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纽伦堡审判催生“同声同步传译

盟国战后于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在德国纽伦堡审德国战犯的电影《劫后升平》和《雄才伟略》，阵容鼎盛，“对白”精警，关心二战的人很少没看过；不过，知道纽伦堡审判催生了“同声同步传译”这项专业的，相信不会太多。笔者是读了盖芭女士的专著《同声同步传译的源起》（F. Gaiba：The Origin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下称《源起》），才知有此副产品。这本书1998年出版（渥太华大学），但1997年作者已因研究此问题有成而获美国A.Schiavi基金会大奖。

译员在我国古称”舌人”，据维基百科引《国语·周语中》：“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明王志坚的《表异录·地理》：“译语人曰象胥，又曰舌人。”口译人员称“舌人”，不难理解，何以正式职称为“象胥”？据《辞源·象胥》：“古通译官员；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象”是通少数民族语言（夷狄之言）的人，“胥（吏）”是职级低的事务官。

据《源起》的考证，大约在两百年前，官方的专（职）业口译员并未出现，当时在非正式国际聚会，各国代表各自以本国语言表述，“鸡同鸭讲”，他们的沟通，全凭秘书、外交官、军官，或其他通“双语”的官（职）员充当“舌人”，逐句在耳边传话。至于正式会议如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The Congress of Vienna），根据当时的“国际法”，官方语言是法语，即与会者均说法语，毋须“舌人”作“中介”；1874年在瑞士伯恩召开的“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大会亦如是。可知参加这些会议的“各色人等”都通法语。法语在十五世纪，已是欧洲各国的流行语言，至“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1667-1714），法国国力如日中天、威震寰宇，法语遂取代拉丁文，成为“外交语言”（The diplomatic language）。在此后大约一百五十年期间，正式外交场合都以法语为官方语言。

到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尤其是英美这两个大国的代表，不少是未受到正规外交训练的官员，不说法语，有关会议便只有由通英法双语的与会者权充“解人”，逐句笔译，费时失事，且不一定达意，引起不少麻烦，不在话下。1919年为大战善后工作而召开的“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英国代表坚持并获大会接纳英文成为官方语言，让大会法、英并用，同时开启了法译英及英译法的先河。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及翌年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大会，由于与会者并非全部受过专业训练，多为通法语或英语的劳工团体代表及非科班出身的外交人员，加上谈及的问题涉及许多非政治如经济术语，大会非雇用专职“舌人”不可。不过，在这些会议上，“舌人”坐于“受者”之旁，以“鸡啄唔断（喋喋不休）的口译”（Whispered Consecutively）把发言逐句口译成“受者”明白的语言。

非常明显，“会”到如今，由于与会者来自非英、法国家的，愈来愈多，雇请专业实时传译员大有必要。然而，这种专长人才难求，迟至1941年，瑞士才于日内瓦开办世界第一所“口译员学校”（School for Interpreters），正式培训“实时传译”人才；瑞士有此新猷，部分原因当然是“国联”总部设于日内瓦。

战后英、法和苏联经济元气大伤，国际事务由美国主导，不足为奇；纽伦堡虽在德国，但“主家”是美国！“主家”除要打点一切，出力之余还要出钱，法庭雇请的“实时传译员”，费用几乎悉数由美国“包销”，便是一例。由于“实时传译”当时尚是新事，“舌人”能否准确且不偏不倚地传译，颇令当事人不安，《源起》扉页印上一段话，说被告戈林（H. Goring）在狱中多次表示对能否找到合格译员的忧虑；不难想象当年传译员严重供不应求。当然，要聘请合格译员，控辩双方都得付出较高薪酬。

纽伦堡法庭译员的安排是法国和苏联负责法文和俄文翻译，美国和英国兼顾把各种庭上用的语言译为德文。《源起》辟专章介绍译员的薪津及住宿以至日常消费，颇有参考价值。盖芭女士以美军一等兵月薪八十五（专供德国占领区使用的）美元为基数，说明译员年薪介乎四五千至与美国政府公务员顶级薪津相同的一万二千元有多高（他们还享有房屋及在美军商店购买如尼龙丝袜及须刨等“奢侈品”）。译员的薪津不仅比军人高出多倍，亦远远高于市场译员每日三四十元的日薪。法、苏、英均出不起这个价钱，最终俱由霸气初现的“新发财”美国“承包”！四种（英法俄德）语言并用的纽伦堡审判，证明“实时传译”十分成功，其后的国际会议均采用此法。

纽伦堡审判终审后，以法庭外还有许多未完即“战胜国和战败国”须要交涉、沟通的事，因此不少通德语的英、法、俄译员，留在当地工作，但首席译员杜斯多特（Leon Dostert 1904-1971）则受聘前赴纽约创设联合国的传译组。“同声同步传译”从单对单的“耳语”到一名译员可为无限量“受众”服务，有赖IBM致力于种种相关音响设备的开发（IBM制造这类设备，人所共知，但是否原创者，学界有不同看法，见《源起》30页），而将之贯彻到现实层次的重要人物，正是原籍法国的杜斯多特，母语之外，他尚精通德语英语。杜斯多特早岁移居美国，于华盛顿州佐治城大学考获博士学位后，留校教授法文；1941年归化美国并应国务院之邀，于战时赴欧担任军方翻译，1945年授上校衔并负责纽伦堡审判“通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还，“同声同步传译”无处不在，所有国际及区域性会议，均用此法，“有趣”的是，世界各国包括香港法院的“口译”，仍用“口耳相传”的传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