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艾︱隐秘的共生：2017年的五种西语人文新书

“我们是灰烬，在世界的锅底”

《战败者见闻录》，【墨西哥】米格尔·雷昂-波尔蒂利亚 著，孙家堃，黎妮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5月第一版

2017年秋冬季，动画片《寻梦环游记》的热映让更多人熟悉了墨西哥的“亡灵节”。这个节日由阿兹特克历法中的幼灵节、成灵节与天主教传统中的万灵日、诸圣节融合而来，演变过程可谓墨西哥文化的缩影——那里的许多现实、矛盾与神奇，都需追溯到几百年前印第安人的原生文化世界，与西班牙征服者所代表的欧洲文明世界之间剧烈的冲撞。二十世纪数位杰出的墨西哥知识分子都曾指出，要想真正认识墨西哥的现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谁，首先要找回印第安人的记忆，找到与历史相连的纽带。

电影《巧克力情人》的原著作家劳拉·埃斯基维尔曾在一本小说中塑造过一位玛雅祖母的形象。这位老人担心自己的孙辈忘记祖先和传统，一直给孩子们讲述玛雅的故事和神话，以及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奇闻逸事。有一天，老人领着孙子去原始森林里看一座玛雅石碑，小男孩好奇地询问，上面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老人遗憾地答道：“没人知道，自从美洲被征服，打开这些文字的钥匙就遗失了。我跟你说过的，西班牙人焚烧了大量古抄本，所以很多关于我们祖先的事就再也没人知道了。”《战败者见闻录》就是这样一把幸存下来的文字钥匙，通过对印第安人古抄本的整理翻译收录，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征服活动提供了来自土著人的回忆与证词。

这些几百年前用如今几近失传的古老语言写成的记录，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拖拽着我们亲历陷落与覆灭。他们看见隐约浮现的船只，听见兵临城下的叩响，对随之而来的厄运一无所知。我们却是知道的，但也只能不发一言地跟随他们经历最初的惊奇、善意的接待，与之后巨大的恐慌、无助。

1519年，当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兵抵达阿兹特克古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时候，很多印第安人都以为是神话中的羽蛇神来了。欧洲人打量着眼前的大陆之“新”，印第安人也用好奇而陌生的目光观察着这些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的存在。只是历史更容易留下胜利者的声音，这让战败者的讲述显得尤为珍贵。西方的著述、西班牙人撰写的征服纪事里，每当提及“他们”，指的总是当地的印第安人，而这本书中的“他们”却是印第安人眼中的西班牙入侵者。在西班牙人看来，土著居民是荒蛮的野人，可是从书中对特诺奇蒂特兰城陷落的记述里，我们读到，印第安人在见识了西班牙人的残暴之后，开始管这些入侵者叫波波洛卡，意思是“蛮子”或“野蛮人”。

目光的交错与角色的补全之间，历史的面目愈发清晰起来，而这些记述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班牙失去了在拉美最后的殖民地，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起，一梦四百年的海上帝国一朝破灭，恰恰是来自拉丁美洲的诗人鲁文·达里奥为病怏怏的西班牙带去了新大陆的现代主义风尚，第一次让曾经的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的一方。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拉丁美洲更是无数支持共和国的西班牙知识分子流亡的首选。在共和国一方大势已去的1939年，智利诗人聂鲁达联合包括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在内的不少拉美知识分子，在5月到8月间组织安排近两千名内战难民逃往拉美。后来，聂鲁达在诗中写道：“所有人都上船/我的诗歌在斗争中得以/为他们找到祖国/而我为此骄傲。”在西班牙战后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时期，像塞尔努达这样的流亡知识分子正是在墨西哥看见了记忆里尚未被侵蚀的理想中的西班牙，墨西哥文化里“非西班牙”的部分更是令他着迷。他在散文诗集《墨西哥主题变奏》里忠实记录下当地风物诱人的神秘，揣测这一切是否曾这样支配过旧日的征服者。

时至今日，当几百年前征服美洲的人早已长眠于墓穴死沉的寂静，印第安人的痕迹依然活生生地留存于整片大陆的日常，与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记忆融为一体、无法剥离。如此想来，或许从古抄本里对我们讲述的那些“战败者”也曾经或继续征服着谁。

“房屋的心自有其作为房屋的悲苦”

《沉吟》，【西班牙】梅尔塞·罗多雷达著，元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罗多雷达拥有全巴塞罗那城保存最完好的秘密，那就是她的个人生活。而在我的想象里，她写下《沉吟》里收录的这些短篇小说时，窗外是漆黑的，这样就能像普拉斯描述的那样，假装在一列正在穿梭一条无尽隧道的火车里。极度有限的空间里无限的叙事，一丝一缕的情绪被缝进物品的细枝末节。

制衣店里缝婚纱的老姑娘照顾着病重的神父表兄。某天白日的昏沉朦胧里，看见自己用药水下毒杀死了表兄从而继承遗产，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店铺，眼前的一切都焕发着不真实的光彩，阳光充足，有奶油色锦缎面的座椅，金色的镜子，裱进相框的时装主题版画。她又想起，原本如果表兄父母不曾逼他去读书当神父，他们俩或许会结婚。主人公呓语一般从头念叨到尾，嫁给他或杀死他这两个极端都是无法实现或不会实现的幻象，终了生活依旧像她拿起针线的重复劳作，制约我们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总也不是我们以为或想要的样子。

婚姻关系中的不安全感是她稔熟的话题，落脚点又总是物品，比如家具的变化，从一张双人床变成两张小床：“我从自己的床上注视着丈夫，觉得他很远、很远，因为谁也摸不到谁，所以我们对于彼此有点儿像是死了。”又或者总要有那么一天，已经娶妻生子的男人在下班路上因为某条蒙在一双裸腿上的丝裙想象出一个只属于夏日下午的姑娘，他给她取名卡门，那是他日常无奈的生活中突然出现的一件唯一值得的事，美得令人生畏。花甲之年的老人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回想年轻时错过的爱情。丈夫在他们结婚纪念日上吊自杀未遂时，她也是用这面镜子探他的鼻息。镜像的深处，她仿佛还能看见多年以前在将将点亮的街灯里，她用伞尖在雨里写下爱人的名字，然后等着雨丝将水渍抹去。最后一次见面，像普通朋友一样互道再见的时候，她想到：“再也不会有这么一天了”，只剩下闹钟惆怅地响着像要唤醒死人。

明明是寡淡不张扬的文风，仿佛要把情绪都压在纸面下面，只偶尔渗出一分半点，故事里偏偏又繁花似锦，几乎每一篇都有作家本人喜爱的花卉串场。貌合神离的夫妻一起在后院种大丽菊，血红色的大丽菊，每一朵都像婴儿的脸蛋。舞会上男人衣领别着的栀子花，女人腰间插着丁香花。那朵被狂欢夜结识的男孩偷摘来又不慎弄丢的花——辨不清是秋海棠还是山茶——女孩很遗憾，她本想把花夹进书里，与得而若失的十八岁一同风干。接受了求婚的女人清扫着前尘的蛛网，想起旧爱曾说，如果你一直吃花瓣，就会变成一朵玫瑰。

罗多雷达的物品与花卉各有各的命运与力量，而在墨西哥短篇小说家阿雷奥拉笔下，每一种动物都得到属于自己的隐喻。有的古怪流离，有的又无限贴近苦涩的现实：

用意念消化猎物的猫头鹰适合装饰西方哲学书籍；大象所有庄严的梦境都被加工在象牙上；熊有节制地友好着，人类穴居的原始过往，与最日常的毛茸茸的玩具熊在时空中斜斜地交错，生出幸福的预兆。人类的许多弱点与困局也与他笔下的动物相通。比如河马直到退休都没能拥有和它大小相配的池塘，不禁陷入厌烦之中；惯常挤作一团的鼹鼠最大的软肋是群居的集体无意识，它们连死亡都成群结队，于是用一个洞就可以全部捕获；又比如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在地面就能找到，有的人却像书里的长颈鹿，不得不费劲地伸长脖子去高处寻找。

整本小书翻阅下来，最喜欢的莫过于他笔下那不可企及的鹿，带着敏捷的迟缓置身于前后无尽、时空之外的悠悠天地间——“它们奔跑着，却永远追不到自己；它们停下来，有些东西却永远留在身外继续疾驰。”

他们在这里相遇

《太阳是唯一的种子》，【智利】贡萨罗·罗哈斯著，赵振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6月第一版

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勃罗·聂鲁达、马里奥·贝内德蒂、阿莱霍·卡彭铁尔、何塞·多诺索……当这些对拉美文学爱好者而言振聋发聩的名字聚在一起，单是想象他们的声音的共鸣都令人震颤。1962年1月，他们相遇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大学，探讨“拉丁美洲的形象”和“当前人类的形象”两个议题，组织者是富恩特斯口中“伟大的智利诗人”：贡萨罗·罗哈斯。

彼时罗哈斯虽已年近半百，作为诗人的履历上却还只有1948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曾有一次，他与聂鲁达同时参加一场聚会，一位多事的朋友指着坐在另一边的罗哈斯问聂鲁达：“巴勃罗，话说，既然我们都在这儿了，你觉得那边那个小年轻怎么样啊？听说他是个诗人？”聂鲁达回答说：“贡萨罗不错啊，只是他写得太少了。”罗哈斯听见便回嘴：“你是个天才，只是你写得太多了。”两人相视而笑，伸长胳膊越过桌子抓住对方的手握紧了一下。虽然当时的罗哈斯写得“太少”，他组织的美洲作家大会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拉美作家联系网不可或缺的纽带，尤其是1962年举办的第二届大会。

此前一年的“猪湾”事件，让正在古巴发生的一切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席卷作家们的生活与头脑，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出于“责任”，不得不放弃原来准备好的关于加勒比海地区魔幻现实主义的发言，转而进行一次关于卡斯特罗教育改革、相当平庸无聊的即兴演讲。在大会现场，毫无疑问，富恩特斯是美洲大会的灵魂。无论是白天会场的发言还是晚上舞会翩翩起舞的姿态，都光彩夺目。何塞·多诺索清楚地记得在一同前往康塞普西翁的火车上富恩特斯对他坦言，古巴革命之后，自己已无法在公开场合只谈文学而不问政治，因为在拉丁美洲，二者密不可分，而当时当刻，整个拉丁美洲的目光都只能看向古巴。

会后，各位作家联名撰写了一封交予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主管的信件，信中呼吁“跨越我们彼此的孤立与陌生，找到我们共同的声音，赋予这一声音以我们时代的力量”，并提议“在基金会出版社的框架下策划一套拉美作家丛书，以此为武器，我们的声音将更加广为流传”。这样跨越国与国之间的藩篱，共建一个拉丁美洲大陆的“泛美洲化”设想虽然趋于理想化，阅读这些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共同写下的呼吁信，却依旧令人血脉贲张。

古巴革命引发的共情突如其来又异常强烈。在罗哈斯的记忆里，那届大会之后，几乎每个月他都会收到来自富恩特斯、阿莱格里亚、贝内德蒂等朋友们的信件。过了两年，罗哈斯在第一本诗集问世十六年之后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一举奠定了他在拉美诗坛的地位。不过读者们等待他的第三部诗集又等了十三年。三部诗集加身的时候，罗哈斯已经六十一岁，此后的三十年，他的创作突然提速，作品井喷式地源源不断涌现，出版了五十多部诗集。

2003年春，罗哈斯从西班牙国王手中接过西语世界的文学最高奖塞万提斯文学奖。那个7月的一天，他在自己心爱的四柱床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空气消失了，那一瞬间他被惊愕钉在床上不能动弹，仿佛身体里的空气也即将被抽干。他知道这很危险，窒息的灵泊就在不远处，于是努力跳下床，冲进浴室往脸上泼冷水，却无济于事。等这突如其来的体验同样突然地消失以后，罗哈斯回想起来，感觉自己又一次发现了空气的神奇：“对我而言，诗歌就是这样的发现：空气，新的空气，与其说是呼吸它不如说是活在其中。写诗与生活的艺术就在于此。”

也是在2003年，富恩特斯出版了由七十封通信组成的政治小说《鹰的王座》，虚构出一个现代通讯手段被中断的未来墨西哥官场，为了争夺总统的王座，各位政客满怀野心、尔虞我诈，种种勾心斗角跃然于信纸之上。作为作家，富恩特斯的职责是拆穿他们的把戏，用未来的设定揭露现实。距离当年罗哈斯组织的美洲作家大会已过去四十余年，拉丁美洲乃至世界都发生了种种变化，而人心与人性依旧。富恩特斯始终葆有着身为作家的敏感与身为拉美作家的使命感：政治是他艺术创作的灵感，一如文学是他关怀现实的武器。

2011年和2012年，罗哈斯与富恩特斯相继辞世，去了一片或许更明净的地区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