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对一个地方逼真的描述，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

著名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段义孚（Yi－Fu Tuan）于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逝世，享年92岁。

段义孚(Yi-fu Tuan)

1930年，段义孚出生于中国天津，先后在中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就读小学和中学，在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获得地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多年。自1984年至1998年正式退休期间，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分别以约翰·K.赖特地理学教授和维拉斯地理研究教授的身份担任讲座教授。

段教授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是美国地方中心的创始董事会成员，并于2012年获得著名的瓦特琳·路德国际地理学奖，该奖是地理学界的最高奖项。

段义孚认为：

“对一个地方生动或逼真的描述，也许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

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研究客观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把研究重点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段义孚作为地理学家所认识和经历的一切的见证，书中他反思了之前所有作品的内容，并将其重新呈现。

今天与大家分享《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段义孚谈建筑的章节，以纪念这位富有深厚人文情怀的重要学者。

筑巢的园丁鸟

段义孚谈建筑

文 | 段义孚

（摘选自《人文主义地理学》）

本文版权归上海译文出版社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

鸟类筑巢，白蚁建造蚁穴，但是动物们并没有建筑的概念：首先在心中有一幅图像——一幅理想的图像，然后将其转化成物质现实。人类做到了，因此人不仅仅在建造，还有建筑。建筑能够不断进步：不断的构想（规划）带来不断的建筑物。

我用内部空间来举例说明。一般而言，人更了解“内部空间”而不是“外部空间”，虽然体验的性质完全不同，取决于人接触建筑物的种类。从第三王朝的古埃及人开始，他们了解外部空间的崇高性（试想公元前2630年，埃及建筑师英霍蒂普在塞加拉设计的第一座金字塔，建在月光之下），但其内部空间却黑暗杂乱。古希腊人在卫城之巅筑造了帕台农神庙（Parthenon,公元前447—前432）以振奋精神，但神庙的内部空间并不比埃及的祭庙大。欧洲人不得不等到哈德良皇帝建造万神殿时（约126），首次实现内部空间的优雅庄严——转动的太阳照亮了广袤的半个地球。

帕台农神庙

万神殿

另一巨大的飞跃是哥特式大教堂，它起源于12世纪的法国。进入哥特式教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立柱高耸的大厅。立柱在天花板呈扇形散开，就像森林中分枝上的树叶。比尖顶拱门与立柱更引人注目的是灯饰。

哥特大教堂是穹顶式建筑，灯光闪烁，色彩斑斓。破窗而入的阳光，宝石闪闪的绣花长袍，镀金圣杯，珠宝镶嵌的十字架，使整个教堂熠熠生辉。这些颜色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因为其使得内部空间增色不少。但是，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些颜色也代表着基督教的美德——每种颜色都是一种美德。

巴黎圣母院

一流的视觉奇观是音乐的肃穆和辉煌。哥特大教堂是一个音乐盒，中世纪时充满了节奏舒缓但旋律极强的圣歌；后来，就有了欧洲最伟大的作曲家的奏鸣曲。

在正常状态下，大教堂是一种精神和多种感官的体验。在过去，没有建筑空间提供过如此丰富的体验，当然，现在的建筑空间也没能做到。难怪哥特式大教堂被称为天堂的前院。

与内部空间相比，外部空间的宏伟更容易实现。我们都了解埃及金字塔、丧葬庙宇及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外部庄严和内部局限。又如西藏的布达拉宫（Potala Palace, 1645）和北京的天坛（Temple of Heaven, 1406—1420）。

布达拉宫外部的雄伟壮观使内部显得狭小昏暗，本身就应提升精神境界的广阔外观必须凭借其他象征手法——闪烁的油灯、林立的雕像、跪拜祈福的僧侣——来提供精神启示。

布达拉宫

天坛

至于天坛的内部构造，精心制作的木梁吊顶悬于头顶，这的确引人注目，但缺乏步入哥特大教堂时那种高耸的感觉。中国建筑师，即使有这种想法，也缺乏技术手段来建造一个如此壮观、给人浮动幻象的光亮空间。

中国的传统建筑中，最接近崇高的内部设计是大庭院，与世俗世界隔绝，但向天空敞开。

现代建筑师似乎拥有实现梦想所需的全部技术。令人惊讶的是，结果却重归于注重外部的壮观。建筑师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生于1949年）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1997），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生于1949年）设计的北京中央电视台大楼（Central Television Tower, 2009），都是博人眼球的不朽之作。

古根海姆博物馆

北京中央电视台大楼

切记，不要单单满足于视觉新奇，而是要让人一直注目。相比之下，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是保守的，其舒适地带有限。建筑师无法设计出相互连通的内部空间或是呈弧线、曲线和斜线形状的外观而不引起眩晕和恶心。这些几何图形充其量只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不仅让游客不能专心欣赏博物馆里的画作，如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设计的纽约市古根海姆博物馆，而且使工作人员也不能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如库哈斯设计的电视台大楼。

纽约市古根海姆博物馆

这种自相矛盾的目的不会发生在宗教建筑物中，礼拜者一进入教堂、清真寺或庙宇，就应该想到神。祷告、圣歌、赞美诗、诵读课程和布道都直接关注着神。远非多余，建筑是全部精神体验的核心。

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样板建筑又回归到古代的样板建筑，两者都出现华丽的外观与朴素的内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情景。然而，出现相同情景的原因却完全不同。

古代建筑师缺乏技术来筑建宽敞且提升精神境界的内部空间。现代建筑师则没有了这种需求。在我们这个世俗的时代，最直接的“精神”体验出现在我们进入博物馆欣赏画作之时以及在音乐会倾听交响乐之时。

©DAVID HOCKNEY

我们进入的建筑物内部通常是繁忙的酒店大堂，或是安静的办公室和公司走廊。无论如何，我们进去之后都不会遇见神！所以，对于建筑师来说，灵感——终极的灵感——来自何处呢？

空间与空间感

空间感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丰富体验。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即使在这里，建筑起的也是引导作用。细想杰弗里·泰茨（Jeffrey Tate,生于1943年）在法国索姆河河畔亚眠大教堂（Amiens Cathedral, 1220—1270）里的经历。

杰弗里·泰茨小时候患脊髓缺陷症，走路不稳，这使得他在担任伦敦皇家歌剧院指挥时异常艰难。于他而言，走路是一种斗争。他对朋友们说，当进入教堂时，面对面前的空间，他有种非凡的感觉，感到自己可以随之而动。

法国索姆河畔亚眠大教堂

亚眠大教堂以其建造规模和高度而著称。但我们真的需要建筑来理解规模吗？毕竟，即便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大厅，与它坐落的峡谷比起来也是那么渺小。然而是教堂而非峡谷给了我们居高临下的规模感及高度感。建筑物凭借其高度与规模的恰当比例，引导并指引着我们的视线。大自然很少有这种几何形式的清晰，一旦具有，我们就称其为雕塑或建筑。

另外两个例子揭示了我们的空间感如何通过文化技术手段得以延伸。从这个问题开始：

“是什么给了我们最基本的空间概念？”

答案，不是视力（眼睛看到以三维方式呈现的物体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移动能力。婴儿的踢腿便是开始；他们张开双臂，扩展了更大的空间；抛出一块石头，看着它飞向远处，开拓了更大的空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空间随着物体抛射方法的改进而不断扩大：从以手臂扔出到投掷器的助力抛出，从手中拉紧的弓箭到枪里发射的子弹，再到火箭、宇宙飞船的升空。科技的发展给了我们更大的力量，最初抛出石块的动觉体验变成弓箭横空飞过的视觉感知，最终成为对空间延伸的抽象理解。换言之，我们感觉到的空间减少了。而抽象理解是否也能给人广阔的空间感，需要数学天才来回答。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空间中移动时。从爬行到直立行走、再到跑，我们移动的速度越快，我们面前展现的空间越大，比起需要克服的阻力，我们面临着更多自由的诱惑。随着马的驯化，人类经历了不同的速度。想象一下策马者骑着马儿驰骋于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由感。

机器同样使人摆脱了速度的限制。试想这些机器速度和机动性的不断提升，如自行车、摩托车、跑车和轻如飞燕的轻型飞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机器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速度越来越快，空间和空间感开始减少了。

乘客被固定在巨型飞机的舒适座位上，有着婴儿般的静止，他们的空间和空间感降至最低。宇航员并没有享受到空间的无限，感受最深的是飞船的有限空间；没有感受到自身的运动力量，只是感受到自己的失重状态。他们飘浮在飞船中，自身无法控制加减速，而飞船看似不动，只是悬浮在漆黑的太空中。

《2001太空漫游》剧照

空间与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密切相关，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但在这里我会提及这样一个联系，一是因为它源于我刚刚提到的运动速度，二是因为它是仅在过去二十年左右才广为人知的联系。这正是我所想的。

新闻传播的速度和我们自身的移动速度，都通过缩短我们所认为的过去而明显延长了我们的现在感。在不久前，远方传来的新闻并不是实时的，我们听到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人们活在当下，却总被过去所包围。今天，甚至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新闻也是同步的，我无时无刻不处于现时之中，而过去被快速的传播彻底抹去了。

如果人的移动比消息的传播更快呢？那么再一次，现在得以延长，过去被缩短了。1941年，我历时三周从香港坐船到悉尼。回到香港，我可以把澳大利亚作为我的过去，因为我不可能再有时间穿越那些空间。如今十二个小时内我便可穿越它，结果，悉尼几乎等同于香港，同属于我的现在。这两座城市变成了循环路线的两端——一条通勤线路！所有通勤都像发生在延伸的当下。

行驶的速度，甚至是电子通信的速度都在急剧地缩小着空间。对于商业行为等生活的实用目的，空间是一种阻碍，因此我们希望缩小空间。然而，在其他情景和体验中，空间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依然暗示着美好的事物。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件杰出的艺术品给予了我们空间感，好像我们被邀请进入“某个巨大的反思大厅”，友谊是相互给予共鸣的空间。“友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可以被界定为完全洪亮的空间。”

“对一个地方生动或逼真的描述，

也许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

人文主义地理学经典入门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美）段义孚 著

宋秀葵 陈金凤 张盼盼 译

ISBN：9787532782918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定价：45元

内容简介：

段义孚认为：“对一个地方生动或逼真的描述，也许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

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研究客观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把研究重点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他作为地理学家所认识和经历的一切的见证,书中他反思了之前所有作品的内容，并将其重新呈现。

作者简介：

1930年，段义孚(Yi-fu Tuan) 出生于中国天津，先后在中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就读小学和中学，在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获得地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多年。自1984年至1998年正式退休期间，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分别以约翰•K.赖特地理学教授和维拉斯地理研究教授的身份担任讲座教授。段教授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是美国地方中心的创始董事会成员，并于2012年获得著名的瓦特琳•路德国际地理学奖，该奖是地理学界的最高奖项。

原标题：《段义孚：对一个地方生动或逼真的描述，也许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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