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空海、白居易、陈凯歌佛学笔记节选版的《妖猫传》

电影《妖猫传》根据日本作家梦枕貘（1951—）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改编而成，由陈凯歌执导。陈凯歌为还原他心目中的“大唐盛世”，耗费六年，斥重金在湖北襄阳搭建等比例的长安城作为影片拍摄基地。该片于2017年12月22日上映后，其美术布景以及重头戏“极乐之宴”等，随即成为热议话题。

但是，当电影华美的视听外表被剥离以后，它所剩余的内核却略显单薄：电影用“妖猫复仇记”的悬疑外壳，辅以“白居易言情诗歌创作始末”之旁线，安排日本僧人空海完成“降妖”任务，并借其视角讲述杨贵妃的生死之谜。简言之，这是一个发生在唐朝的侦探推理故事，由中国文人白居易、日本僧人空海法师联手破案，最后结论是“杨贵妃之死和史书写的不太一样”。破获本案对中国文坛的重要意义，是彰显唐朝诗歌创作平均水准的《长恨歌》终于横空出世；对日本僧人空海的意义是，他找到了“不再痛苦的秘密”；而对导演陈凯歌的意义，则可能是给襄阳的高仿版长安城导流游客。

事实上，以小说原著的底子，以及陈凯歌的水平，《妖猫传》原本至少可以拍到《霸王别姬2》的水平，然而电影出于票房考虑，从剧情结构、人物设定、戏分安排，都显得过于小心翼翼，希望讨好所有观众群，迎合各个群体的审美观。这种谨慎权衡的结果，导致电影流于肤浅地图解了“大唐气象”以及“悲情感”。

不妨做个大胆假设，如果陈凯歌不需要考虑票房，不需要担心长安城的门票收入，不在乎那些可能会给差评的网友之脸色，《妖猫传》原本有可能拍成什么样子？本文试以空海法师、白居易、陈凯歌的视角，来探讨《妖猫传》故事呈现形式与内涵的多种可能性。

一、空海：我为何从倭国来长安留学

《妖猫记》上映以后，我成了网红，身世由此被各大媒体过度曝光，两位日本学者渡边照宏、宫坂宥胜合著的学术著作《沙门空海》中译本（东方出版社，2016）竟然成为爆款图书。

关于我的简介，常见版本是这样的：“空海（774—835年），是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之交的佛教高僧，被尊称为弘法大师，是日本佛教密教真言宗的创立者。”

但是，对大部分观众来说，“空海”只意味着电影里日本演员的模样。他叫染谷将太，生于1992年，年仅二十五岁，但他其实是名副其实的老戏骨，九岁就出道演戏。陈凯歌选择让他来扮演我，我还算满意。我喜欢他无邪眼神中隐隐藏匿的洞察力。况且，他洞若观火的眼神机智但并不犀利，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很多事情看穿却不总是说穿，给人留余地，这是出家人应有的厚道。点一个赞。

关于我的身世，我认为陈凯歌是做了功课的。除了看过那本《沙门空海》，我想他至少还翻阅过《大正藏》，哪怕阅览的可能只是电子版。看，总好过没看。

这里，请允许我掉一下书袋。自十三世纪末叶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七百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大藏经，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正藏经》、《卍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七种汉文大藏经。其中，《大正藏》共收经律论及中日两国撰述三四九七部，总计一三五二〇卷，是自古以来卷帙最庞大的善本大藏经。该书于日本大正年间即1912至1925年开始编修，自1922至1934年耗时十二年编撰完成，故称此名。

我承认，按照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来审视，我在唐朝时写的那些文字显得有点那个，就是……我的表达略微显得拘谨。或者换时尚的话来说，就是显得很外交。我在《御请来目录》里写下的文字（详见《大正藏》No.2161，可由“大藏经在线阅读全文检索”网站阅读——作者注）就像当今某些媒体新闻通稿的写法，仅简单交代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来到长安，随后认识了谁，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带了什么回国，我要向陛下怎样汇报工作，但避而不谈我当初入唐求法的具体动机。因为，我觉得在《御请来目录》这种规格的文件里，若沉溺于回顾自身的修行动机与心得，会显得太自恋，格局小器，可能不太合适。

依稀记得，我出生那年，即公元774年，真是不巧得很，唐朝著名“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当中的不空法师圆寂。对我而言，不空法师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是三朝帝师，是三藏法师，精通经、律、论，还是卓越的译者。“安史之乱”（755—763）时，相传唐玄宗召请不空法师举行护国法会，诵读《仁王经·陀罗尼十四》。法会结束，乱党退去。

不空法师的学识与修为，我终身在兹念兹。我一生也效仿他办过多次护国法会，祈祷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仿佛是宿命，我对佛法天然地亲近。恐怕是前世业力与愿力所致，我生于显赫世家，却无意于世俗的功名利禄。较之于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我更为关注精神领域的成长。是的，我没有解决食住行的生存压力，跟很多众生相比，这已然是巨大的福报。然而，我不明白，即便不愁吃穿用度，为何人生还是会有痛苦，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八苦”？以往的圣贤究竟有没有探索出解除痛苦的终极途径？

困扰着我的问题，从前也困扰过古印度的一位王子。他因此愿意舍离王位、出家修行，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后来，他终于探索出烦恼不生、智慧不灭、终结轮回、了生脱死的各种法门。他被尊称为“佛陀”。“佛陀”即“觉悟者”之意，他认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堪作佛，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佛果。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这位伟大的印度王子，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

佛陀生前舍弃世俗的威势，却由此更显高贵。他的高贵在于他内心没有任何身份感，他可以坦荡地托钵乞食，自己端水洗脚，甚至为年迈的和尚缝补衣服；他也不在乎知识产权，他慈悲地将自己的修行体系无偿与众生分享。他为人师表，持金钱戒，只接受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四事供养”。他观机逗教，开创了一系列独出心裁的教学方式，帮助众生解除痛苦。他认为八万四千法门，门门第一，没有第二，法门要因人合异。但凡适合、有益于某个众生的某种法门，就是不二法门。所以，他的教法有显教、密教之分。他创设的这套修行体系，被称为“佛教”，意为“佛陀的教育”。

释迦牟尼佛研发一系列既严肃又活泼的死亡课程，其终极意义在于：解脱众生对未知生命历程的恐惧心理，提升众生对生命本质及意义的理解深度。

我十九岁开始学习《虚空藏求闻持法》，二十岁剃度，法号“空海”。我之所以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随遣唐使来到长安，动机其实很明确：我不满足于之前修习的法门，尤其想学《大日经》。因为，就教义而言，依显教修行者，须修“六度万行”，经历漫长岁月甚至可能是多生多世，才能证得佛果；而依密教修行，如果有“三密加持妙行”，有望做到“即身成佛”，大大节约修行、证得佛果的时间成本。（“六度”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三密加持妙行”即身业、口业、意业这三业相配合，具体操作系统包括“手结印契、口诵诸佛真言、心住三摩地”。——作者注）

据我所知，密教经典《金刚顶经》、《大日经》，由大日如来初传金刚萨埵，后经龙猛、龙智菩萨一路传承。至公元716年（开元四年），善无畏法师和金刚智法师传得两处曼荼罗，于唐朝的长安城形成“唐密”系统。（ “曼荼罗”意译为坛场，以 “聚集”为本意，指一切圣贤、一切功德的聚集之处。——作者注）

所以，我要去长安。相信一定是佛力加持，幸运如我，竟然遇见了长安城里最著名的三朝国师惠果阿阇梨，他身兼不空法师与善无畏法师的密法传承。（“阿阇梨”意译为轨范师、教授等——作者注）

大同元年，也就是公元806年，我学成返日。我从长安搬来经律论疏章传记、佛菩萨金刚天等造像，还搬来新译的经典，共计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返程时，我当时真想拥有一艘航空母舰，这样就可以把长安城里我认为有价值的各种法宝统统捎带回国。阿弥陀佛！罪过！虽然我的欲望显得很高级，是贪求法宝而非贪慕世俗的名利，但归根到底这仍属于贪著。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

真遗憾啊，陈凯歌拍电影时，避重就轻地把我的修行经历选择性过滤和抛弃，他只是单纯地把“空海”作为一个人设，放到了他想要的故事里。“空海”在《妖猫传》电影里，至少在开场的前半个小时，基本上就是一个符号般的存在：我被大唐高官召入皇宫的理由竟是“会捉妖”；电影里编撰我来长安的理由更是匪夷所思：竟然是我师父在圆寂前委托我冒名顶替他来长安，协助唐朝皇室完成秘而不宣的捉妖任务。

我当然明白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我要说，这样的编剧逻辑是有破绽的，其实很难说服我。不过，好在陈凯歌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根据史书描述，给我安排了一段在海上历经狂风暴浪然后差点死去的际遇，正是那段经历，让我对生死有了新的理解，也让我参破了为何师父在圆寂前竟然破妄语戒，让我冒充他的身份来长安协助皇室捉妖；其实他派我来长安的真正目的，是求法，让我学会青龙寺惠果法师传承的法门，该法门包含有彻底解除众生对死亡之恐惧，免于轮回之痛苦的终极秘密。

陈凯歌赋予我从倭国飘洋过海来长安的隐秘动机，算是神来之笔。一个原本衣食无忧的凡人，要脱离安逸环境出国留学，本身就是困难的抉择。何况，从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开始，至公元894年菅原道真谏阻，天皇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在这两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朝廷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死伤者众，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像我这样出身贵族的孩子，年纪轻轻就能生出对死亡、对生命未知之谜探索的强烈兴趣，也确实需要契机。或者说，需要自变量与因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通常是一起出现的，有自变量的地方就应该有因变量。陈凯歌安排我背负的使命，以及路途中的风浪，就是绝对妙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我来长安求法的强烈意愿由此得以成立。现在，我点第二个赞。

然而，陈凯歌的电影在结构安排上还是有问题的，他要埋伏的线索太多了。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我大多数时候的身份与功能定位，只是一名协助白居易破案的助理侦探，以及迷恋大唐文化的狂热粉丝，解说大唐风情的播音员。我没有在电影里看到作为一个留学生的我，作为一个修行人的我，内心对于佛法的强烈渴望。我在电影里看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留学生、一个业余侦探的我，对破案的好奇心要甚于向惠果法师求法未遂的伤心与困扰。陈凯歌这么处理，令我到长安求法这一行为由此失去了使命感、崇高感，变得有点轻薄了。此处要给差评。

其实，我的求法渴求与白居易的破案心切，并不矛盾。如果陈凯歌把我和白居易的关系处理成类似于佛门中师兄弟的关系，作为自命佛系青年的他向我坦陈阅读佛经的困惑、破案过程中的纠结，作为留学生的我跟他讨价还价，帮他解围，但我要求他帮助我进入青龙寺求法，这样的关系，岂不是可能会优于现在这个有点不伦不类的唐朝版“福尔摩斯与华生探案”？

阿弥陀佛！沙门空海罪过罪过，惭愧惭愧！此刻我忽忆佛陀一生不与人争论因而得到“无诤三昧”的往昔。沙门空海凭心自问，所言只是对事不对人，若有得罪，烦请陈凯歌导演勿恼并且海涵。

二、白居易：不只是李白的超级粉丝，我还是“香山居士”

拜演员黄轩的高涨人气所赐，《妖猫传》上映后，电影里叫“白乐天”的我竟然又火了。我从中小学生语文课本里走了出来，稀里糊涂“还魂”登上大银幕。

关于我的简介，网络上常见版本是这样的：“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哈哈，我骄傲，我是河南人。河南人招谁惹谁啦？学者王兆鹏与刘尊明合著的《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结论是：唐代有时代、籍贯可考的诗人有1686人，北方诗人有949人，占56.3%；南方为737人，占43.7%，北方略占优势。在唐代，河南籍的诗人最多，有236人，占了15.6%。所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是河南人，我是河南人，我是河南人！

我原本不过一名热爱文学创作的诗人而已，家境平凡，成功逆袭，成为高级公务员。讲真，我年轻时是个愤青，看不惯谁直接就怼，写诗骂朝廷，喝酒斗狠，撩妹写情诗，活得那叫一个剽悍。别看我这么狂，我也有秒变迷弟的时候。我有偶像，他叫李商隐。《唐才子传》记载了这么个段子，晚年我退休在家，对李商隐作品爱不释手，常说:“如果有来世，一定要做李商隐的儿子，这样人生圆满。”所以，《妖猫传》里安排黄轩扮演我，外形嘛气质嘛，嗯，我表示很满意，但人设呢，脑洞开得大了点，竟然让我秒变李白的迷弟，不过，我不生气。剧情需要。

今天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建筑师，即使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也能花最少的钱，建最有诗意的房子。关于自建房，我写过一篇《庐山草堂记》，把选址、户型、装修讲得清清楚楚。此外，也很少有人知道， 我自号“香山居士”，真不是白白得来的。当年我也是从佛系青年一路迈向佛系老年。

讲真，对自我有要求有追求的读者和作者，我认为如果不懂佛学，就不懂唐宋时期的文人与文学。来看看这份名单：青莲居士——李白；耐辱居士——司空图；山谷居士——黄庭坚；半山居士——王安石； 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

真搞不明白，我写过那么多首诗，并且不乏自带佛系风格的诗作，明明这些作品都可以拿来做情节要素啊！我觉得随便拎出我的一两篇诗歌，都比《长恨歌》更合适放到《妖猫传》里。谁曾想，陈凯歌拍电影时，偏偏要展示他想象中的《长恨歌》创作经历。想来，他大概有他的考虑。

公元806年，来长安求法的倭国僧人空海法师学成归国。那年冬天，我正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有一次和友人陈鸿、王质夫游仙游寺，经王提议，与陈鸿相约将当时正在民间流传的关于玄宗和贵妃的爱情故事写成作品，陈写成《长恨歌传》，我写了《长恨歌》。正是这段时间这段经历，陈凯歌索性安排剧情，让我跟空海法师发生交集。

当时我万万不曾想到，后来我这首口水感强烈的言情诗歌竟传到倭国，成为知名度颇高的传世之作。

说实话，我之所以视李商隐为偶像，并非要故作谦虚姿态。我向来这么傲娇，有必要装谦逊么？我对李商隐的确是真爱，他的诗歌，意韵朦胧，想象奇崛，措辞典雅。而我的诗句通俗有余，深度不足，口水感极强，高级感欠缺。正如油腻的牛排吃多了，我会向往清淡的土豆那样，总之，我厌倦了自己的风格，难免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产生艳羡崇拜。陈凯歌在电影里安排我崇拜李白，当然未尝不可，但如果换作我来编剧，我不会这样处理，我会选择另一种安排：做足白乐天跟空海法师在文学、佛学领域交流的戏分。这样才显得深刻呀！

作为佛系作者，我写过《行香子·文殊菩萨》，原文是这样的：“文殊菩萨，出化清凉，神通力以现他方。真座金毛师子，微放珠光。众生仰持宝盖，绝名香。我今发愿，虔诚归命，不求富贵，不恋荣华。愿当来世，生净土，法王家。愿当来世，生净土，法王家。”

我认为在这部作品里，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当然可谓高级，但是，我总还是觉得作品欠缺余味。问题出在哪里？汉语是我的母语，真是惭愧啊！跟来自倭国的职业修行人、熟谙汉语文言写作的空海法师写过的诗歌一比，我认为我们之间还是有差距。这个差距不是体现在遣词造句方面，而是体现在哲学深度方面。

比如说，电影《妖猫传》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场景：我和空海法师数次共同围观美艳的女性身体在坏死阶段的可怖，如杨玉环、春琴，当她们活蹦乱跳、身体康健、生意盎然的时候，连李白的诗“云想衣裳花想容”都不足以形容她们的玉脂雪肤、弱骨丰肌；然而生死无常，她们完美无缺的身体，竟然也会有坏死的时候。但陈凯歌给我安排的任务是，让我负责嗟叹她们的可怜，让空海法师负责拯救她们正在坏死的躯体。

这样的场景设计，我认为陈凯歌还是有点想法的。起码，这说明他可能知道“九相观”，这是佛教观想法门之一，又作九想观。相，指尸相；想，即观想。也就是对人的尸体之丑恶形相，作九种观想，以断我执，得解脱。有关“九相”的论述，在佛教早期的典籍中已可得见，如《杂阿含经》卷二十七中已经出现：“如无常想。如是无常苦想、苦无我想、观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尽想、断想、无欲想、灭想、患想、不净想、青瘀想、脓溃想、膖胀想、坏想、食不尽想、血想、分离想、骨想、空想。”（详见《大正藏》No.0099，可由“大藏经在线阅读全文检索”网站阅读。——作者注）

陈凯歌有意为之的那些惊悚镜头，可视之为对佛学概念“九相”之图解，他要用可怖的镜头说明，人的身体不过是由“四大”组成，因此总是无常，会有成、住、坏、空的变化阶段。（“四大”为佛学体系所定义的构成生命的四种基本物质，近似于化学元素，其中，骨骼为“地大”，体温为“火大”，体液为“水大”，呼吸为“风大”。——作者注）

佛教传入中国，在魏晋以后，九想观一直是禅修的方法之一，尤其针对尸体作观想。尽管后世有学者推测唐代与“九想观”相关的诗歌创作应该很兴盛，然而遍索《全唐诗》，目前只留下包佶《观壁卢九想图》一首，诗云：“一世荣枯无异同，百年哀乐又归空。夜阑鸟鹊相争处，林下真僧在定中。”从诗意看来，也属于无常、苦、空的禅门观想法门。（本文引文见《全唐诗》第6册，205卷，21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作者注）

好了，现在划重点：来自日本的空海法师，也留有一组《九相观》诗作。兹抄录空海法师的部分诗句如下：

新死相第一

世上日月短，泉裡年岁长；速疾如蜉蝣，暂尔同落崩。

风云辞贪库，火捋罢欲城；生期既盈數，死籍方注名。

諸寿命若霞，忉利非匠堂；救赎未解所，咏吟而怀伤。（见《续遍照发挥性灵集补阙抄》卷第十，载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七十一《三教指归‧性灵集》[岩波书店，1974年]，页460-469）

嗯，静默片刻后，我表示服气。空海法师到底是学术僧。文字、见识俱佳。限于篇幅，我就不全诗转载了。整组诗作写完，空海法师最后以“诸行无常”四字做结。显然，这是一组以生命死相九个阶段作为禅观修练的作品，借尸身变化过程演绎佛法所言的“生、住、异、灭”和“成、住、坏、空”这些深刻概念。其中暗示：众生只有破除对身体的执着，才能彻底断欲去爱、发心修行，成佛做祖。而佛法本义却并非教人冷酷无情，而是教导众生不生分别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待众生都怀着平等、慈悲之心，抛弃亲者爱、仇者恨这样的极端情绪。

这样高级的情感能力，真遗憾啊，陈凯歌没有在电影里讲得透彻明白。如果可以，我真希望他任性一点，多给空海法师一些镜头，比如说让法师念念他写的这组诗，哪怕只念两三句也好。然而，可怜的陈凯歌导演想必是为照顾年轻观众的观影体验，刻意把这些深刻、不易阅读的文字统统做了通俗化处理。我记得在电影里，为保住贵妃完美肉身的白龙，不得已只能牺牲自己的肉身去修复她的肉身，导致他的神识被迫离体、进入黑猫身体。三十多年来一直怀抱恨意的白龙借黑猫之口说过：“我不是那个身体（指美少年白龙）已经很久了。”而惠果法师则巧妙地接过这个梗，指着杨玉环没有呼吸的身体说：“她不是那个身体也已经很久了。”就此把白龙点拨，他当即放下恨意，神识随即离开那只黑猫。

这样的处理虽然多少还算有点禅意，但禅意来得不够彻底。如果换作我来编剧，我会把贵妃、白龙的去处统统交代清楚，这里请允许我自恋一下，我在自己的诗歌里写过：“愿当来世，生净土，法王家。”这个梗，我想我会用在贵妃、白龙的身上，至少，我要在电影里留下一个暗示：白龙、贵妃完美无缺的肉身虽然无常，随时随地可能了无生气，但他们的神识是永恒不灭的，他们在放弃世俗的肉身以后，化作青龙寺门前的树神与花神，亲近佛法，学习惠果法师传授的密教法门，与空海法师一道探索 “不再痛苦的秘密”。

呵呵，作为职业作家，每每看到别人写的作品，但凡有不满意，我总忍不住要手痒想改一下。这其实不是一个好习惯，说明“我执”习气尚且未放下。

理可顿悟，事需渐修。

三、陈凯歌：我真的想把电影拍到《霸王别姬2》的水准

阿弥陀佛！谢谢空海法师，谢谢香山居士。

实话说吧，两位大德对《妖猫传》剧本提出的意见与修改建议，拍摄前我或多或少都有认真思考过。我承认，作为曾经的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作为曾经拍出《霸王别姬》这样水准之作的导演，我其实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但是，可能我还是不够任性。

这几年，我顶着太多骂名，要说一点也不介怀，那是假的。我拍《梅兰芳》，投资一千五百万美元，票房也就一亿元左右；《道士下山》投资两亿，票房也就四亿左右。总的来说，作为导演，我不是没有焦虑的，我也害怕自己成为“票房毒药”。

是的，二位说得不错。我承认，我在演员阵容里，启用了欧豪、刘昊然这样年轻但却有几千万粉丝的当红小生，当然是考虑到流量因素，我给他们加了很多戏，虽然从叙事结构来看，有的戏分并非必要。我承认，我太照顾九零后粉丝的情绪了。

是的，我承认我拍的“极乐之宴”，画面虽说走的是奇幻风，但却多少带着广告感。毕竟，花了六年完成的人造长安城，如果电影上映后，不能为襄阳当地带来客流和门票收入，这城不就白造了么，岂不是太对不起投资方？

是的，我承认我太在意画面感了，结果用力过猛，做了一个可能并非正确的选择：在唐朝那样一个没有电力、缺乏现代工业照明手段的年代，我们在摄影棚里拍摄的“极乐之宴”竟然流光溢彩，光芒万丈，恍惚间竟然有春晚即视感。我知道，一定会有专业的、眼光挑剔的观众看了很生气、不服气，甚至有可能把侯孝贤拍的《刺客聂隐娘》拿出来打我脸——人家为了还原唐朝感，全片基本采用烛光照明，即使用了补充光源，也尽可能地模拟烛光照明的真实效果。

是的，我承认，我没有重拾当年拍《霸王别姬》时的那一手好活，我对人性丰富性与深刻性的挖掘能力，没有充分展示在《妖猫传》里，对此，我表示有点遗憾。明明杨玉环跟唐玄宗的相爱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挖的富矿：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却并非他的法定妻子，而是他的儿媳辈的人物，她跟他相爱，内心真的没有一点对丈夫的歉疚？他爱她，却无奈要赐死她，他在策划那么蹩脚的一出“尸解大法”之前，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挣扎？他因她的存在，而被挑拨起强烈的享乐欲望与强烈的妒忌，他享受男人们对她的注视、也深知他们或许对他怀着敌意，明明心怀芥蒂，做不到无欲则刚，他又如何要装腔作势，强调自己对佛法的尊崇？他对佛法的信仰与感情，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

是的，如果我可以，如果我愿意，我原本可以把《妖猫传》拍得更加任性一点的。但是，很抱歉，暂时呈现给观众的，就是这样一部让我抱憾的作品。

当然，拍这部电影，我不是没有惊喜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收获，我想应该是：我对年轻的演员黄轩有了新的认识。作为国内跟我、张艺谋、冯小刚都有合作过的唯一一位八五后演员，他为演绎白居易这个角色所付出的努力，可谓有目共睹。拍摄期间，我要求他除了更多地诵读白居易的诗，还要求他每晚临睡前都打坐，至少静坐十五分钟，心里不停默念“我是白居易”。他做到了。白天拍戏，晚上喝酒、读诗，慢慢地，他内在的能量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年轻演员，他对自己的肢体、表演能力和情感的释放，有了不错的控制。我表示满意。最近，他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专门谈到了他“作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他是这么说的：“保持阅读、自省、独处是很重要的。我喜欢的演员是丹尼尔·戴·刘易斯这种，（我跟他）差得太远了，我还在一个本色状态，只是演得稍微自然一点、动了情，但是从演员的塑造，从脱胎换骨、为一个角色整个就把自己的生活都给颠覆了的表演的角度看，还差得太远了，自己太有限，还需要打开。” （引文取自《南方周末》1月4日报道“黄轩：我骨子里的野心，要打破我的安全状态”，略加文法修正。——作者注）

黄轩这样年轻的演员，盛名之下，其实冷静。他能够对自己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激励。虽然这次《妖猫传》上映后，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超过我近年来拍过的一些颇有争议的作品，这是好事。但是，我不敢膨胀。如果可以任性一点，我觉得我下一部作品，也许该去日本找作家和电影导演新海诚来共同完成：如果我们可以合作，我就真的可以任性了，任性到管他什么流量鲜肉小花呢。我根本就不需要找真人来演绎。我就任性地把我想象中的“大唐气象”拍成动画电影。新海诚的画功，我绝对放心。

当然，敢于这样任性有一个前提：基于“一个导演的自我修养”，我负责老老实实把故事讲好，新海诚负责把每一帧画面做到极致。想到还能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忍不住有点小激动和小期待。

谢谢空海法师，谢谢白乐天，谢谢黄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