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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琅琊榜》的史实错误:从历史上的京兆和京畿说起
近年来,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火得如日中天,它的续作《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也正在热播中。通过《琅琊榜》朝代名“梁”和皇族的姓氏“萧”,读者基本可判断出故事背景在南梁时代;改编后,同名电视剧的故事背景也被设定为“南梁大通年间”。本剧一登场就出现京兆尹、京畿九门等地名或官职。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南梁版图内,存在过京兆和京畿这类政区名么?
“京兆尹”应为“丹阳尹”
“京兆”作为地名首现在西汉时期。秦代置内史管理京畿地区。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分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以右内史部为辖区,治所在长安县,职同郡太守,参预朝政(可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9月27日《长安不是西安的古名,可为什么我们总是误把西安当长安?》一文)。
西汉京兆尹“京”的本义是“高”,后来又引申为“大”,《说文解字》说:“人所为绝高丘也……京、大也。其引伸之义也。”中国很早之前就把帝王所在的首都称作“京”,《公羊传·桓公九年》解释了原因:“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蔡邕《独断》也说:“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众也。”“兆”则是大数字的意思,《韵会》:“兆者,众数。言大众所在也。”而“京”本身也含有大数之意,“十万为亿,十亿为兆,十兆为京”。总之,两字都是美好之意,“京兆”合称作为首都所在的统县政区名,体现了汉武帝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追求吉利的心态。
京兆因为名字里有个京总是让人以为是首都的地名;其实不然,古代的“京兆”其实一直是西安的专属地名。曹魏后,虽改京兆尹为京兆郡,但地名一直未变,直到北周仍旧如此。南梁建立后,首都所在的统县政区名为丹阳尹,并不叫京兆尹。
南朝丹阳尹南梁也不存在以京兆为名的侨郡。东晋和刘宋曾设置过京兆侨郡(寄治襄阳)、东京兆郡(寄治荥阳)、西京兆郡(寄治汉中);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武功卓越的太尉刘裕(即后来的宋武帝)占领长安后,也在原京兆郡地内加“北”置北京兆郡,以与寄治襄阳的京兆侨郡区别。但上述诸京兆郡都在南梁以前即陷入北境,可见南梁彻底和“京兆”无缘了。
京兆尹既是地名,也是官名。东汉建立后由于定都雒阳,按原来长安属京兆尹之例,将河南郡改称河南尹。尹虽然职同郡太守,但又属能够参与朝议的京官,故而在称呼上以示尊荣。三国分治时期,孙吴的丹阳郡并未改名。西晋太康十年(289年),立皇子司马晏为吴王,以丹杨、吴兴、吴三郡为国,丹杨太守改称内史。东晋太兴元年(318年)三月,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建都建康。六月,为提高首都地位,仿两汉京兆尹、河南尹故事,改丹杨内史为丹杨尹;同时,理所当然地撤销了司马晏的封国。显然,将剧中的“京兆尹”称为“丹阳尹”才是正确的。
而属北朝的西安,还是一直被称作“京兆”郡。隋初,文帝罢天下诸郡,一度改京兆郡为雍州。唐开元元年(713年),升雍州为京兆府。宋金时期,西安虽然不是首都或陪都,但仍叫京兆府。直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京兆府为安西路,西安才失去“京兆”这一地名。不过,从此华夏大地也不存在“京兆”这个地名了。
金京兆府《琅琊榜》除了将国都所在的政区名搞错外,也将都城名搞错了。南梁的都城叫建康城,而非剧中的金陵城;古代城门上更不会写上“金陵”这样的城名,只会书写城门名。像剧中这样的情景,现实中绝是不会出现的。
唐宋才出现的京畿
《琅琊榜》里的蒙挚官职是禁军大统领、京畿九门。但实际上,南梁既未出现京畿这样的政区名,更不会出现京畿九门这样的官职。类似的官职九门提督更是晚到清朝才出现的,因该职务统合北京内城九座城门而得名。
“畿”是指首都附近的地区,《说文解字》说:“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也。”一般而言,“京畿”是指比“京兆”范围更大的地方。作为正式的政区名“京畿”出现很晚,它的前身和雏形“王畿”则在西周就出现了。周王直接治理的地区称作王畿,是王朝的中心。《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 西周还发展出了畿服制度,它是与分封制相适应的。王畿以外的地区则按离王都距离和关系远近划分为诸服,有五服、六服、九服等说(《国语·周语上》作五服)。
西汉出现了类似京畿的区划——三辅。汉武帝时期,把长安附近地区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方称呼为“三辅”。“畿辅”后来合称,成为称呼首都附近地区的名词。
西汉三辅“京畿”真正作为政区名,首现于唐代。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在贞观十道的基础上,将全国进一步分成了十三道及两直属区京畿、都畿。京畿、都畿虽是道级监理区,可以算在诸道之内。其实它们正式的通名其实是“畿”,并非是“道”。“京畿道”“都畿道”其实是明以后人的误会,由此产生了“开元十五道”的说法。京畿治所位于京城,辖京兆府、华州、同州、岐州、邠州、商州,共六府州。757年后,诸道监理功能不断弱化,各地出现方镇(藩镇)割据局面,最终开元十五道都名存实亡。
唐京畿(天宝年间)
在我国古代,“京兆”这一地名没有搬过,而“京畿”却是搬过的(京兆侨郡是增加,不是搬迁)。宋初取消唐代产生的方镇之后,“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马端临《文献通考》),路逐渐成为州府以上的行政区划。皇祐时,贾禺朝以为“汉唐都雍(即雍州京兆府),置辅郡,内翼京师。国朝都汴京,而近京诸郡皆属他道,制度不称王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同),五年(1053年)十二月壬戌,遂以“析京东之曹州,京西之陈、许、郑、滑州并开封府,总四十二县为京畿(路)”,设京畿转运使;次年,又置京畿刑狱官。这样把本在关中的“京畿”地名搬到了河南。至和二年(1054年)京畿路被废弃。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复置京畿路,最初辖开封府十四县、颖昌府七县、郑州六县、澶州七县、拱州六县,共四十县。到了宣和二年(1120年),各州府又归原属各路,开封府成为京畿路下辖唯一的州府。六年,太康县复隶开封府,最终京畿路只辖开封府十六县。金灭北宋后,京畿路被废,成为了金朝南京路的一部分。
北宋京畿路(宣和六年后)南宋在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后,虽然将钱塘、仁和两附郭县按惯例升为赤县,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官等七郊县升为畿县;但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京号不称为“京城”,只称之为“行在”,意思是皇帝行銮驻跸的所在。既然南宋首都不叫京城,理所当然不存在京畿路了。顺便说一句,前几年央视热播剧《大宋提刑官》中,主人公宋慈曾任提点京畿刑狱,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当时,临安府所属的路当为两浙西路,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司的治所也不在临安府,而在平江府(今苏州)。
“京畿”这一政区名,对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和日本有很大的影响。朝鲜太宗十三年(1413年)划全国为京畿(朝鲜国王只是明朝的郡王,用此名其实有僭越嫌疑)、江原、庆尚、忠清、全罗、平安、咸镜与黄海共八道。太宗、世宗时期,以汉城(今首尔)为核心,把广州、水原、骊州、安城等东南地区划归京畿,大体上同现在的京畿道行政区划一致。
李氏朝鲜京畿道日本关西地方,又称为近畿地方,是本州岛中西部的一个地理区域,由京都府、大阪府、滋贺县、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三重县等二府五县构成。“近畿”是指日本古代实施令制国所划分的“畿内”区域,与“京畿”一词相通。
日本近畿地方
民初重现的京兆
古代“京兆”之名不用后,曾在近代重现过。清朝时期,北京附近的二十四州县,由京师顺天府(京师为京号,顺天府为统县政区名)管辖。顺天府名义上属于直隶省,实际上是地位与省相当的特别区域,史称“顺直兼辖区域”。它的重要性可从官职上看出来,顺天府府尹高达正三品,与各省按察使品秩相当;乾隆帝也说府尹“体统与巡抚相等”(《高宗实录》),因此诸事可直接上奏朝廷。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决定建都北京,仍称“京师顺天府”。次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划一现行顺天府属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该府辖区及其与直隶省的关系,一切如旧,首长继续称府尹。
清顺天府顺天府为明清故名,旧时代色彩过于浓厚,北洋政府遂于1914年10月4日,公布《京兆尹官制》,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又称京兆特别区域。京兆地方行政机关称为京兆尹公署,长官改称京兆尹,需由内务总长经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任命。京兆尹职权略同普通省级行政长官,由于管辖地域相对较小,故职权略低。这样,“京兆”“京兆尹”之名便在民初再现了。
民国京兆地方同时,北洋政府还公布《京兆地方区域表》,正式同意当年5月内务部的呈请,将原顺直兼辖区域的二十县划归京兆地方。宁河、文安、新镇、大城等四县因离府尹驻地较远,划属直隶省。1915年9月21日,在公布改订后的《京师地方自治章程》,明确京兆为特别行政区,赋予相当于行省的地位。
1926年京兆地方及直隶省图
随着市政管理的近代化,城市型政区“市”也在民国初年出现了,首现地区当然在首都。1913年,内务总长朱启钤鉴于首都市政的重要性,提请国务会议要求设立京都市政公所,并亲自主持起草了《京都市政条例》。次年4月,划定市区,于顺天府下设京都市政公所统辖城区,置督办一名。督办级别甚高,规定由内务总长兼任。
1921年1月,北洋政府定市名为“京都”。7月,政府公布了《市自治制》,将国内的市分为“特别市”与“普通市”两种。次年6月,确定京都为特别市,京都特别市正式成立,内务总长仍兼任行政首长。大总统令称:“京都地方业经明令为特别市,所有市政督办各职应即裁撤。在市自治机关未成立之前,市政事宜由内务总长暂行兼理(教令第十一号)。”
1928年北京结束了作为民国首都的历史。6月28日,国民政府将“京都”更名为“北平”;同时将省级政区京兆地方裁撤,历代附郭于京城的宛平、大兴二县亦被迁治于城外,北京城成为独立政区。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范围为北京内外城和近郊,直隶于国民政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北平市改名北京市。
参考文献: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张喜庆、何一民:《民国时期特别市制度的创设与演变》,《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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