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出一本既毕恭毕敬又非同凡响的小说，可能吗？”

原创 阿扎尔•纳菲西 三辉图书

2011年8月28日，伊朗德黑兰 ©️MORTEZA NIKOUBAZL/REUTERS

据多家媒体报道，8月12日，小说家萨曼·鲁西迪在纽约演讲时遇袭，伤势严重。

1989年，鲁西迪出版小说《撒旦诗篇》之后，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认为小说内容有辱伊斯兰教，对其下达了追杀令。

萨曼·鲁西迪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当中，作者阿扎尔·纳菲西与她的学生谈到了文学的冒犯性、解读空间与审查者的眼光等话题，她们谈论的除了纳博科夫和福楼拜，也包括鲁西迪。她的学生说：“宗教领袖企图掌控我们的人生，就像你说的，把我们变成他自己想象中的虚构人物，而他也用同样的手段对待我们小说。鲁西迪就是最好的例子。”“有很多人觉得鲁西迪以扭曲和离题的方式描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所反对的不是他写小说的行为，而是他在小说中对他们的冒犯。”“要写出一本既毕恭毕敬又非同凡响的小说，可能吗？”

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小说的冒犯和政治不正确？我们又如何解释自己从“不正确”的内容当中感受到的共鸣与力量？在阅读纳菲西与学生们关于洛丽塔的讨论后，我们或许可以得到答案。

不知读者能否想象我们。在11月的某个阴天，我们围玻璃铁桌而坐，餐厅镜中反照出红黄树叶潮湿模糊的影像。我和两个学生腿上摊着《洛丽塔》，其他人都是厚重的影印本。这些书得来不易，书店里再也买不到。审查机关先查禁了大部分，接着政府又不准书店销售：多数外语书店若不是关门大吉，就得仰赖革命前的库存维生。这些书有的可在二手书店找到，极少数可在德黑兰每年的国际书展买到。像《洛丽塔》这样的书可就得之不易了，尤其是丫头们想要的注释版。我们帮没书的人影印了整整三百页。在休息的一小时里，我们会喝茶或咖啡配糕点。我不记得那天轮到谁准备糕点；我们轮流准备，每星期有个人负责提供糕点。

“小妞”“小妖”“堕落”“肤浅”“顽劣”——这些是批评者给洛丽塔贴的一些标签。相较于这些攻讦，亨伯特对洛丽塔与其母亲的抨击似乎几近温和。另有些人——尤其是著名文学评论家特里林——则认为这是个伟大的爱情故事，还有些人谴责《洛丽塔》作品本身，因为他们觉得纳博科夫将一个十二岁少女被强暴的故事写成审美的经验。

我们课堂上不认同以上的所有诠释，而一致赞同（我很骄傲地说）纳博科夫妻子薇拉·纳博科夫的观点，并支持洛丽塔。“评论文章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探讨洛丽塔，唯独漏掉一个：它的美丽与哀愁。”薇拉于日记中写道：“评论家偏好搜寻亨伯特现象的道德寓意、合理性、谴责或解释……不过我却希望有人能注意到书中对洛丽塔这孩子无助窘境的温柔描述、她不得不仰赖变态亨伯特的可怜之处，以及她自始至终令人心疼的勇敢，尤其在她悲惨但基本上仍属纯洁与健康的婚姻中，表现得最为坚强。还有她的信和小狗，以及当亨伯特食言、未实现要给她小小乐趣的诺言时，她脸上的可怕表情。他们全都忽略了其实这个‘讨厌顽劣’的洛丽塔是非常善良的，否则历经如此严重的摧残，她无法重新做人，也无法跟比较讨她喜欢的可怜狄克过起有尊严的生活。”

《洛丽塔》（1997）剧照

亨伯特的叙述是自白性质的，不但是一般的自白，也是等待剧作家奎尔蒂谋杀案开庭前的狱中认罪书。洛丽塔为了脱离亨伯特的魔掌，和奎尔蒂逃跑了，但由于不肯加入奎尔蒂残酷的性游戏，又被他赶走。亨伯特呈现给我们的形象，既是叙事者也是诱惑者——不但诱惑洛丽塔，也诱惑我们这些读者，贯穿全书，他都称呼我们“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先生”（有时称“陪审团睿智的男士们”）。随着故事铺陈，揭发一桩比奎尔蒂谋杀案更深层、更严重的罪行：诱奸强暴洛丽塔（大家会注意到作者虽以热情温柔的笔触描写洛丽塔出现的场景，奎尔蒂被杀却是以闹剧呈现在我们眼前）。亨伯特的文字有时过于精雕细琢，目的在引诱读者，尤其心高气傲的读者，他们正是会加入此种咬文嚼字游戏的人。洛丽塔这类受害者未曾替自己辩驳，也没机会道出自己的故事。基于此，她成为双重受害者：她被剥夺的不仅是她的生命，还有她的故事。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上那堂课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受这第二种罪行的危害。

我们还没见到洛丽塔与她母亲，她们的命运便已注定：亨伯特口中的海兹宅灰多于白，“那种地方一看就知道浴室里会有一根橡皮管连接到浴缸水龙头，以代替莲蓬头”。等我们站在门厅时（装点着门钟和“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千篇一律的宠儿，凡·高作品《阿尔的女人》［L’Arlesienne］”），我们的微笑已变成自负的嘲笑。我们望着楼梯，先听闻海兹太太的“女低音”，才见到夏洛蒂（“稀释过的玛琳·黛德丽” [1]）拾级而下的身影。亨伯特甚至还在形容她时，便逐字逐句诋毁她：“她这种女人显然会用洗练的言词反映出某读书会或桥牌社的文化，但绝不会反映出她的灵魂。”

[1]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活跃于20世纪30到50年代的德国女星，以饱经世故、成熟娇媚的形象闻名于世。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Photo: GAB Archive/Redferns

可怜的女人，一点机会都没有；即使读者在进一步认识她，笑看她的肤浅、对亨伯特爱妒交织的激情，以及对女儿的恶劣之后，她也没有改善。亨伯特通过优美的辞藻（“杀人犯总会使用华丽的文字风格”），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入美国消费主义的陈词滥调与细微残酷，博取读者的同情心，怂恿读者相信他勾引一个寂寞寡妇、因垂涎其女而与寡妇结婚的无耻行径，是可以理解的。

纳博科夫的技法，表现在他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亨伯特的受害者——至少他的两任妻子瓦勒莉亚和夏洛蒂——却不需欣赏她们。即使我们赞同亨伯特批评她们俗不可耐，也会谴责他对她们的残酷不仁。在这儿我们上了民主的第一课：所有个体，不论多令人轻藐鄙视，都有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斩首之邀》与《斜纹章》中，纳博科夫的反派人物是粗鲁残暴的极权统治者，企图霸占掌控富于想象力的心灵；在《洛丽塔》，坏蛋却是想象力丰富的人。读者对皮耶先生的印象清晰明了，但亨伯特先生可就不好评断了。

亨伯特充分利用阴谋，设计读者接受他最可恶的罪行：初次尝试占有洛丽塔。他以同样零缺点的准确度，一方面准备让我们接受最终一幕的勾引，另一方面准备迷奸洛丽塔，占据她软弱无力的身躯。他把我们归纳为他的同类——消费文化的积极批评者——企图笼络人心。他称洛丽塔为庸俗的狐狸精——“令人反感的传统小女孩，绝非女性小说里娇弱的孩童”。

亨伯特如同一流的辩护律师，巧舌如簧地诉诸我们更高的道德标准，借由牵连受害者，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身在伊朗的人，对此种手法已相当熟悉。（当权派喽啰放火烧戏院时，宣称：“我们不是反对电影，而是反对奸淫！”）亨伯特称读者为“陪审团各位冷淡的女士”，告诉我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奇怪的事，是她勾引我的……”他自白道：“这个尚未成熟的美丽少女，已遭现代男女合校、青少年道德观、营火晚会等事彻底污染，在她身上，找不到一丝腼腆羞赧。她把真枪实弹的行为仅仅当作是年轻人偷偷摸摸、不为人知的世界。”

到目前为止，“罪犯亨伯特”在“诗人亨伯特”的协助下，似乎顺利勾引了洛丽塔和读者，但其实他两方面都失败了。在洛丽塔方面，他不曾在她自愿的情况下占有她，因此从那时起，每做一次爱都成为更残酷、更屈辱的强暴，只要一有机会，她就避开他。他也未能完全引诱读者，或至少某些读者。他在诗人方面的才能、华丽的文字风格，再度讽刺地暴露出他的真面目。

现在大家该看出纳博科夫的文字铺陈，是如何给毫无戒心的读者设下陷阱了吧：亨伯特的叙述所隐藏的真相，同时也质疑并揭发了他每项声明的可信度。另一个洛丽塔因而从庸俗狐狸精的拙劣描绘底下浮现，尽管这也是她的一面。一个受伤、寂寞的女孩，丧失了童年，孤苦失怙，无处投奔。亨伯特罕见的内省让我们得以一窥洛丽塔的性格、脆弱与孤单。他告诉我们倘若要在初次强暴她所住的汽车旅馆“痴迷猎人”的墙上作画，他会画一座湖、燃烧的凉亭，以及“在泛着涟漪的池子里溶化的火蛋白石，最后一阵悸动，最后一抹色彩，刺眼的鲜红，伤人的粉红，一声叹息，一个畏怯的小孩”。（小孩，陪审团的诸位女士先生，请别忘了这小孩若生在伊朗，可能早该嫁给了比亨伯特还老的糟老头。）

随着故事发展，亨伯特的不满日增。他称呼她“可恶又可爱的贱货”，还说到她“青春淫荡的玉腿”，然而我们很快就明白亨伯特在埋怨什么了：她坐在他大腿上挖鼻孔，全神贯注于“报上的娱乐版，对我的狂喜状态无动于衷，仿佛被她坐在底下的，只是鞋子、玩偶，或网球拍的握柄”。当然，所有的凶手和恶人都有说不完的理由去怪罪被害者，只不过没人像亨伯特这么能言善道。

他也不见得一直都是温柔的情人：只要她稍有独立的意图，就会引起他勃然大怒：“我使劲反手一掴，狠狠击中她炙热的小脸。然后是深深的懊悔，啜泣弥补的锥心甜蜜，卑躬屈膝的爱，绝望的肉欲和解。在柔美的夜晚，在米拉那旅馆（米拉那！），我亲吻她长趾双足的略黄脚底，献祭自己……但一切只是徒然，我俩的命运已注定，不久我又会陷入另一轮迫害她的循环。”

再没有比洛丽塔彻底的无助这一点更触动人心。在他们痛苦的（对洛丽塔而言，因为她做了一场勇敢的戏）与狂喜的（对亨伯特而言）初次性行为隔天早晨，她向他要钱打电话给母亲：“我想打就打，为什么不行？”亨伯特回答：“因为，你妈已经死了。”当晚在旅馆，洛丽塔与亨伯特各住一房，可是“半夜她哭着到我房间，我们极其温柔地和解。你也知道，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当然就是一切的关键：她无处可去，他逼她任其逞兽欲长达两年，不论是在肮脏的汽车旅馆、偏僻小路、他家，甚至学校。他不让她和同龄的孩子往来，监视她避免她交男友，吓唬她要她守口如瓶，以金钱贿赂她换取性行为，这是他良心发现时的平心之论。

读者在论断亨伯特或我们的盲眼审查官之前，我得先提醒读者，亨伯特有时称他的观众为“读者！兄弟！”[2]，令人不由想起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著名的引言：“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

[2]原文分别为英语中的Reader（读者）和德语中的Bruder（兄弟），两者字形相近。——编者注

蜜德拉边伸手拿糕饼边说有件事她想了好一阵子想不通。为什么像《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这么哀伤悲惨的故事，使我们感到快乐？阅读如此的不幸却觉得快乐，是否罪过？倘若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新闻，或自己亲身经历，我们还会有相同的感受吗？假如我们在伊朗写出自己的故事，会让读者觉得快乐吗？

包法利夫人（2014）剧照

当晚和许多夜晚一样，上床时我仍满脑子课堂上的事。我觉得我给蜜德拉的回答并不完整，很想打电话给我的魔术师，跟他谈谈我们讨论的内容。平常我失眠多半是因为做噩梦或忧虑，那一夜却是兴奋得睡不着。大多数夜里，我总醒着躺在那儿等待大祸临头，或电话铃响，传来朋友亲戚的噩耗。大概我以为只要意识清醒，坏事就不会发生，因为坏事只会从梦里入侵。

我夜惊的缘起，可溯及大二那年，当时我在瑞士一所讨厌的学校就读，有天正在上一位严峻的美国老师开的历史课，突然被叫到校长室。他们告诉我收音机发布了我父亲入狱的消息，我父亲是德黑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不过三周前，我才在《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上看到他与戴高乐将军合影的大彩色相片。他没和伊朗国王或其他权贵在一起——就只有父亲和将军。父亲和家族里其他人一样，是自命清高的文化之士，从政却瞧不起政客，只要一有机会就和他们唱反调。他的个性耿直不阿，对上司桀骜不驯，但极受欢迎，而且与媒体记者关系良好。他写诗，觉得自己从事的职业应该是写作。后来我得知父亲的欢迎词是用法文写的，文中还有多处提及夏多布里昂和雨果等法国大作家，从此以后，戴高乐将军便特别喜欢他。戴高乐决定颁赠他荣誉勋位，但伊朗的名流精英看在眼里可不是滋味，他们原本对父亲的不听话便怀恨在心，如今又嫉妒他的风光。

这坏消息带来的唯一小小补偿是，我不必继续留在瑞士念书。那年圣诞节我回家了，去机场的路上还有随扈护送。当我抵达德黑兰机场，不见父亲来接机，才切身感受到他入狱的事实。他被囚禁在“临时”牢房（即监狱中的图书室，紧邻太平间）的四年间，一会儿有人告诉我们他就要被处决，一会儿又有人说他即将获释。最后他被撤消所有诉告，只留了一项，违抗命令。这罪名我永远记得——违抗命令：此后这成为我面对人生的一种态度。许久之后，当我读到纳博科夫的句子——“好奇是不服从最纯粹的形式”——心里便想起对父亲的判决。

自从被叫离霍姆斯先生（他应该是这名字）安全的课堂，得知我的市长父亲身陷囹圄那一刻起，我就未曾复原。后来，伊斯兰革命又夺走了父亲出狱后、我好不容易重拾的薄弱安全感。

上了几个月的课，丫头们和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噩梦，在梦中我们不是忘了戴就是没戴面纱，而做梦的人老是在逃跑。有个梦（可能是我自己的），梦中人想跑却跑不了：就在前门外，她的脚却生了根，动弹不得，无法转身开门躲进去。娜丝琳是我们之中唯一声称从未经历过此种恐惧的人。“以前我老是怕必须说谎，你也知道俗话说要诚实面对自我，诸如此类。我曾经相信这种事，”她耸耸肩，想了一下又补充道，“不过现在我已经进步了。”

The Blue Landscape (Le Paysage Bleu) , Marc Chagall

后来尼玛告诉我们，他朋友十岁大的儿子有一天惊恐地叫醒父母，说他刚做了个“违法的梦”。他说梦到自己和一些接吻的男女在海边，令他不知所措。他一直跟爸妈说他做了违法的梦。

在《斩首之邀》中，辛辛那图三流旅社般的牢房墙上，写有受刑人守则，如“谦和的受刑人是看守所的光荣”。第六条守则即整部小说的核心所在，“受刑人不应有梦，即便有，应立刻抑制与受刑人现况不符的夜梦，例如：明媚的风光，与朋友出游，家庭聚餐，以及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与之亲近者发生性行为（因此法律将认定其犯下强暴罪）”。

白天情况较好，白天我是勇敢的。我回革命卫兵的嘴，与他们争辩，不怕随他们前往革命委员会。我没时间去想死去的亲友和自己千钧一发的幸存。到了夜晚，总是在夜晚，回到家里时便尝到苦果。接下来会怎样？谁会送命？他们何时会来？这恐惧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因此尽管我并非总是意识到自己的恐惧，但我却患了失眠症；我在屋里走来走去，看书，戴着眼镜睡着时还抓着书不放。谎言与自圆其说随恐惧而来，正如娜丝琳沉痛的提醒，不论谎言与自圆其说多具说服力，都降低了我们的自尊。

有些事救了我：家人和一小帮朋友，意念，思想，午后散步时与我的“地下男人”讨论的书。他时时担心万一我们被拦下来，能编造什么借口？我们既非夫妻，也不是兄妹……他担心我，担心我家人，而每当他担心时，我就变得更大胆，任由头巾滑落，纵声大笑。我拿“他们”无可奈何，但我可以对他或我丈夫生气，对所有“为了我的安危”而如此谨慎、担忧的男人发威。

初次讨论过《洛丽塔》后，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上床，脑海里反复思索蜜德拉的问题。为何《洛丽塔》或《包法利夫人》带给我们无穷喜悦？是这些小说有问题？还是我们有毛病？抑或福楼拜和纳博科夫是冷血动物？下个周四到来前，我已想好答案，迫不及待与全班分享。

我说：“纳博科夫将每本出色的小说称为一则童话故事，嗯，这我同意。首先我得提醒各位，童话故事充斥着吃小孩的可怕巫婆，毒害美丽继女的邪恶后母，以及把孩子遗弃在森林的懦弱父亲。但神奇的魔力来自良善的力量，这力量显示我们无须在纳博科夫所谓的“命运之子”[3]加诸的限制与框框下束手就缚。”

[3]原文为McFate。

每个童话故事皆提供了超越限制的潜能，因此童话故事在某方面给予了现实所不允许的自由。所有传世的小说作品，不论其呈现的现实多严酷，皆有一股借着肯定生命来对抗生命无常的基本反抗精神。这份肯定来自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故事，掌控小说中的现实，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每件伟大的艺术品都是项赞颂，都是对人生中背叛、恐惧与不义的反抗。形式的超卓与优美起而反抗主题的丑陋与猥琐。因此我们才深爱《包法利夫人》，为爱玛落泪，贪婪地阅读《洛丽塔》，为粗俗又充满诗情、孤苦无依却坚毅不驯的小女主角心碎。

本文作者 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对外政策研究院的对话研究项目负责人。曾在伊朗的德黑兰大学、自由伊斯兰大学以及阿拉美塔巴塔拜大学教授西方文学。1981年因拒戴头巾，被逐出德黑兰大学。1997年，从伊朗到美国。

纳菲西因《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她获得的奖项包括克里斯托弗•戈勃朗基金会国际思想与人文奖、伊丽莎白•安•斯通勇敢女性奖、美国移民法律基金会移民杰出成就奖、俄克拉荷马大学杰出校友奖等。蒙特霍里约克学院、斯腾山大学、戈切尔学院、巴德学院以及拿撒勒学院等多个高校均向她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纳菲西的文章广受欢迎，多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新共和》等著名媒体。著作另有：《我所缄默的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反地域：纳博科夫小说的批评性研究》《比比和绿色的声音》《想象共和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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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 阿扎尔·纳菲西 译者: 朱孟勋 出版: 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位叛逆的女教师，一群叛逆的女学生，一门特别的文学讨论课，一种不能放弃的自由坚持，最富争议的伊朗裔美国女作家关于中东及祖国现象之批判

这本书记录了纳菲西如何自己抵抗、同时也帮助他人抵抗伊斯兰对女性发动的战争，我深受感动。她的回忆录包含重要和深邃的反思：神权政体造成的创伤、对自由的沉思和痛苦追求——以及在接触良师与名著时带来的乐趣及自我意识，这一点尤为震撼人心。

——苏珊·桑塔格

有如漂浮于伊朗茫茫大海中的一艘文学救生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振聋发聩，感人肺腑……对文学潜移默化作用的有力阐释：关于艺术可以为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人们提供的逃离意识形态的避难所，关于艺术在个体声音中的积极和颠覆性的信念。

——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

编辑｜艾珊珊

原标题：《“要写出一本既毕恭毕敬又非同凡响的小说，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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