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高二适之外——“兰亭论辨”中的张傚彬、段熙仲

1960年代，书法家高二适在与郭沫若的“兰亭论辨”中声名大噪，高二适驳论文章，因章士钊推荐始得发表，这也为章士钊带来兴奋和欣喜。

高二适在完成《刘禹锡集》的批校之时，就曾期望自己与章士钊的“文章风谊”若唐代之刘禹锡柳宗元。如今之“兰亭论辨”，在高二适心中是一场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千秋大事，他既不掩饰商承祚、段熙仲对此事的大力投入，亦期望孤桐师能再为文坛登高一呼。

高二适1960年代在与郭沫若的“兰亭论辨”中声名大噪，高二适驳论文章，因章士钊向最高领导推荐始得发表，这也为章士钊带来兴奋和欣喜。几十年师生为文章事业切磋琢磨，终于在文坛几乎万马齐喑之际发一震响。在关于论辨之种种信息交流之中，章士钊也流露逸趣闲情，他要求高二适为其养女章眉所书一首乃父之诗题跋。高二适亦回忆昔年章士钊夫人吴弱男曾经将他的书法误以为章士钊所作。“适以为公应给眉先写上戏题一诗并短记，或如见示函语，然后适再如命加墨（适意以公戏题诗为主体，乃敢批其后，非即欲公先为手题也），俾成一手卷。公如常置几案，亦可稍畅老怀也。”在“文革”前夕的社会氛围中，高二适的这段文字真恍如隔世。也就是因为与章士钊在几十年文字往还中形成的默契心绪，才使得他有如此认真的言说。高二适袒露心怀之倾，亦不免感慨“此事可惜南北绝少留心提奖书艺之人，而五、七言可谓绝响，更无才士可担当不传之业。”高二适对诗词书法的研习寝馈，从未稍歇。一方面是对《急就章》的深入研讨，对王羲之及古来书法名家的临写比较，同时又反复披阅《杜诗镜诠》、《后山诗》等经典名篇。半隐生涯，虽门可罗雀，却是吟诵不休，沉浸在几十年一贯的自得其乐之中。但触目所见，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日渐扬弃，遂难抑忧心之叹。以后高二适在南京接待了许多有心学习书法诗词的青年，对他们言传身教，在南京城里逐渐形成漫天狂潮中一处澹定凝聚的文化氛围，培育一些青年获知中国传统文化，被有心人赞誉为“办了一所孔子学校”，其意绪盖出于此。因为论辨兰亭以来的信息频繁，高二适又告诉章士钊：“再有张傚彬（号敔园）先生突由京寄适一函，今日又由其中表兄弟（邬彤）送来张之敔园诗摘存及孔教著作，此亦有心人者。公识之未？”

这里所谈的张傚彬，号敔园，乃民国时期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其人出生于1882年，比章士钊小一岁，曾经留学英国，攻经济学，返国后曾任民国北洋政府驻俄罗斯帝国彼得堡总领事，又曾在大学教书。在中外文化比较之中，敔园最终服膺中国传统，在游刃有余之间竟辞官不做，专事中国古典文物之收藏研究。他用平生积蓄购藏的一件商代提梁卣，为罕见国宝，以后，敔园将其捐献国家，被文物界誉为与张伯驹捐献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仿佛之壮举。张敔园逝世于1968年，因其夫人为俄国人，在“文革”狂潮中，夫妻均被怀疑为间谍，同被捕入狱，且都瘐死高墙之中。张中行在其《负暄琐话》中专有一篇“张傚彬”，即写此人，似为其人见诸当代文人笔下惟一作品。张敔园与张中行在北京后海北沿为邻居，住一门墙不隔之通院，两人经常闲聊，但此文中未及有关“兰亭论辨”话题。张中行与启功亦有多年交往，其《负暄三话》头篇即“启功”。有次张中行话及《兰亭序》，启功说“说来话长，须有二十万字来写”。可惜熟悉启、张二人的张中行在此题目上未能作为。“兰亭论辨”发生的1965年，张敔园已经八十三岁，见到高二适“驳议”文章，大觉兴奋，遂主动寄来其著作，这是传统文人的缔交方式。高二适平生非文字渊源不交，张敔园为学养深厚的前辈先生，又主动联系，高自然敬之以礼。章士钊早年亦留学英国，又曾在北洋政府为官，当然不会不知道张敔园。但从以后高二适与章士钊来往手札中可以看出，章士钊没有支持高二适与张敔园交往。张敔园早已隐迹息声，唯以书画考鉴消磨岁月，知其人者，多视为遗老。但此遗老与章士钊之曾经斡旋国共关系，又与最高领袖有过群之交者不同。章士钊身在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又是中央文史馆长，与高二适青灯黄卷一介文人，心绪也颇不同。章士钊在1957年风波中，亦几乎罹难，幸亏领袖纡缓，才出险境。此番举荐高二适文章，虽获青睐，但亦同走钢丝，须步步留神。这些非关学术底里的社会政治因素，章士钊只能不时提醒高二适。高二适熟读经史，对历史中的政治发展脉络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动态，亦多留心，但他终竟是文化学术中人，一事当前，先问是非曲直。他所接触的文化人，亦每以文化理念学术良知为同侪。在向章士钊介绍并询问张敔园情况时，高二适还谈及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段熙仲。二人均是在“兰亭论辨”问题上支持高二适的：“南京同人评郭已成强弩之末，又商藻亨过宁，亦有文斥某，（尚未送出虑不得发表。）又闻南京师院有段熙仲文在我先寄光明迄今未发，亦未退还。”

商承祚文《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以后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66年第1期，而段熙仲文则淹没无闻。在这里，高二适向章士钊所言，可见他并未以自己文章得以发表便觉奇货可居，高自标置，更不曾以论辨兰亭之“第一人”而自喜。他希望的是能够有平等公正的文化学术辩论环境，段熙仲的文章未能发表，已然湮没，但高二适偏要说明段文在他之前就投寄《光明日报》；他自己的文章被《光明日报》整版刊出，为轰动文坛的莫大幸事，但高二适偏要为段熙仲打抱不平，指摘《光明日报》既不刊登亦不退段稿。高二适并不以自己的幸运而欢悦，他感慨的是整个文坛的状态。刚气鲠骨，在手札中自然流露。在整个“兰亭论辨”期间，与郭沫若公开辩论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者，希若星凤。以后，文物出版社于1973年编辑完成《兰亭论辨》一书，延迟到1977年始得公开发行，收入其中与郭沫若观点相异的文章，除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之外，就是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与章士钊“柳子厚之于兰亭”。章文在辩论当年并未问世，是从中华书局出版于1971年的《柳文指要》书中节录。

高二适和章士钊在兰亭论辨中的学术观点是一致的，章士钊既已在《柳文指要》中对此问题有所涉猎，如今辨论开展，他也有撰写文章参与的欲望。高二适在此札中还给老师提供了一则材料：“世说·品藻：‘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绍是石崇姊夫条下注，刘孝标于金谷序文实增‘魏书曰’以下六十个字，此可再为驳某之第一手材料。（如为再驳材料甚充塞，大抵均就大王书评及同时帖字，公倘有兴，别提出执中之说否？此最易受人欢迎者。惟文更须有《甲寅》文之力量，不可姑息也。”作为学者，在表述基本态度之后，还希望作更为细致深入之研寻，以求问题之解决，这既是学术争论的意义所在，也是学人兴趣所注。高二适与当时诸多学府教授比较，因他多年来摒弃诸多世俗利益，一门心思潜心学术，积累之学术话题及识见更为丰富。

“兰亭论辨”开展以来，郭沫若是利用自己地位组织人帮腔助阵，而高二适则将自己积学所得提供给老师，丰富其学术事业。郭沫若发难文章中作为《兰亭序》非王羲之所写的一条理由即注家对原文可减不可增。高二适这里提供的材料“刘孝标于金谷序文实增‘魏书曰’以下六十个字”是再次证明郭说无据。由于郭沫若在其文章中的判断太过绝对化，终贻其讥。“兰亭论辨”开展以来，郭沫若初似胸有成竹，渐却失去自信。他动用权力及影响，希望得到更多支持，若老朋友宗白华，亦为郭沫若寻找材料，以表支持，但宗白华终于不能尽弃自己的学术良知，在给郭沫若的书信中实际还是在坚持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的历史陈说。此中细节，还当别述。高二适得知老师参与辩论，亦愿尽弟子礼代其查书。他不会忘记章士钊当年创办《甲寅》时期的文章气势，在他记忆中，老师也并非若一般获得历史知识远非完整的人们所误会的只是一遗老古董。当年，李大钊、高一函、李剑农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曾经追随章士钊。那时候的章士钊，既无党籍，亦非官身，他们就是佩服他的文章。高二适在完成《刘禹锡集》的批校之时，就曾期望自己与章士钊的“文章风谊”若唐代之刘禹锡柳宗元。如今之“兰亭论辨”，在高二适心中是一场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千秋大事，他既不掩饰商承祚、段熙仲对此事的大力投入，亦期望孤桐师能再为文坛登高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