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病毒终结者”侯云德：我要快，要救人！

1958年初冬，一名中国青年敲开了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大门。

他的名字叫侯云德，当时只有29岁，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被选派留苏的人才，专攻病毒学。

研究所每天四点半下班，侯云德就“赖”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继续学习，直至午夜地铁发出末班车，他才赶回住处。久而久之，他成了全研究所最晚下班的人，门卫干脆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

一天，研究所实验用小白鼠一下子全死了，症状陌生，病毒未知。苏联专家大感挠头，侯云德几番查找文献，反复尝试，最终在实验室里成功分离出了病毒，并立即报告给了导师。“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竟有这样的本事！”

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研究所。

围绕着这些发现，侯云德在留苏期间发表了17篇论文。由于频频发稿，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还特地跑到研究所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1999年侯云德在医学科学前沿讨论会上做报告。

1962年，学成归国的侯云德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投入到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基础研究中。在一次对中药黄芪的抗病毒研究中，侯云德发现黄芪能够诱导人体产生一种可广谱抗病毒的物质——干扰素。他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的“战略性”转移。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但是成本太高。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侯云德他大胆设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

1979年，基因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更遑论生物技术。利用基因工程制备干扰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但去哪儿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1982年，53岁的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 α1b 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侯云德与学生在一起。

2008年至今，侯云德院士一直担任“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指导布局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能力建设和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五个领域的研究，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综合技术网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2009年“甲流”来袭，侯云德作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组长,亲自带领团队加班加点研发疫苗，他让人找来国内十几家制药企业的老总，要求各家企业按他提供的方法尽最快速度生产疫苗。传统的疫苗研发投产，少则半年，多则十年，见好几位企业家面有难色，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地直拍桌子，“这是做疫苗，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在他的坚持下，新甲流疫苗在疫情发生的87天后被研制成功并投产，此前，世界上从没有一例疫苗是在流感还在大流行时就被研制出来，侯云德创造了世界纪录！

侯云德与同事交流。

从事科研63年，著书8本，侯云德1990年独自编著的105万字的《分子病毒学》，至今仍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经典专著之一。甲流、寨卡……近年来每逢突发传染病来袭，防控专家仍要不时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追溯陌生病毒的“前世今生”。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这是侯云德的一首明志诗。当下，他最关心是即将于2020年结项的传染病重大专项，那时，他就91岁了。

（本文原题为《“病毒终结者”侯云德：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