。朝廷不敢讨伐，直接下诏任命史宪诚为节度使，魏博镇也得而复失，直到唐亡。

此时，同为河北三镇的幽州也发生叛乱。由于朝廷任命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纵容下属骄奢淫逸，虐待士卒，捣毁安禄山坟墓，激起很大不满。就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幽州发生兵变，部将朱克融利用士卒对“销兵”之策的不满竖起叛旗，被裁撤的老兵一呼百应，幽州复不为朝廷所制。

至此，宪宗开创的统一局面被破坏殆尽，唐朝藩镇割据再度兴起，并与宦官专权、朝廷党争、外寇入侵等问题相互叠加交织，共同推动唐王朝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宪宗的“元和中兴”，注定将成了晚唐一抹靓丽的晚霞。虽然璀璨，但已是最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