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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国人头疼的中文，蕴含着东方的哲学智慧

2022-08-09 13: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小北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熟悉的语言肯定就是自己的母语了。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接触母语，平常也浸淫在母语的环境里。所以，我们自身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有多难。

大多数人肯定都在学习阶段吐槽过学英语的难度。但其实换个角度想，外国人在学习我们的母语中文的时候，也会遭受不小的挑战。

例如在英文里并不存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所以外国人在学中文时，需要用1234四个数字来代替。我们往往会发现，即使是学习中文很久，已经能用中文进行日常表达的外国人，在他们说中文时，也往往遮掩不住英文的“口音”。

在中文里，每一个拼音都会对应很多不同的汉字，每一个汉字又包含着多重意思。而在大多数西方语系里，不同发音对应的字母组合往往是固定的。因此很多外国人在学中文时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如何通过拼音找到对应的汉字，进而去理解词语的意思。

《施氏食獅史》，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于1930年代写的一篇同音文。

我们中文在词语的搭配上面也自成体系。比如我们喜欢说“没有”，但是外国人却会疑惑，为什么我们不说“不有”呢？汉语词汇里有“热水”却没有“热鱼/冷鱼”又是为何？（关于这个问题语言学家陆俭明先生还有专门的讲解，点击图片查看此前中文系大师课的文章）

这是因为我们中文在进行各个词语的搭配的时候，并没有刻板的规律，而是灵活的根据日常语言习惯使用。这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也就难怪外国人会感到困惑了。

但是即使是自以为对汉语了如指掌从容应用的我们，是否真的看透了语言背后的奥秘？我们一开口、一思考，就是语言。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屋”。

人类的基本思想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语言文字以匿名的方式塑造而成的，我们就活在语言文字构造的意义世界里。

小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张祥龙老师在新书《中西印哲学导论》中，从语言和思想的高度对东方哲学的一些洞见。

语言与哲学密切相关

要想理解一个哲学传统，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它的语言文字。人从生到死都浸泡在语言氛围里，一开口、一思考，就是语言。可以说，人类的基本思想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语言文字以匿名的方式塑造的，我们就活在语言文字构造的意义世界里。

虽然人群或民族皆有语言，不过一般说来世界上只有四种文字是真正独立创造出来的：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中华文字，以及玛雅文字。在这之后，别的文字都以它们为源头。而且在这四种源文字中，只有中文一脉相承没中断过，而且是由原来的民族为主体继续使用着。

汉字蕴含着我们祖先对世界极为独特的领会。例如“愛”中间有一个心，要用心去爱；“車”中间有轮子。简化后的汉字反而丢失了汉字本身包含的许多蕴意。

汉字还包含了许多哲理信息，和易象也有相同的地方。比如“水”的古体和易象中的坎卦有着同种结构。简而言之，汉字精妙深藏，其独特性、原本性让其拥有了不能被任何文字乃至语言代替的思想和哲理功能。

汉语与西方语言的结构差异

汉语是形式特别不突出的语言，与西方语言正成对比。从语言学角度讲，汉语属于典型的孤立语，而西方语言比如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英语等，都是屈折语。

孤立语的特点是在使用时没有形式上的变化。“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他是医生”，三句话中的“是”没有形式变化。但在英语中，“I am a teacher” “You are students” “He is a medical doctor”，这个“是”依人称和单复数等而会有形式上的变化。这就是屈折语的特点——通过词形变化或不同的成套形式指标来行使语法功能。

这种语法形式指标化的特点塑造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人的思想方式，让他们看重形式，特别是看重语法形式所体现出来的固定的本体和法则。而且，在这种语言经验中，他们对形式的“一生多”与“和谐共现”的能力也会很有体会。比如从一个动词可以生出那么多变体，或多个变体的意思可以直接融合于一个词身上，这可以看作是形式的共鸣与和声。

从这种语言中产生了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希腊的数学、语法学、音韵学，希腊艺术，后来还产生了复调音乐、哥特教堂，文艺复兴的绘画、雕塑，等等,实在是渊源有自啊！

与此同时，有一些西方的唯理论者，比如黑格尔、谢林，认为汉语缺少语法、缺少确定的形式，以此来贬低汉语。谢林写道：“正因为它什么都可以是，所以实际上它什么都不是。中国语言中可能保存有原始语言的特征，也就是不需要成熟的语法系统，不是自为的存在。”

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

谢林的这类论断多少有些偏颇了，所依据的标准仍是毕达哥拉斯式的思维，相信不仅数学与物理对象，就连一切文化的精神的价值，也应该被“形式化数学”那样的标尺来衡量。这其实只是站在一个民族或文明的视野或语言范式中，来看待异己者或他者时产生的偏见。

他自诩的“发达语言〞，只是形式上发达罢了。而形式发达却可能意味着在其他方面——比如“关系”上、文字对语音的独立性上、文字意义的直显性上——不发达。

所以并不能证明这种发达是更高级、更先进、更自由发展、更符合人性意义上的发达，而且，汉语语词虽然比西方语言的语词更蕴含关系，具有构意关系的而非形式语法的综合或和声，但也不能说它没有自为的存在。“一”与“二”，“红”与“绿〞，“高”与“低”，难道没有其自身的区别与对位而必须到实体性的“整体”中去找吗？

汉语的独特及其影响

另一位德国大思想家洪堡特则跳出了狭隘的文化种族主义观点，重新审视汉语的价值。他说：“恰恰是因为汉语从表面上看不具备任何语法，汉民族的精神才得以发展起一种能够辨明言语中的内在形式联系的敏锐意识”。

这主要原因是汉语明显区别于西方语言，并不追随语音语位，而是追随语言的意义建构。汉字这种字符在很大程度上是概念的标志，而不是语音的标志。这也使得汉字的拼音化注定不会成功，因为拼音化只能达到浅层的、日常部分的无歧义表达，而只有表意的语境化才能实现自由的意思明了。

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因此不用担心，中国人——无论古人今人——都一定能够把任何想表达的意思说-写出来，而且能够说-写得清楚、精妙，和引发思想的创造灵感。翻译《老子》的西方语言译本不计其数，仅英文译本就有一百余种。如此浓厚的兴趣说明此文本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又说明其蕴意或“玄妙”是非对象化的，总保存着可以再解释或再“坍缩”的意义空间。

汉语的表达和西方人习惯于把什么都明摆出来不同，主要靠语境来表达意思，通过词序、声调、对仗、语气、表意书写等各种手段。汉语的很多意思都隐含于字里行间，既有相互纠缠，也有自身叠加。要把一句古中文翻译成外文，就需要比原文长得多的文字。

汉语也鼓励构意关系优先的思维方式，看重广义的语境或生活情境的发生结构。从哲理上讲，就是不离动态的发生过程而领会此过程中的事件，综合地考虑问题，不执着于独立的形式化实体。

中国人喜欢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内在发动起来的，是在构意关系中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才会那么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家庭关系及其礼数，而不是外在的法律。

因此中国古代哲理是在发生型的动态关系中，找到指向过去未来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样式，比如阴阳结构、家庭结构以及时机化的样式，等等。

东西方哲学思想对比

首先，双方其实有着深刻的相似之处。（1）东西方哲人都关心终极的、边缘的问题，苦心孤诣地以各自合理的方式来尝试解决；（2）东西方哲人都有特立独行的不寻常之处，有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了某种维持哲思的意义机制。（3）他们都通过某种技艺来使这个意义机制实现出来。例如孔子教授六艺，道家讲究气功，印度修行瑜伽，西方人则更偏向数学。

东西方哲人间也有不同之处。（1）西方的哲人更关心终极，而且他们的形式感很强。东方哲人则更关心人生与终极的关系，终极如何在人生中构成，人生经验如何被终极转化。印度人相较于中国人，又特别爱追问人生有无根本意义。如果有的话，该如何达到？如何去除掉人生根本处的苦难？而中国的哲人更关心如何理解和实现出人生和世界自身的内在意义。

对中国哲人来讲，生命本身就是意义的来源。无论孔孟老庄，从本质上都不想要超出这个世界，而是乘着人生的船，在世界里面找到世界的意义。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道家则追求此身生命的长生久视和尽性尽命。

（2）东方哲人都知道终极的真实不能被当作任何对象来定域式把握的，无论是形式的对象还是物质的对象及其关系都不行。印度人讲的涅槃无形无相、无色无味，老子讲的道，孔子讲的仁都是这样。

但印度人认为，寻找终极实在的那个方式是可以被特殊化，甚至对象化的。孔子老庄从根本上讲，则是入世的。孔子的仁道不仅不强调，甚至要避免这种特殊化，也不去追求求道方式的特殊化，而是就在人生本身的伦常和技艺运作中，来开启那达到道、达到仁的途径。

（3）从大的局面上看，只有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语是在同种文字中延续的，到现在还能被我们直接理解。印度古人的很多东西是用梵文写的，只有少数的专家能懂，现在西方懂古希腊文的也都只是少数专家而已。这是我们和其他国家学习东西方哲学的一个不同。我们一直没中断，大家都能去阅读古代思想家的文字，品味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