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我们曾经怎样读《史记》

中国的读书方法

叙事文不需要序言，这是清代著名史论家章学诚的名言。记述事实的文章谁都能读懂，只需按照读到的来理解，按照读到的来玩味即可，自然没有从旁说明的必要。

但如果是《史记》这样两千多年前的著作，而且又是作为外国的中国的读物，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即便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遥远过去的记录，阅读时也是需要某些参考书的。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参考书才是合适的。

中国的学问方法，比起综合全体后考察其本质，不如说是将重点放在各自细部的理解。因此，解读历史时自然会有训诂之学，也就是穿凿言语意思的倾向。东汉时期，司马迁的用语中已经出现了难以理解的地方，有个叫延笃的学者写了《史记音义》一卷后，到南朝宋时又出现了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十卷。此外还有许多做注解的人，同时代的裴骃就编纂了《史记集解》八十卷。这样的注上加注堆砌到一定程度后就要进行集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古典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了后世。进入唐代后，司马贞著有《史记索隐》三十卷，接着张守节又作《史记正义》三十卷。《集解》《索隐》《正义》，这所谓的“三注”最初都是单行本，进入宋代后刊行《史记》之际将三书的内容逐条分解，分别作为正文下的夹注，这就是后世《史记》定本的形态。

不过，给《史记》作注或是评论其文章的人并没有停止，而是随着年代的推移不断积累。到了明代万历四年（1576 年），凌稚隆将这些学说集录在栏外，以《史记评林》为题刊行，从此广为国内外所知。即便在日本，一说起《史记》通常就是指的评林本，此后又经过了多次复刻。

《评林》是继承明代学风的产物，当时因科举的影响而盛行文体评论。但进入清朝后考证学逐渐盛行，明朝的学问大多都被斥为俗学，因此《史记评林》也作为俗书而遭到轻视。清代学者将适用于经学的考证方法运用到了史学中，关于《史记》也积累了众多珍贵的成果，这一点对于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而言也是一样的。于是，这些学说有了再一次集大成的必要，日本的泷川龟太郎博士从大正二年（1913年）到昭和九年（1934年），历时二十余年岁月，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史记会注考证》。

白文运动

注上加注，然后集成，这确实是研究古典的一种方法，但只是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如果在阅读《史记》时必须同时阅读注释，那就十分辛苦了。比如用普通大小的字体印刷的《集解》《索隐》《正义》三注合刻本，打开首卷的《五帝本纪》，第一页上就堆满了注释的文字。如果能出现《史记》正文的“黄帝者”三字还好，但更多时候连这三个字都是看不到的。至于《史记会注考证》就更是如此了，第一页光注释家的名字就占据了大部分，第二页是《正义》及其考证，直到第三页过半的地方才终于出现了正文“黄帝者”三字，但紧接着又都是注释了。总体而言，注释的文字非常多，真正的《史记》正文反而散落在了各处，这样的形态真的好吗？当然，这种形态不是从《史记》才开始的，在经学读物中诸如《十三经注疏》等基本典籍里，全都是注释的内容多于正文，实际上也正是经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了史学。但是这样一来，就难免产生既不是经学，也不是史学，更不是语言学的感觉。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正文被注释分割地支离破碎，那索性把注释全部跳过，只读正文就好了。道理上或许没错，但实际读书的时候，读者们是一边看文章，一边基于某种节奏感来理解意思的，所以一边寻找正文一边读就破坏了文章本来的节奏感，这是很难实行的。

于是就出现了只留下《史记》正文，其余注释一概删去的动向。比《史记评林》成书稍早的时候，新安吴勉学校本的《白文史记》就已经刊行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个版本，但听说校刊极为严谨。俗话说，物极必反。一面是评林本那样卷帙不断膨胀的趋势，另一面就会产生去除一切附加物、阅读返回原貌文本的需求。

同样的倾向在日本也能看到，那就是磐舟版《史记正文》的出现。这册书附有宽政四年（1792年）的序言，是越后村上藩用活字刊行的，正文中没有任何的注释、句读、折返点和送假名，只剩下货真价实的白文。负责刊行的是藩儒服元宽，根据他写的序文，其父曾师从服部南郭，被教导阅读白文的古典，并且付诸了实践。毋庸赘言，南郭是荻生徂徕的高徒，其学风的渊源自然也来自于徂徕。

服元宽说，日本式的读法“如同蠛蠓盈简，茫然不知辞之所存”，于是南郭先生从《左氏传》正文中去除蠛蠓后教授弟子，先人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元宽成为村上藩的儒臣后给藩士们讲解《史记》时，特意制作了活字并付诸印刷。

这样的风气一开，各地都刊行了同样的《史记正文》。宽政五年有多贺渐附加音训的《史记正文》，宽政十二年又出现了陆可彦翻刻、钟伯敬删定的《史记正文》。后者是长门国儒士陆可彦号称如实翻刻明代钟伯敬的版本，但如果对照钟伯敬本就会发现，那并不是完全的白文，而是在多处插入了注释。陆可彦将这些注释全部删去，只在栏外标注了简单的音义。

西洋式的标点法

白文《史记》的最新版本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由古代史专家顾颉刚等人点校的活字本，不仅进行了句读，还在固有名词的左侧加上了旁线。由于完全删去了注释，每一页的容量都很大，《五帝本纪》的第一页就包含了《会注考证》九页的内容。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本书的文章处理方法完全是西洋式的。如果是横排文字，固有名词可以用首字母大写表示，但汉字是不适用这种方法的，所以代之以旁线。句读上除了用句号“。”代替西式的句点外，逗号和分号完全和西洋相同。这套标点法在民国初年文学革命之际，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而广泛运用。

这版标点本的《史记》非常易读。不过虽说不再受到注释的烦扰，但像这样完全去除注释的做法，终究也有不便的地方。毕竟对方是两千多年前的产物，如果这些文章能够某种程度上直接读懂，那几乎就是奇迹了。

所以，深入细部就必须有特别的注释才能读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最近发行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史记》中，正文完全沿用了前面说的标点本，同时根据内容意思划分成段，在段落结尾整理插入了《集解》等三注的内容。注释的对照之处在正文中用数字标明，这和西洋图书中的索引是完全一样的。

虽说学问的方法变得西洋化了，但这完全不成为自卑的理由。现今的西洋句读法是漫长经验后不断改良的结果，绝不是从古代希腊就作为西洋文化的特质而沿用至今的。那时的文章既没有标点也没有段落，完全就是一块平板，与中国汉文的白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通过概观《史记》刊本的体裁变迁，我们至今为止怎样读《史记》的问题大致得到了解决。接下来读《史记》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最终得出的结论出发，这和其他的研究领域并没有什么差别。

《史记》与日本

至此，《史记》的正文已经被整理成十分易读的形式，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但作为日本人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优势，那就是《史记》还有多种和译版本。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出版的带有训点的版本其实已经是半日语的了。当然，有观点认为汉文必须用汉语的读音来读，但是另一方面，汉文也带有必须用所谓训读来处理的性质。正因为如此，汉文才能扩散到带有方言差异的中国各地，以及语言不同的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如果是必须用本国字音才能阅读的文章，那完全用表音文字来写就可以了。其实在明治初年时候，为了学习英语曾发明出将训译的折返点和正文一起读出的方法，但很快就以失败废除告终了，毕竟英语是不适合使用折返点的。

总之，日本人如果想要读《史记》的话，古版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最近又出版了不少活字本和和译本，所以对于任何人而言，文本都是很容易获得的。出于不知名的爱好，随手翻上几页《史记》的人也绝不在少数。这些事实无非说明，《史记》不仅是中国的古典，对于日本人而言同样是珍贵的古典。

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也就是记事的文章读来就能明白、从旁解说和介绍都是多余的，这一章学诚的观点在此能否适用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和注释的必要性一起考虑就很容易明白了。文章本来是没有注释的，但随着时代的演进，斗转星移，文章中也自然会生出无法理解的地方。在所谓的标点本中，最初是删去了全部的注释，但在二十四史版本中又不得不复活了三注的文字，这不就是最雄辩的证明吗？

如果是去美术馆，对于绘画和雕刻只要边看边鉴赏就行了。这样的道理确实是成立的，但如果靠自学来追及这一领域的先贤所达到的境界，这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啊。我们终究是需要先贤的，即便最终否定了先贤们的成果，这也无法说明他们就是没有用的。

将自己视为先贤未免有些狂妄，但这里不这样说就不能表达清意思。我相信，如果以我六十年的经验能够促成读者们一夜间毕业，那就不是完全在浪费时间了。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生卒年还不明确，一般认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主要生活在武帝时期，历任郎中、太史令等职务，因友人李陵将军投降匈奴而遭到连坐，被处以宫刑，其后任中书令，大约死于后元二年（前87 年），与武帝驾崩的时间接近。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继承了其父司马谈既有的修史志向，苦心孤诣的集大成之作。包含本纪十二卷、表十卷、书八卷、世家三十卷、列传七十卷，合计一百三十卷，总字数达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其中有十卷没有正文。列传的最后一卷是《太史公自序》，同时也是这部书的总目录。

司马迁的传记见于《汉书》卷六十二，其中包含着他寄给友人任安的著名的长文书信。

（本文摘自《宫崎市定解读<史记>》，宫崎市定著，马云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