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和鲁迅：什么是圣人？为什么要做圣人？

原创 马臻 马振衣的书房

一

这几天重读了一部分王阳明。

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物同体”、“知行合一”、“良知”与“致良知”、“四句教”等等学问，都能部分理解与体认，没有太大的麻烦和障碍。从“心即理”、“心外无物”到“四句教”，也是历来的研究者聚焦比较多的地方，可供参考的资料很多。从陈来的《有无之境》开始，相关的阐述已经很细腻、深入。

但在我的体认里，这些都不是阳明心学最难的地方。事实上，王阳明本人一直反复强调，首要的是确立“圣人之志”。没有这个真正的内发自心的志向，则接下来的学问和功夫就没有了坚实的前提与根基。

王阳明的学问体系中，立志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是前提性的。“圣人之志”是阳明心学的前提。而此前所有的研究者大多忽略了这一点。只注意阳明那些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之类的过程性阐述，而没有认真思考和体悟这个阳明心学所强调的前提。前提不解决，则后来的过程就没有根基。对我来说，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一点。

现代人很难再天然地认同这种“圣人之志”。“圣人”这两个字，在王阳明的时代当然是一种终极的价值和标准的体现，是不可置疑的，即使在社会世俗和现实儒生中，早已被“虚化”和“掏空”。但“圣人”这两个字，在现代就几乎完全不具有理解性和亲和性。反而给人以过于高远神圣的压迫感。

不要说现代人，就是在孔孟的时代，孔子何曾敢企及圣人。李零早就指出过，孔子所说的“圣人”，都是早已死去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超凡入圣之人，不是在世之人。王阳明的圣人与早期儒家如孔孟所说的圣人，已经颇有不同。

所以，比什么是圣人更麻烦的，是——为什么要做圣人？

二

也许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

一是从王阳明本身的生命发展史来考察。阳明从小有“圣人之志”，但这个志向却在青少年时代以来历经多次的探索、挫折、转变和发展。所以，从阳明自身的生命历程来看，“圣人之志”也是一个贴着他的生命处境而不断变化的过程。

对阳明来说，“圣人”绝非一个哲学概念或者外在的道德规范。恰恰相反，“圣人”是贴着他的生命历程、生活处境和内在心灵的。“龙场悟道”的绝境中，他反复追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最终把“圣人”推向了自己内心深处，确立了某种根基性的内在基础，并获得了外在的终极超越。

二是从王阳明的学问渊源和学术体系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圣人”既是传统道德、学问、人格的理想典范，也是一种内外生命的平衡与超越，是指有终极价值指向与超越的人，能给自我生命和天地宇宙以终极价值和标准。

然而，从阳明心学的角度说，这个“圣人”，同时又内在于普通人、每一个人（所谓“满街都是圣人”），是要人们去体认、确认乃至自我内心本有的“至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圣人”及其内蕴，是能体贴并内在于自我生命深处，能映现自我及宇宙内部的光明，能与自我性情、才分相融合，帮助个体应对黑暗、超越沉沦。

恰恰在这个地方，展现了阳明心学最困难的地方。或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难体认的地方：从何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以至于确实的体认自我内心的“至善”、“明德”“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终极根基，确认自我内心本来就是“至善”的，“圣人”本来就是内在于自我的？没有这个确信，就无法展开接下来的一系列阳明心学的学问与功夫。

三

鲁迅在会馆抄碑，直面绝望，在《过客》《墓碣文》中抉心自食，最终体认内心终极之“无”，是某种“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是又有着“血”的冲动，对现有一切秩序和牢笼的“憎恶”，“复仇”的渴望与意志，以及投入与虚无对峙的惨烈“肉薄”。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直面绝境，最终体认内心的终极之“有”，终于发现“圣人之道，吾性具足”，在内心深处的迷惘与黑暗中发现强大的光明之源，可以超越虚无之渊，点亮自我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宇宙天地，但却要通过坚毅卓绝的心学功夫，“从心髓入微处用力”，时时应对内在之黑暗羽沉沦，维护和点亮内在之光明。

在我的感觉里，王阳明和鲁迅并非矛盾。当然，这只是一种生命的感觉。

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或哲学所能阐释的。需要立足于自我生命的处境和渴望，直面自我和时代的痛处，从心体悟，从头实践，才能有所心得了。

在一个日益琐碎庸碌，为了小利害而斤斤计较、顾此失彼的自我和时代中，常感迷惘和猥琐。这种体认和实践，变得困难而必须。

原标题：《王阳明和鲁迅：什么是圣人？为什么要做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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