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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论文 | “伦理悲剧” 与等级重构：黑格尔耶拿早期“市民等级” 理论起源探析

2022-08-15 15: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伦理悲剧” 与等级重构: 黑格尔耶拿早期“市民等级” 理论起源探析

摘要:

近代世界不断兴起的经济活动充斥着原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古希腊统一的城邦生活和伦理精神为黑格尔提供了一种拯救近代世界个体性原则盛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希腊悲剧的“和解”隐喻中变得明朗起来。黑格尔援引俄瑞斯忒斯悲剧，试图在古代城邦伦理精神与近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之间达成和解。这一和解方案体现为，在重构伦理总体优越性的前提之下，承认近代经济活动自发形成的 “市民等级”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并使之接受伦理国家的监管控制。这是黑格尔最早通过引入政治经济学，关于“市民社会”起源的理论探索，也是黑格尔首次对 “市民社会”和“国家”做出划界的理论尝试。

作者简介:

朱渝阳，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论文来源:

《世界哲学》2022年第4期

本文作者：朱渝阳

希腊悲剧在黑格尔哲学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早期的神学著作、耶拿时期的法权伦理手稿还是在稍后的《精神现象学》中，希腊悲剧及其不可抗拒的命运结局，都不同程度地承载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表现形态和话语样式。尤其是在耶拿早期，古希腊的城邦建制不仅是黑格尔心中公共政治生活的典范，而且也促使黑格尔不断回望审视希腊伦理日暮途穷、盛衰转换的历史命运。黑格尔最早对城邦伦理精神的衰退做出反思，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伦理共同体，集中体现为《自然法论文》 (1802 /03) 中提出的 “伦理悲剧”(die Tragödie im Sittlichen) 。所谓新的历史条件，就是以个体主观性原则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一个独立的、普遍的“社会需求体系”，它在客观上充斥甚至瓦解了以普遍性为原则的城邦政治生活和古典伦理精神。如何在重振、复兴古希腊伦理精神的同时，应对国民经济活动对近代社会结构产生的变革性影响，成为黑格尔耶拿早期自然法学说最重要的现实关切。

黑格尔解决这一伦理困境的独特进路在于，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指出希腊城邦伦理难以逃脱的“悲剧性”命运及其与近代世界达成和解 (Versöhnung) 的必然性。这里所说的“悲剧”指的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俄瑞斯忒斯 (Orest) 为父报仇而手刃生母，受到复仇女神血腥报复而被迫逃亡的故事。从这一悲剧性的神话事件中，黑格尔看到了其中所影射的家庭之法与城邦国家之法个体伦理与神灵伦理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无法抗拒的两难抉择。最终的审判因雅典娜女神的介入而成为可能，对抗性的双方也达成和解。这一和解体现为: 一方面俄瑞斯忒斯被无罪释放，其弑母的罪行得到赦免; 另一方面复仇女神的诉求也得到回应，其使命由凶杀报复转变为福佑城邦。以此悲剧的和解为理论样式，黑格尔指出，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古典城邦伦理生活消失。被后起的罗马世界所取代，这同样是一出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伦理悲剧”。因此，要追问的是，陷于 “伦理悲剧”中的双方是如何走向和解的? 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成为其“市民社会”方案的最早理论探索，也是古希腊悲剧“和解”隐喻的直接运用。黑格尔一方面以古典城邦伦理为共同体典范和国家理论模本，并借用有机体概念 ( Organismusbegriff) 和生命概念(Lebensbegriff) 来刻画“绝对伦理”动态发展的有机属性和总体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基于市民经济活动中的 “劳动—需求”模式而自发形成的普遍的社会需求体系，这一体系创造了一个独立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市民经济领域。黑格尔要在重振绝对伦理精神的理论框架之下，承认并论证 “市民等级”的合理性，首要的工作就是对古典城邦建制进行等级重构。

数据与方法

根据亚里士多德 “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体”的定义，黑格尔把城邦 ( polis) 或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Volk) ，规定为完全肯定之物 (das Positive) 。民族不仅在逻辑上有先于个体存在的优先性，而且还有高于个体的优越性，个体只能在民族中才能实现自身。作为承载普遍之物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体现为一个代表普遍精神的伦理总体。但伦理总体要组织自身，运转起来，统一的民族整体就必须划界、分层，并通过这一内部分层机制而使 “绝对伦理”( absolute Sittlichkeit) 对象化、客观化为具体的形态。等级学说就是一种使社会差别伦理化的尝试，它依据不同的伦理特性划分等级，把伦理实践放置在相应的等级之上。同时，归入等级也是个体参与、融入民族共同体的一种必然的方式，“每个伦理个体只有作为一个内在被划分了的个体才是可设想的”。因此，等级划分不仅是伦理总体现实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伦理秩序差异化的内在要求。黑格尔把古典城邦世界的等级模式，看作伦理共同体存在的典范，并把整个城邦伦理划分为 “自由人等级”(Stand der Freien) 和 “非自由人等级”(Stand der nicht Freien) 。“自由人等级”是从事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等级。他们具有普遍的公共德性，彰显着绝对的伦理精神，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化样态，因此是完全自由的。这一等级使命可以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 “πολιτεv ＇ ειν”( 投身政治生活) 的规定。与 “自由人等级”关注伦理总体的等级特性相反，“非自由人等级”处于绝对之物的对立面，他们从事某些特定的商业劳动和生产事务，专注于占有、积累所有物。对此，黑格尔这样说到: “这个等级 ( 非自由人等级) 处于需要和劳动的差异之中，以及占有财产的法权和正义之中。这个等级为了个人而劳动，因此自身不包含死亡的危险。”与他们各自的等级事务相对应，他们的等级属性也具有根本差别。自由人 ( 贵族) 等级的德性是勇敢，战时为国慷慨赴死，平时则投入城邦政治生活。他们与城邦总体完全同一，是普遍伦理精神的象征。非自由人 ( 下层) 等级则远离政治生活，投身经济生产劳动。这样的等级属性决定了他们只能相对地、有限地参与城邦政治。他们自身不具有公共德性，受制于私人事务，因此是不自足、非自由的，属于 “相对伦理”(relative Sittlichkeit) 的范畴。

既然“自由人等级”和 “非自由人等级”本质上相互区别，那么他们为何能在古典城邦中相互共存? 这一问题将进一步引向对城邦运作机制的追问，即公共政治生活与个体经济生活之间的边界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规定，古典经济学是一项私人事务，它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空间之外，属于家政学 ( Ökonomik) 。为古典经济活动奠基并促成其存在的，不是别的，正是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度。奴隶是从事生产劳动的非自由民，只有主人才是自由民，才能在城邦中平等地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家政领域的非自由、不平等的存在秩序与城邦政治生活所要求的平等和自由秩序完全对立，这就彻底阻断了由家政学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路径。私人家政学与城邦政治之间不同质的存在结构和统治秩序，决定了 “自由人等级”与 “非自由人等级”之间严格且无法跨越的等级界限，古典城邦生活的统一性也就表现为这种稳定、牢不可破的等级划分。在古典经济学向近代政治经济学转变的过程中，城邦等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范围和效用边界。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经济学中，经济活动被界定为公共生活之外的家政学，它不涉及伦理整体，只局限在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度之中。黑格尔思考的是，是否具有打破私人家政学与城邦政治之间不同质的区域界限，并进而把经济活动引向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这一理论上的可能性，通过两个核心要素，转变为一种实践的必然性。具体而言：

其一，黑格尔通过涉猎近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看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边界的冲击和消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不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而是个体性原则。每个个体作为市场主体具有自主性。劳动不再是满足单个人的家政劳动，而是满足社会总体需求的普遍劳动。基于这种普遍的 “劳动—需求”模式，近代经济活动就具有了社会属性，从而也就有塑造和整合社会共同体的功能。黑格尔这一深刻洞见对于解放家政学的经济活动，将其引入公共社会领域，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形成机制的一个明显区别。黑格尔明确指出，以满足社会普遍需求为指向的经济活动必然创造出一个独立的、普遍依赖的社会实践领域:

这些实在性或情感存在于其纯粹内在的无形式性和简单性之中，它们在实践领域中从差异中进行自我重构，通过消灭直观而从扬弃无差异的自我感觉中走出来，它们就是自我重建的情感──物理的需要和享受，这些需要和享受在总体中重新设定自身，在无限交织中服从于一种必然性，并形成物理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的劳动和积累的普遍相互依赖体系，──这一体系作为科学──，即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二，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视角，黑格尔把古典城邦伦理的衰退及其向罗马帝国的过渡看作是一部 “没落的历史”( Verfallsgeschichte) ，并试图借助伦理悲剧的隐喻，为这部没落的伦理悲剧史做形而上、本体论的论证。黑格尔认为，罗马时代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走向和发展趋势。这种必然性体现为，以主奴关系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渐渐消退，“自由人等级” 和 “非自由人等级”之间固化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

第一个要素使黑格尔具备了新的理论资源。他通过接受近代经济理论而形成一种崭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模式的等级划分。M. 里德尔 (M. Ｒiedel) 曾这样高度评价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 “在同时代的德国观念论哲学中，黑格尔对从詹姆斯·斯图亚特到亚当·斯密和 ( 在 1821 年《法哲学原理》中) 大卫·李嘉图这些英国经典作家的最先进的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是无人与之媲美的。”第二个要素为黑格尔提供了一个宏大的世界史视角，使他把希腊城邦的陨落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之中，并将其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两种趋势在黑格尔的视域中交叉融合，共同发挥作用，为黑格尔反思城邦伦理消失和重构现代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体现在，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古典伦理的丧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 另一方面，黑格尔指出，随着城邦伦理的丧失，古代等级结构也会被整合、重组，同时国民经济理论也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提供了背景支撑。

二、“绝对伦理”的丧失

如前所述，黑格尔把城邦伦理盛衰转换的命运纳入到世界史进程之中，把古典伦理精神的消亡看作一段没落史，这样，黑格尔经历了一次视角转换，他把视角转向了 “历史起源学的考察”。整个城邦有序组织的基础是层级分明的等级结构。“自由民等级”的事务是参与政治生活和城邦战争; 而 “非自由民等级”则远离公共领域，投身生产活动和家政学，以满足自由民的物质需求。一旦等级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城邦统治也就岌岌可危。黑格尔引证 E. 吉本 ( Edward Gibbon) 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从社会历史剧变的大背景出发，把古希腊城邦生活的消逝描述为 “绝对伦理的丧失”( Verlust der absoluten Sittlichkeit) 。黑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一种新的、形式平等的普遍秩序原则也得以确立。在此原则的冲击之下，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之间森严的等级界限被打破了，两个等级混杂起来。自由民丧失了公共德性和伦理精神，他们由高高在上的贵族滑向大众化的平民，普遍的政治生活被私人生活取代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德性的盛行意味着，代表普遍精神的城邦伦理不复存在。这一伦理衰落史具体表述为:

在罗马帝国普遍性的经验现象中，那种奴隶关系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在绝对伦理的丧失中，并且随着高贵等级的堕落，以前两个不同的等级成为平等的了，随着自由的消失，奴隶制也必然消失。普遍性和平等的原则首先必须如此占领整体，以至于两个等级不是分别开来，而是混合起来。在这种混合中，在形式统一性法则之下，第一等级实际上完全毁灭了，第二等级变成了唯一的大众。

显然，黑格尔力图从历史起源学的视角来探究希腊城邦是如何走向没落的。罗马世界的形式平等原则消解了奴隶制，冲破了原有的等级界限，迫使自由民与非自由民进入到普遍的、形式的平等关系之中。这种形式的平等原则主导了整个政治生活的秩序。至此，古典城邦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罗马时代的崛起。

罗马帝国虽然长期处于和平的统治状态之中，但黑格尔却把这种表面上的社会稳定看作是 “帝国生命之中的一种缓慢而隐秘的毒素。”像勇敢和为国慷慨赴死的公共美德荡然无存，相反，以个体利益和经济活动为目的的市民算计成为主流。整个社会远离公共生活，转向私人领域，这在黑格尔看来，无疑就是绝对伦理的毁灭。要拯救社会危机，复兴伦理精神，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清除形式的混杂、重构社会等级。为此，黑格尔一方面坚持等级秩序的伦理维系职能和古典精神的统摄意义;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赋予近代经济活动主体相应的社会角色。新旧等级秩序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对峙抗衡使得黑格尔对重建伦理共同体做出新的思考。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城邦伦理精神与政治经济学重塑社会秩序的功能结合起来，试图发展出一个既能容纳古典伦理原则，又能承认近代经济活动独立地位的社会和解方案。

虽然此时黑格尔并没有明确使用 “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但他出于拯救城邦伦理没落，应对近代新历史境况的考虑，明确提出将政治经济学引入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之中。他同时也看到了基于普遍社会需求体系而形成的一个独立的、专门从事经济活动的阶层，这是黑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市民阶层理论，并自觉将其与国家区别开来，也是后期《法哲学原理》中 “市民社会”理论的初步表述和思想来源。具体来说: 首先，黑格尔充分承认国民经济活动对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冲击作用和塑造功能，根据这一经济主体的特性，将其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即 “财产和法的体系”( System von Eigentum und Recht); 其次，黑格尔再有意识地将这个独立的体系从第一等级中剥离、分割出来，让其自成一个等级。这就是黑格尔新的社会分层理论:

这个财产和法的体系由于前述个别性的僵化存在，决非绝对和永恒之物，而是完全存在于有限和形式之物中。这个体系实际上脱离并排除在高贵等级之外，它必然自成一个等级，然后就能不断扩大自身。

此时，人们就必然有意识地接受这个体系，承认它的权利，而它也就被排除在高贵等级之外，并容许其自成一个体系，作为它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之中，它能够自我确立，…… 同时，这个等级还构建起一个连贯的体系，并且通过将占有的关系接纳到形式的统一性之中，每一个个人，因其潜在地能够占有，便直接作为普遍物或者作为公民［在作为市民 ( bourgeois) 的意义上］，同所有人发生关系。由于这个等级成员是私人，因此他们不再过问政治。

从上述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黑格尔把从事经济事务的个体与第一等级相分离，承认经济活动领域的独立性，并将其提升为一个新的等级，即市民等级。市民阶层的等级特征归结为两点。第一，市民等级占有财产和尊重社会正义，每个市民在形式上相互平等，共同参与到普遍伦理的秩序之中。第二，市民阶层投身私人生活和生产事务，对政治生活和公共领域的热忱全无，不再过问。从事经济活动的利益驱使和明哲保身的倾向也使他们放弃了勇敢和为国捐躯的公共美德。作为 “市民”(bourgeois) 固有的利己经济属性和作为 “公民” ( Bürger) 所要求的公共政治态度之间的基本矛盾，促使黑格尔进一步对 “市民等级”的合法性做出论证。黑格尔在哲学上做出的回应就是“伦理悲剧”的隐喻。

三、“伦理悲剧”的和解隐喻

“市民”与 “公民”双重身份的对立要求对 “市民等级”的合法性做出论证。这也是黑格尔耶拿早期重构伦理共同体要面对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他以理想化的城邦生活为典范，赋予古希腊伦理精神高于一切经济活动的优先性; 另一方面，他接受并承认政治经济活动对现代社会秩序的整合塑造功能，即创造了一个独立的、人与人相互依赖的普遍需求体系。这一矛盾可具体表述为，在确立伦理总体具有绝对优先权的前提之下，如何安放那个独立的、自成等级的市民阶层?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黑格尔引入希腊俄瑞斯忒斯悲剧，试图在希腊城邦伦理与现代市民等级之间达成和解。

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俄瑞斯忒斯是凶杀复仇的悲剧人物。由于其生母的弑夫罪行，触犯了城邦伦理之法，俄瑞斯忒斯便遵守阿波罗神谕，手刃生母，为父报仇。但他的弑母行为，违背了自然血亲之法。他屠杀了给予其生命之人，犯了谋杀血亲之罪，遭到古老复仇女神的驱赶追杀。然而，阿波罗代表普遍的伦理精神，他坚持认为，俄瑞斯忒斯是出于维护城邦伦理秩序而做出的正义行为，是无罪的。在复仇女神与阿波罗争论不休之时，雅典娜被召唤，以化解这场家庭法与城邦法、家族血亲群体与政治群体之间的伦理冲突。雅典娜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 一方面，阿波罗的诉求得到满足，俄瑞斯忒斯无罪释放，城邦伦理得以捍卫; 另一方面，复仇女神的正当性被认可，她们由此转变为福佑城邦的神灵。

以此悲剧冲突的和解为范例，黑格尔提出了化解 “伦理悲剧”的 “牺牲”( Opfer) 理论，他以“有机体概念”和“生命概念”来比拟“伦理”的统一性、主体性特征。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区分了 “伦理”的有机本性 (organische Natur) 与无机本性(unorganische Natur) 。作为有机体的 “伦理”，为了发展自身，保持自身鲜活的生命力，就要把一部分无机物从自身中剥离出来，弃而不用。尽管那一部分无机物从伦理中分割出来，并被献祭给死亡，但正是通过这种分离、献祭的方式，牺牲之物的权利被承认，被纳入到无差别的统一性之中。因为分割和献祭并不是别的，恰好就是伦理的自我分离和自我牺牲。“伦理”分化牺牲的过程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伦理”通过牺牲一部分无机物而得到净化，并借此保持自身的绝对生命力和有机整体性。第二，“伦理”的牺牲行为既不是完全消灭无机之物，也不是全然接纳有机之物。毋宁是，“伦理”通过牺牲无机物的方式，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与之和解。黑格尔把伦理自我分化和自我牺牲的过程看作是 “伦理悲剧的上演”:

这不过就是悲剧在伦理事物中的上演，也是绝对物自身的永恒游戏。绝对物自己永远产生为客观性，在它的这种形态中经受痛苦和死亡，并从它的灰烬中上升为荣耀。

借用 “伦理悲剧”的牺牲和解隐喻，黑格尔意在说明世界历史进程中市民阶层形成的必然性。随着世界史的发展，“绝对伦理”会进入到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伦理难以与自身保持同一，必然要分化自身。这个自我分化的转向同时也意味着不可逆转的悲剧: 公共政治转向普遍大众的经济活动; 城邦美德转向个体利益和财产占有; 伦理精神转向私人社会生活。整个古典范式的城邦公共生活沦落为私人化的生产劳动，这标志着理想化的古典城邦走向灭亡，以劳动和普遍需求而相互结合的市民阶层统摄整个社会秩序。这样一幅城邦建制落幕、市民阶层升起的图景被黑格尔称之为 “伦理的丧失”。但这一悲剧性的历程却是 “绝对伦理”在其自身的运动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命运”( Schicksal) 。伦理关系的悲剧性不仅表现为不可逆转的 “必然性”和难以逃脱的 “命运”，同时也是一种由 “和解”而达成的自我持存和自我发展。这体现为，一方面，扩大化的私人经济劳动打破了原有的城邦公共秩序，“绝对伦理”为了保持整体的生命力，要与自身的无机部分(需求和劳动体系)相分离; 另一方面，作为牺牲物的劳动需求体系，通过与绝对物的分离而达成一种和解: 它自成等级，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即 “市民等级”。通过这种方式，“伦理”自身得以净化升华， “市民等级”存在的独立性被承认，并转化为“伦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

正如希腊悲剧中两种对立的伦理力量需要化解一样，“伦理悲剧”中不同的经济、社会力量也需要和解。在古希腊城邦向罗马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随着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黑格尔看到了城邦秩序分裂，私人化经济活动兴起所引发的社会剧变。在此剧变中，黑格尔也清楚地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也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生产事务和经济活动。因此，对政治社会生活进行差异化的划界成为一种必然。近代经济活动以个体性为原则，以市场为载体，以普遍的社会需求体系为导向，虽然它会塑造出一个独立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社会实践领域，也会促成一个新的社会等级的形成，即 “市民等级”，但由于这个实在性领域基于普遍差异化的需求—满足体系，它最终必然会陷入无限性和对立面之中。因此，在承认经济生产事务和市民社会阶层独立性的同时，要使之接受伦理总体的统治，接受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监管和调节。国家的任务，不是消除摧毁市民阶层及其经济活动，而是接受、承认这个领域，并通过相应的方式 (比如税收、战争政策) 限制、规范市民等级的发展，使之成为通向伦理国家的一个必要阶段。这是黑格尔最早对 “市民社会” 和 “国家”做出划界的理论尝试，也是黑格尔最早通过引入近代政治经济学，对 “市民社会”起源做出的理论探索。

四、结语

在耶拿早期，黑格尔的政治关切可以归结如下问题: 如何利用希腊城邦代表的普遍伦理精神拯救近代世界个体性原则的盛行? 个体性原则通过近代经济活动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古典城邦秩序不复存在。黑格尔意图在重构伦理总体优越性的前提之下，承认政治经济学体系在社会建制结构中的独立性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 “市民等级”。为此，黑格尔援引希腊俄瑞斯忒斯悲剧，试图在古代城邦伦理与近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之间达成和解。在这个意义上，希腊悲剧是解读黑格尔思想的一个进路。正如 O. 珀格勒 (Otto Pöggeler) 所言: “黑格尔……不仅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分析悲剧的各个要素，而且还把握造成悲剧的悲惨之物，然后去追问，在何种程度上，这个悲惨之物向我们指明世界。对于黑格尔而言，这不仅涉及到一种纯粹的、历史的方式理解悲剧及其产生、变化条件，而且还涉及到这个问题，即悲剧能为我们理解世界贡献什么。”黑格尔从希腊悲剧的和解隐喻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市民阶层从伦理总体中分离出来，自成等级的理论，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国家与市民等级相互划界的必然性。但由于此时的黑格尔受到 “有机体概念”和 “生命概念”的影响，把代表伦理总体的国家共同体看作是肯定之物，把市民等级看作是否定之物 ( das Negative) ，把两者归于不同的 “质”的存在。所以，他无法解决从市民等级向伦理国家过渡而存在的逻辑断裂的理论困境。此外，“伦理悲剧”的论证模式还带有 “晦涩”或 “神秘”的特征。G. 拉松 ( G. Lasson) 认为，黑格尔提出的 “伦理悲剧”虽极具见解，但仍然一个 “无力的权宜之计”。尽管如此，但这也不能遮盖，黑格尔在耶拿早期为 “市民社会”起源做出的富有成果理论探索及其对后期法哲学的重大意义。

编辑｜致远星

审核｜李三民

终审｜林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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