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评说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皇后

编者按：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姜鹏国学书房”，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姜鹏对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皇后”给出的名单和入选理由。文字由楼顶小僧代笔。经姜鹏老师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文章原题《姜鹏月旦评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皇后》。

后宫争斗，一向是影视作品的热门题材。宫斗中必不可少的角色——皇后，作为帝国内唯一可以同皇帝平起平坐的角色，是皇帝妻妾之首、内宫之长，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临朝称制。

《说文解字》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行，施令以告四方。发号者，君后也。”也就是说，后也有君王的意思。故天下女子，莫贵于皇后。她们身处权力核心，其行为也常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她们的婚姻既是归宿也是职业。

大部分时候皇后们很难安心做“花瓶”。在残酷的宫廷政治中生存，是皇后的基本修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皇后的评价标准也应当不同，但是总体而言，评价一位皇后是否称职，需要综合考量她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素质、品行和历史影响力。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位皇后，这其中不乏出色、高明的、有野心、有谋略的女性，论起才德、手腕亦不输于男子。在此本文列出最具代表性的四大皇后：西汉的吕雉、晋朝的晋惠后、北魏的文明太后和唐代的长孙皇后。

从自身素质来看，西汉吕雉有才能，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皇后；论德行，唐代长孙皇后是古代贤后的典型。

此外，以历史影响力为评判标准的话，北魏冯皇后、晋惠后贾南风二人的政治作为，对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有资格入选。

比这几位还要著名的恐怕只有女帝武则天了，但是她曾经改元称帝，皇后的身份不足以概括她的人生，故本文不叙。

西汉吕雉：女人不狠，地位不稳

吕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皇后。世人多乐于谈论其狠毒，却常常忽略其才能和贡献。

年少时，吕氏随父亲至沛县躲避仇家，沛县县令大摆欢迎宴席，还是小小亭长的刘邦谎报了礼金，也来参加。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青年得了吕父的青眼，吕雉就被指配给了他。论出身，吕雉绝对要比刘邦好，年龄还小十余岁，但吕雉没有拒绝。

她跟着刘邦吃过不少苦，还被掳到楚国做了人质，差点性命不保。但吕雉恪守为人妻子的本分，她的两位兄弟亦跟随刘邦征战沙场，为他立下汗马功劳。作为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没有对不起丈夫的地方；作为皇后，在辅佐夫君上，她的表现更是称职。天下甫定，分封十王，吕雉在替刘邦除掉异姓王、杀功臣的过程中出力尤多，当然替丈夫背的骂名也多。但是，她所采取的行动，却是此时维稳所必需的。司马迁评吕氏“佐高祖定天下”，说是共定天下也不为过。

绕回来再说几句戚夫人。帝后二人可共苦却不能同甘，这样一路风雨走过来，一个戚夫人就让刘邦变了心；不仅如此，戚夫人还求刘邦废掉吕雉的儿子——太子刘盈，改立她的儿子刘如意，这就触到了吕后的底线。刚毅决绝如斯，吕后怎能忍受这样的背叛和冒犯？对朝臣诸王都可以杀伐果断，一个戚夫人不是小菜一碟吗。

在汉初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女人若不狠，地位便不稳，这种性格恐怕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应有的素质。吕雉的手段简单直接且有效，处理政敌绝不手软，客观上保证了汉初政局的稳定。在她称制的八年间，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衣食滋殖；即所谓“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无怪乎司马迁专为她作本纪，将她的历史地位等同于帝王。

不过,在权力的催化下，吕雉性格中的刚毅果敢就变成了残忍狠毒，舔犊情深也被扭曲为极端的妒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吕雉下手太狠，最终吕氏家族均难有善终。同时她渴望权力，分封吕姓诸侯王，成为外戚专权的滥觞。吕后的恶名多来自于此。但就政治手腕、魄力而言，吕后绝对算得上出类拔萃，足以名垂青史。

晋惠后贾南风：抢老公天下，终玩火自焚

贾南风在皇后位十年，丈夫就是那位说出“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想来也是没有能力处理政务，因此她得以专权，最终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政变中失势，死于非命。

这位皇后在史家笔下可算得上是臭名昭著。《晋书》云，“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残忍且淫乱；更可恶的是，还貌丑。但是这些人身攻击，真假难断，可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用来评判贾后的历史影响却有些不合适，“牝鸡司晨”的道德批判也不算切中要害。

贾南风犯下的大错，是她因私心破坏政治规则，以肉体消灭的方式大肆诛杀臣子宗室，“八王之乱”由此而起。晋武帝去世后，司马衷继位，贾南风由太子妃升为皇后。此时，国丈杨骏身为辅政大臣，把持朝政，独揽大权。贾南风遂联合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诛灭杨氏三族，反手又利用司马亮和司马玮的矛盾将之逐一消灭，最终把权力重新夺回皇帝、也就是她自己手中。这一仗她打得很漂亮。但是贾后无子，太子司马遹的存在对她始终是个威胁，最终杀之而后快，这便给了其他宗室发动政变的理由。自此西晋政局掀起腥风血雨，统治秩序完全脱轨，宗室亲王操戈相向，中原大乱。

当然，战乱并非贾后一人之过，晋武帝在世时就于西晋政局中埋下了隐患。他大封亲王，却将皇位留给了扶不上墙的司马衷，还给他配备了几位虎视眈眈的长辈“辅佐”；晋武帝坑完儿子坑孙子，早早地将孙儿的才能昭告天下，视作指定接班人，这相当于把司马遹竖成野心家眼中的一个靶子。

权力欲望极强的贾南风就在这个政治空间里长成了一株恶之花。虽然在她实际掌握政权的数年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一度呈现“海内俨然”的景象，但是她的功绩也止步于此了。

作为玩弄政治“玩脱了”的典型，晋惠后开启了西晋朝堂的血腥杀戮，是八王之乱的直接责任人，导致了西晋王朝的覆灭和此后百年的战乱。这虽不是她一人的罪责，但是背这个骂名也不冤枉。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孝文帝该叫你祖母还是母亲？

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也是孝文帝元宏的祖母。她出身汉族，却在鲜卑族的北魏政权下，从草芥之身一步步走到权力巅峰，堪称传奇。而她与孙儿孝文帝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为北魏王室蒙上神秘的色彩。

起先，冯氏因父亲被诛而沦为宫女；在姑母冯昭仪的照顾下，被选为文成帝拓跋濬的贵人，后被册封为皇后。拓跋濬驾崩后，年幼的献文帝拓跋弘继位，此后便是冯太后主持朝政，治理天下的时代。但这时，献文帝的儿子元宏，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出生了。奇怪的是，权力欲望极强的冯太后在此时出人意料地还政于献文帝，自己则退回后宫，专心教导起她的“孙儿”元宏。

孝文帝出生，太后同时不理朝政，这其中的关联不免让人有些费解。更令人疑惑的是《魏书》中的一句话：“迄后之崩，高祖（孝文帝）不知所生。”冯太后的去世令孝文帝的生母成了谜，让人摸不着头脑。史书中记载，孝文帝为李氏所生，但孝文帝上台后厚待太后一族，而对李氏一族极为冷淡。这一系列违背常理的现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推论——冯太后很有可能是孝文帝的亲生母亲。

乍一听难以置信，但是鲜卑族群的传统习俗为这个推论提供了有力证据，那就是收继婚习俗。即继承家业的儿子，在父亲去世后可以娶父亲生前的夫人为妻（生母除外）。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虽然年纪不大，但并非冯太后所生，因此收继婚在二人之间是可行的。这种听上去野蛮又带有乱伦色彩的习俗在北魏确实存在，它与汉族伦理道德截然相悖。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冯太后极力主张汉化的初衷，敬佩她决心发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勇气和魄力。

在孝文帝即位前，冯太后已着手实施以均田制、三长制为主的汉化改革，这成为之后大规模汉化变革的先声。孝文帝由冯后亲自抚育成人，自小便接受汉族的文化伦理教育，他恐怕无法接受自己的祖母实际上是亲生母亲的现实。因此，除了继承冯后遗志，孝文帝全方位推行汉化政策，更是他自己渴望打破北魏愚昧和黑暗的途径。

冯氏的政治作为大开大阖，她与孝文帝之间的关系又成为后者推行汉化改革的坚固纽带。毋庸置疑，她对北魏及之后几代的社会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

长孙皇后：李世民永生不忘的女人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以贤德著称。她出身高门贵族，父亲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平定突厥的功臣；生母高氏是北齐宗室后裔，清河王高岳的孙女，安王高劢的女儿。十三岁时，她在舅父安排下嫁给李世民。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称帝，她被封为皇后。

史籍中有关长孙皇后贤德的故事非常多，堪称贤后典范。她聪慧有大智，能够适时的规劝丈夫，却也能恪守规则，不越雷池一步。太宗常与她谈论军国大事，希望听听她的意见，她却推辞说“牝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详。”在太宗的坚持下，长孙氏才说“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

当时，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位敢于直言的臣子，但他的直谏常常令太宗感到难堪。有一次，初春时节，太宗一时兴起打算到郊外狩猎。出宫门时，迎面遇上魏征。魏征认为此时正是动物哺育幼崽的时候，不宜狩猎。在魏征的坚持下，太宗只得气冲冲地回了宫，对长孙皇后抱怨：“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氏问清原因，便悄悄地回内室整理姿容，穿戴上华丽的礼服，面容庄重地来到太宗面前叩拜，并说“恭祝陛下！”太宗被弄得满头雾水，忙问她为何如此慎重，皇后答道：“臣妾听说英明的皇帝才会有敢于直言的臣子，如今魏征就敢于直言，可见陛下圣明，因此恭祝陛下。”说完，太宗猛然意识到皇后此举的深意，魏征也得以保全性命。

除了劝诫皇帝，长孙皇后也严于律己，从不恃宠而骄。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太宗出行时受了风寒，引发旧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李承乾请求大赦囚犯，把他们送往道观为母亲祈福。群臣无一反对，甚至连魏征也没有异议。岂料长孙皇后自己却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有何用？赦免囚犯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个妇人而乱天下的法度！”此言一出，满座皆为之动容。

这种深明大义，同前几代试图干政、骄奢无度的后妃相比，足见其高尚。李世民在她去世后也永不立后，怀念了她一辈子。

长孙皇后为人称颂的，并不是她的政治手腕和权御之术，而是她的贤良品德。常言道“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唐太宗治下，国力强盛，除谋臣武将得力外，与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长孙氏与初唐盛世相得益彰，她不需要像男子一样在政治上纵横捭阖，而是选择尽好作为皇帝之妻、后宫之主的职责，这便是她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