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邓小南：下“死”功夫，做“活”历史

2017年12月30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受邀在杭州师范大学做了题为《略谈研究选题与路径——从个人观察出发》的学术讲座，结合治学实践，分享她的选题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也来到讲座现场。谨将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讲座伊始，邓小南指出，“历史学”既是学科门类，也是认识方式。其研究对象是“历史”的，转瞬即逝，后人无从直接体验；其观察视角是“历史”的，有其特定知识前提与思考背景，对此要有所警觉。历史学者无法穷尽史实及其意义，只有以“问题”带动“观察”，进行历史地思索，史料才具有意义，才能成为可用的证据。邓小南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科，历史学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学者自身也应有所反思，既要叩问史料，又要叩问研究方式。

邓小南认为，历史研究的路径是崎岖的，不能直通某一目标，但研究路径是有目标、有出发点的，选题就是路径的一个出发点。她将历史研究的选题“缘起”概括为六大类：1.系统、综括式的讨论（以史学大家为主）；2.对海内外关切的重大问题的回应（如“何谓中国”问题）；3.框架型假说（如“唐宋变革论”）；4.来自对史料的阅读、比较；5.来自“问题”与追索；6.来自对历史“书写”的关注。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她对与学生的论文联系紧密的后四类选题做了详细阐述。

框架型选题

日本学者、学术大家善于提炼研究框架，醒目的概括性假说对于特定方向有明显的刺激牵动作用。以“唐宋变革说”为例，很多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放到这一框架中去寻求意义。邓小南认为，对这个框架应有所反思：唐宋变革，从时段上看是否为唐宋之际？从性质上看如何理解“变革”？变化、变迁、变革、转型、革命，如何把握性质的区别？谈及“唐宋变革论”，不仅要考虑它的内涵，还要考虑研究“框架”的意义与局限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后来者对于任何假说的理解与利用，都有特定的历史语境。观察唐宋之际的“历史过程”，应该说，是由起讫点不一、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变过程交错汇聚而成，这些过程或与王朝递嬗同步，或与朝代更迭参差。这些都是研究者应当考虑的问题。

藉助框架，史学界出现了许多新成就与新问题。邓小南指出，对于研究框架，要探讨的不仅是“是与非”的问题，还要从历史过程中考察该假说的形成，以及它的利用者对于这个假说理解使用时的演变过程。

史料型选题

根据个人经验，邓小南介绍了可以启发选题的三种方式：1.文献阅读；2.新材料；3.集中大量出现的语汇。

1.文献阅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一条材料中写道，宋初“京官以上无选”。普通官员都要铨选，“无选”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小专题来研究。此类选题就是直接从史料阅读中来的。

另外，《宋会要辑稿•职官》之一记载：“景德四年七月诏：审官院磨勘京朝官劳绩，并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而《宋会要辑稿•职官》之六：“景德四年七月四日诏：审官院考较京朝官课绩，见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这两条材料显然是讲同一件事，关键术语却有不同的表述，这是为什么？此类问题也是需要思考的。

2.新材料。宋史学界的新材料并不多，但是近年来陆续有考古材料出现，包伟民、郑嘉励二位老师领衔整理的《徐谓礼文书》就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认识。当阅读这些新材料时，既要从出土材料去看制度运行，也要从制度记载看出土材料反映的问题。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没有文献资料作为基础，拿到这些出土材料时就很难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反之亦然。

3.集中大量出现的词汇。有一些语汇集中、大量地在某一时期出现，绝非偶然。这类词汇代表了时代特点，因此值得关注。如“祖宗之法”是在宋代大量出现的语汇；制度方面的术语如“磨勘”，唐代后期就有，但仅是零星出现，到了宋代“磨勘”因定型成制度而大量出现；还有按察体系里的“访闻”、“体量”，等等。在选题时应注意这些有价值的“提示点”。

邓小南指出，材料之间的相互比较也能引发研究者的思考。“澶渊之盟”众所周知，但它前前后后的关键史料有不少问题，在学界也还没有得到细致的解决，特举以下几例：

1．《宋史·王旦传》有一段材料说，宋真宗在澶州，由于在开封监国的雍王身体不好，真宗就叫在前线的参知政事王旦赶紧回开封，王旦问真宗要是十天没有捷报怎么办，真宗犹豫之后说，立皇太子。我们知道，真宗有六个儿子，前五个儿子已去世，第六个儿子即仁宗那时尚未出生，“立皇太子”，指的是谁？有一可能是立一宗室为后，但这种方式在宋代非常谨慎。事实上，此时曹利用已经从契丹谈判归来，宋方的大营里已经在庆祝了。这种情况下，“十日未得捷报”云云，实属无稽之谈。

2．宋辽双方在缔结盟约时是有誓书的。直至南宋，双方誓书仍能看到。但是《真宗实录》里并没有记载誓书；而且当时只是“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而未公布宋方誓书。这是为什么？类似问题都值得思考。

3．“澶渊之盟”后，宋代又出现闹神闹鬼闹天书之事。寇准跟朱能、周怀政等都卷入乾祐天书事，结果被查证是造假。刘攽的《莱公传》中说，寇准做此愚蠢之事，是被王旦诱陷；其实当时王旦已经去世。与此相关，天禧三年八月有一次大赦，从《实录》《国史》上看，是因为天下小康。李焘有些怀疑，就去查《会要》和地方材料。结果发现，大赦是因为乾祐降下天书。原来朝廷查证为假后，便先把中央存档的材料改了；而相关材料已经发往地方，因此未能“纠正”。

围绕这样一个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件，在对史料质疑辨析时，仍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清楚的回答。许多习见的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

问题追索型选题

问题追索型选题首先需要关注选题的研究单元。问题不一样，研究时段的长短、起讫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讨论元丰改制时，有的研究者把元丰作为下限，得出结论是“宋代官制回归唐代前期”。元丰改制是以《唐六典》为设计蓝图，所以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但如果把研究下限延展到南宋前期的话，会看到这个过程是回归到北宋前期了。研究单元的选择非常关键，把上下限切在什么地方，和结论会有直接关系。

有些问题出自前贤研究、学术史的积累。例如河朔地区的“胡化”问题，唐史研究者都很熟悉相关讨论；但看宋代的材料会发现，没有人再提及河北地区“胡化”。这有两种可能：一、河北地区晚唐时已不存在胡化问题；二、胡化问题经由晚唐五代至宋初被逐渐消解了。前辈学者提出的问题，启发我们重新思考。

也有些问题是来自新材料。《徐谓礼文书》中有大量印纸，考成文书是其中一类。考成文书要记载“功过事件”，以前她个人的研究，认为重点在于“功过”，现在看到实物，才意识到，印纸记录的重点是“事件”而非“功过”。官员任内是否平稳、是否有群体性事件是很重要的。印纸的效用不在于评优，但是它可以作为评鉴的依据，是朝廷的一种核验系统。这类材料的出现，提供了新的追问思考机会。

历史书写型选题

邓小南认为，对于“书写”的解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和史料批判。文献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历史动态增删润饰的结果，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政治、文化的过程。

比如《长编》及成化本的《道乡集》记载了邹浩的同一份奏疏。把这两篇放在一起，很容易能看出其中的不同。《长编》里李焘的记载通常不会照收章奏全文，但也不会随意增添；从《长编》里可以看到，邹浩主要是批评章惇，但是其中也牵连到司马光；但是明代成化本《道乡集》里收录的该奏疏，把司马光完全摘出去，只剩下章惇（这一改动，可能出自更早的编纂者）。从这一点就会看到，编纂者有自己的“政治正确”观念，他会有自己的取舍判断。类似的文本辨析、史料批判，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前提。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邓小南回到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上。在史学研究中，关注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固然重要，但更要关注事件发展的走向如何、制度的运行方式如何，即对于所谓“路径”的关注。如果说历史研究的路径是一座桥梁，那么“关节点”就是桥墩。如财税制度、军事制度、地方制度、文官制度，从唐代到宋代确有变化，但是它们的起讫点和变化节点是不同的，“关节点”构成了演变的路径。

历史学关注时间和空间。对于“过去”的叙述有两类方式：一类是以历史发生时间为序的叙述方式，比如长时段、分期等；另外一类是关注空间，关注结构，也就是对于“衔接部”的关注。如社会性别史讨论“内外之际”，地方社会史讲“国家内化于民间”，这些都不是单纯区隔的空间，都涉及到社会结构问题。

在讲座的最后，邓小南谈到，历史研究要做“活”的历史。所谓“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真正的创新还是要从史料的拓宽和文本的细读、从质疑和批判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学习对话，要有足够的竞争意识。将来的学术是一个大平台，想在这个平台上立住脚，就必须有能跟一流的国际学界对话的能力。我们做中国史应该有这样一种自信。 

（本文已经邓小南教授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