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1920年代的艺术与1930年代的政治

作为二十世纪初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二代成员，同时又是积极投身于三十年代各种革命和战争的知识分子，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的人生轨迹和价值抉择, 清晰地呈现了上世纪初历史潮流的风云激荡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变迁。彼得·史坦斯基（Peter Stansky）和威廉·亚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共同撰写的富有浓厚学术色彩的传记《朱利安·贝尔：从布鲁姆斯伯里到西班牙内战》（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正是紧扣这一主题，从朱利安的个体命运着手，有力地描绘出一幅丰盈厚重又发人深思的时代画卷。

从布鲁姆斯伯里独特文化氛围熏陶下的童年生活，到剑桥大学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热情，再到远赴中国教书游历，直至1937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不幸伤亡，朱利安短暂的一生，被裹挟在种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之中：一边是布鲁姆斯伯里对艺术审美和人文哲思的执着，另一边则是参与现实社会改造和政治变革的努力；一边是布鲁姆斯伯里对个体修养的推崇，另一边则是三十年代弥漫开来的集体主义激情。出生于1908年的朱利安，在其性格形成时期，正逢一战后英国和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快速蓬勃发展，尤其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学艺术观逐渐明朗和深化，而且团体中的核心成员，包括重要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利顿·斯特拉奇；艺术家瓦妮莎·贝尔（朱利安的母亲、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罗杰·弗莱；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朱利安的父亲）等，在伦敦文化艺术圈的影响也渐趋顶峰。这些核心成员曾深受二十世纪初剑桥著名道德哲学家G. E. 摩尔的影响，将爱、艺术创造、对审美体验的享受以及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作为生活的重要目标。这一团体所信奉的文化价值理念，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曾有过重要论述。在其专著《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中，威廉斯称赞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社会良心”，无论面对战争、野蛮专制、武力强权、还是各种歧视偏见的阴霾，布鲁姆斯伯里成员始终坚定不移地提倡个体自由和明达。他指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智识审美的信仰，和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承接关系，他们认为“文明的个体”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社会进步只能通过培养越来越多“文明的个体”来实现。

传记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文化理念的描述，与威廉斯的解读颇为一致。诚然，传记并未深入探究这一理念的复杂性，尤其是“文明”的丰富内涵，以及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美国学者克里斯婷·弗鲁拉（Christine Froula）在其广被引用的著作《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先锋派：战争、文明与现代性》（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中，就曾深入剖析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知识分子对康德启蒙理念的继承，以及他们在一战前后如何努力通过艺术创作和公共论辩，反抗极权专政，参与推动欧洲文明的进程与世界和平的发展，而不只是追求个体的修养和完善。但是，传记从朱利安对老一代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价值观的继承和反抗中敏锐地捕捉到，朱利安以及他同时代的众多英国文人，在沉思与行动、超然与责任之间，经历了更为痛苦的挣扎和更加艰难的抉择。

1927年，朱利安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他的很多父辈文人一样，既热爱文学创作，又坚持理性思辨，还被选入以其成员才思敏捷、出类拔萃著称的“剑桥使徒”社团。但相比小说及其它艺术形式，朱利安更倾心于诗歌，他也可谓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核心中为数不多的一位诗人。1930年秋，他在剑桥的本科学业结束后不久，第一部诗集《冬日乐章》（Winter Movement）由伦敦著名的查托-温达斯出版社出版，他也开始在英国诗坛展露头角。1932年，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C. D. 刘易斯、约翰·莱曼以及朱利安等年轻诗人的诗歌合集《新署名》（New Signatures），由伍尔夫夫妇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在英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来很多学者，包括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在其重要专著《奥登一代：193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中，都认为诗集是三十年代“奥登一代诗人”的标志性宣言。朱利安的好友约翰·莱曼在为诗集撰写的简介中，突出强调了诗歌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三十年代的新一代诗人不只努力反抗世界上诸多他们认为需要改变的事物，他们作品中的激情与活力，也是对英国现代诗歌中的悲观主义和智识冷漠的挑战。

朱利安虽然和奥登等人一样，批评包括T. S. 艾略特在内的上一代现代主义诗人刻意的晦涩风格，但无论从诗学方法还是思想观念上，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对理解三十年代的智识氛围和时代思潮也大有裨益。就诗歌创作而言，他认为自己同辈诗人的作品中掺杂了过多浪漫主义和政治狂热。在他看来，诗人不可能兼具艺术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过于诉诸“情感和革命激情”，既会损害诗歌和文学的价值，也无助于政治变革。朱利安对于三十年代初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洞察和判断。他在1933年给《新政治家与国家》杂志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他所熟识的1929年和1930年的剑桥大学，智识性话题的中心通常是诗歌，当时大家很少谈论政治，甚至想都不会想。可是到了1933年末，情况完全颠倒过来，公共讨论的唯一主题就是当代政治，而且本科生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已经，或者快要成为共产主义分子了。朱利安指出，对文学的兴趣即便仍然存在的话，其性质也发生了极大改变，而且在奥登和他的“牛津团体”的影响下，文学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盟友。他进一步作出分析，认为当时英国的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学现象，是一战后的第二代人在试图逃离艾略特描绘的现代荒原。对共产主义的热衷反映出两种驱动力：融入群体的渴望和需要宣泄的政治激情。在他们这代人中，出身于闲适阶层或文雅阶层的很多人，似乎在重复以著名战争诗人鲁珀特·布鲁克为代表的上一代人的经历，他们需要一种“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而共产主义正好提供了活动的舞台，齐心协力的感觉，还有战争的某种歇斯底里。

然而，朱利安反对把诗歌和政治混为一谈。一方面，他对政治激情始终持有戒心，这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影响不无关系。包括伍尔夫夫妇、福斯特和斯特拉奇在内的布鲁姆斯伯里作家，尤为欣赏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文学和思想，对他们而言，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节制对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同样重要。朱利安强调，如果诗歌和文学被直接运用于社会斗争，无异于打开了通往智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三十年代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激化，各种极权专制主张不断蔓延的环境中，诗歌需要的是清通朴素的风格和清晰明澈的思想，只有这样，理性的头脑才能对法西斯和保守势力作出智识反击。因此，他极力推崇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诗作，赞赏其诗风的精准性和哲思性，甚至在自己的诗作中大量模仿蒲柏最著名的“英雄双韵体”形式。

另一方面，剔除了政治激进主义的诗歌创作，却又无法满足朱利安尔参与到政治变革的历史洪流中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奥登和刘易斯等同辈诗人的作品获得了读者更高的评价和认可，诗歌和艺术创作对他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进入三十年代后，他越发希望成为一个行动家，培养自己在市政规划、机械运用、组织运筹以及治理世界方面的能力。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著名的文章《艺术家和政治》中，曾论述过艺术家对政治生活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他对人心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和刻画。她指出，艺术创作非但不会让艺术家脱离民众，反而会提高他的感受力，在他心中孕育一种对大众的激情和需求的敏感，而这种感觉是那些为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政党奔忙劳碌的活跃分子所无法体会、也无暇培养的。艺术家的创作可能会有欠缺，但他绝不会对事物无动于衷。他也许比积极的公民更痛苦，因为他没有明确的职责可以履行。伍尔夫提到的这种痛苦，作为诗人的朱利安无疑有着深切的体会。他感慨说，“我感觉自己永远也无法满足于单纯从事艺术创作”。他渴望职责和行动，而伍尔夫理解的建立在洞察人性基础上的政治生活，带有布鲁姆斯伯里式重思考、轻行动的特征，和他迫切想要参与的政治实践和运动并不一致。朱利安批评老一代布鲁姆斯伯里成员所珍视的“美好的心智状态”，过于偏重个体的审美和情感经验，是缺乏行动力的表现。与此相反，他提倡培养那些“由行动激发而生的可贵的心智状态”，并声称行动是最有效的药物，比如战争和革命行动通常对治疗浪漫的绝望相当有效。他还坚信，知识分子往往是善于行动的人，而且如果他们能保持头脑清醒的话，可能会行动更加频繁。

可以说在朱利安身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所代表的老派自由主义思想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冲突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认为传统自由主义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因为它建立在对理性和美德的信仰之上，对人性的阴暗和卑鄙认识有限，可是充满理性和德性的人毕竟少而又少，加之自由主义坚决反对使用武力，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它可靠的支撑力量，结果只能在幻想和幻灭之间来回摇摆。和他的很多同龄人一样，在三十年代初，朱利安的政治立场完全倾向于左翼一边。他认同在民主政体中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并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有助于将人类的福祉和价值最大化，而且能够提供一个免于战争的稳定社会，人类在其中可以探索自身更多的潜能。耐人寻味的是，他主张对社会主义——或者更确切地的说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始终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务实的态度，坚决避免政治激情和理想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作出的分析具有科学、清晰和理性的特征，这些都是他认同的价值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工人群体”神秘化，好像简单、恶劣的生活处境反而是一种优势，这让他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是马基雅弗利，而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共产主义在他看来更像一种“沉闷的宗教”。

朱利安的政治现实主义，亦有别于马克斯·韦伯描述的政治志业。韦伯认为作为志业的政治，就像“缓慢、费劲地穿凿硬板”的过程，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理性的头脑和责任心，以及在理想主义和残酷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勇气。布鲁姆斯伯里的老一代成员中，伦纳德·伍尔夫可以说最深谙其中之不易。他曾投入到多个社会组织和基层政治的大量活动当中，在妇女合作社和争取选举权运动、费边社、工党关于帝国和外交事务咨询委员会，以及公务员仲裁法庭等组织和机构工作多年，这些工作往往纷繁琐细，需要莫大的韧劲和付出。伦纳德·伍尔夫曾感叹，“保持沉着冷静，又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是一项艰巨，甚至经常是痛苦的差事”。相比之下，朱利安对行动的热切渴望，却没能转化为这种对日复一日的事务性工作的担当。他虽然坚决反对政治理想主义，但是在现实选择中却始终无法抛开自己的理想抱负。从剑桥本科毕业后，他获得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做了一年半课题研究，1933年他试图在剑桥谋得一席研究职位，但未能如愿。伦纳德·伍尔夫曾帮他安排为工党撰写文稿的工作，既可作为一份职业，也是一种政治实践，然而朱利安并不乐意，他期待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他向往惊心动魄的革命行动。

1935年7月，朱利安受聘为武汉大学英语文学教授，随即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这是他短暂的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事实上，史坦斯基和亚伯拉罕斯这部传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朱利安在中国的经历，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量。相较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和中国》（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一书中对朱利安和布鲁姆斯伯里成员与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交流作出的详细描述，传记更深入地剖析了朱利安的个人选择所包涵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取舍。朱利安和他同时代的年轻诗人，在三十年代面临相同的困境：日益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职业化的社会分工，使得以诗歌创作为生极为困难。奥登和刘易斯等人大学毕业后，为稻粱谋，都不得不在一些偏远的学校教书多年，无法一心一意专注写诗。朱利安既不想局限于诗歌和文学创作，也不愿屈服于市场的职业化导向，在远赴中国之前，他始终无法找到既能发挥自己的智识才华，又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行动愿望的事业，只能做一些临时的编辑工作，间或写些诗歌或评论。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教书的机会，不仅满足了他性格中的浪漫和冒险精神，也让他迈出有别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精英惯有的人生轨迹的重要一步。

只是这一步让他再也无法回头。在中国讲授英语文学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情感上，他呵护着自己所继承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传统，然而在思想上，他彻底走向了布鲁姆斯伯里坚决反对的军事战争。在和他母亲瓦妮莎及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频繁通信中，他兴奋地讲述了自己在中国如何传授文学鉴赏和批评，如何选取伍尔夫、普鲁斯特等现代作家极具挑战性的作品与学生一起分析解读，如何用布鲁姆斯伯里式严谨自觉的智识思辨，改造在他看来缺乏思想内涵的多愁善感和浪漫主义。而他的个人生活，也反映了他和布鲁姆斯伯里之间紧密相连的精神纽带。在与亲人和友人的大量书信交流中，他坦言自己和凌叔华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强调，在他的恋人当中，包括他在剑桥的几位女性密友，凌叔华最具布鲁姆斯伯里的文化气质和艺术精神。可以说，走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后，他更加理解和珍惜布鲁姆斯伯里的文化价值。

可与此同时，他也更加坚决地反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武力的抗拒，还有在他看来，面对猖獗的法西斯势力显得苍白无力的自由主义理念。布鲁姆斯伯里老一代成员在一战期间本着良心拒服兵役的立场，在英国当时的文化界影响颇大。朱利安最初和他的父辈一样，强烈反对战争和暴力，然而随着三十年代希特勒对权力的掌控，尤其是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坚信惟有通过战争才能消灭暴政。身在中国的朱利安，对西班牙内战极为关注，他明白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更险恶战争的序曲，而欧洲的文明也岌岌可危。他在给英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再相信理智、劝说和妥协——还有正义——这些都很美好，但却无可救药地过时了。我确实相信武力和报复，而这些真不是我喜欢的。”他在中国写下的一篇题为《战争与和平：致E. M. 福斯特的一封公开信》（1937）的文章，更直接地阐明了他对布鲁姆斯伯里和平主义的反思。他论述说，“不作武力抵抗就意味着忍受法西斯主义强权。法西斯主义不只意味着暴力，还意味着奴役，不仅会杀戮和折磨，而且会摧毁一切理性的、合理的或文明的反抗机会，并将以暴力和宣传鼓动的方式，不顾一切地把所有自由和人道的思想或人群消灭殆尽。”而G. L. 迪金森和伦纳德·伍尔夫等老一代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积极参与构建的国际联盟，作为全球集体安全和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组织，在朱利安看来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完全无法维护和平或者结束战争。布鲁姆斯伯里一如既往的和平主义和朱利安对武力手段的认可，常常被归结为两代人价值取向的差异。朱利安和他同时代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直接参加革命行动和战争，而不是出于良心反战。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回忆朱利安的文章中曾感慨，朱利安这一代年轻人对战争的激情，在她这代人中非常少见。她指出：“尽管我明白参战是一项‘事业’，可以被称为自由或诸如此类的事业，但我的本能反应是作智力上的抗争。倘若我能发挥点什么用处的话，我会用写作来反抗：我得先制定可以对抗英国暴政的什么计划。一旦使用了武力，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也极不自然。”

1937年春天离开中国后，朱利安回到英国与亲人朋友短暂团聚，随即毅然奔赴西班牙内战战场，再也没能回到亲人身边。和他同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朱利安相信只有激进的政治行动，才能挽救欧洲和人类文明。他也深信，既然他认为战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必然手段，那么参与其中他责无旁贷。无论他如何批评布鲁姆斯伯里的自由主义立场，就信仰和实践的一致性而言，他无疑继承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精神。在西班牙战场上驾驶救护车的日子里，他果断、干练、无私，并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的方法，为将来更艰巨的战争积累经验，而拉辛的剧作、波德莱尔的诗歌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也是他和战友热衷讨论的内容。当子弹最终穿透年仅二十九岁的朱利安的胸膛时，他在昏迷前仍用法语说起战争和艺术。他的生命最终为政治而燃烧，而布鲁姆斯伯里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始终在他心底，给他的灵魂带来最终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