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几个问题

2022年7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暑期学校，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明清的疆土管理”这一专题对学员进行授课。经主讲学者审定、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此次暑期学校这一系列专题报告。本文整理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马大正研究员所做的学术报告。

《浙江濒海地图》从中可看出明朝官方在沿海设置卫所，修筑堡垒，以防倭寇侵扰。

一、中国的边疆

马先生对“中国边疆”做了介绍，指出中国边疆包含陆疆和海疆，陆地边疆的构成，既要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又要具有不同于内地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自身特点。据此，当代中国的边疆省区包括黑、吉、辽、内蒙古、甘、新、藏、桂、滇等省、自治区。需要注意区别“边远省区”和“边疆省区”两个概念。“边远省区”即离首都或沿海地区比较遥远的省份，如川、黔、宁等，但它们没有边界线，所以不能划为当代的边疆地区，历史上则另说。从研究的角度，人们又将“边疆”分为“大边疆”和“小边疆”。前者即以现在的省、自治区等大的行政单位划定的范围，后者即有边界线的边境县的总和。“小边疆”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更为明显。

海疆的界定较陆疆更为复杂。现在的海疆包含两个部分：一是陆地海岸线到领海基线之间的海域，一般是12海里，这些海域从法律上来说其地位同陆地领土完全一样；二是当前国际公认的国际法，特别是国际海洋法规定的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所管辖的海域和岛屿，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故当代中国的海疆从鸭绿江到曾母暗沙，南北长4000多公里，东西宽700公里至1600公里不等。按照海域来划分，可以分为黄海海疆、东海海疆和南海海疆。从历史上的海疆来看，沿海省区也是海疆的研究范围。

马先生认为，边疆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古代边疆的发展趋势有三，一是成为内地，二是成为邻国，三则仍是中国的边疆省区。这三种趋势是由中国的地理形势特点决定的。

中国的边疆呈现出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的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所以边疆地区时而拓展，时而内缩，但其范围基本稳定，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动。其历史特点包含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地域、多样的民族和复杂的问题。复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多重矛盾的叠加上，因为边疆地区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会遇到全国性发展所遇到的矛盾，也会遇到边疆地区特有的矛盾。

关于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以往认为，在传统意义上，边疆是国防的第一线；改革开放以后则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因其辽阔且资源丰富，又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边疆更深层次的含义被挖掘出来。马先生指出，当代中国人继承了祖先留下的两大历史遗产，即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它们展现的平台就是中国的边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边疆是所有中国人的根。

二、有清一代的边疆治理

马先生认为，清朝建立后，面临着前明四周并存的多个边疆民族政权，使得中国的边疆呈现出多元化的边疆格局。17世纪上半叶，除了东北地区之外，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北地区有卫拉特联盟、叶尔羌汗国，青藏地区有藏巴汗地方政权—和硕特蒙藏联合政权，北部地区有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三汗部，这一状态持续到18世纪中叶才彻底消失。它们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曾为了获得更多领地而进行激烈的斗争，且多是先完成了对本民族的统一，再在本地区的统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马先生总结了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清朝采用的四种不同模式。第一种即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清朝武力统一台湾。第二种是喀尔喀蒙古的归附，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统一。第三种是对西藏地方的施政，由间接管辖到直接管辖。这是以军事为前导的政治上的统一。第四种是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木叛乱，以武力统一西域。这四种统一模式均以综合实力为基础。

在马先生看来，清代的治边思想较前代有了较大的转变。首先是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华夷观”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清朝统治者反对华夷之别，要求各民族承认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是正统。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非常重视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联合，特别是蒙古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把制定、推行和完善边疆政策作为国策的一部分，这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其次是从中外一体（指内地和边疆的一体）的认识出发，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他们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最后是坚持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原则。清朝在因俗而治方面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使得这一方针在清代前期取得了较好的统治效果。

马先生指出，清朝的边疆管理方面的各项政策措施是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到了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多个方面，完备而周密。在实际运作中，以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进完善为中心环节，与其他措施相辅相成，把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加强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维护国家疆土有机结合。其突出效益是把边疆与内地的整体联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疆域的大一统进入到政治的大一统，并且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了持续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

噶尔玛索诺木像（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噶尔玛索诺木，蒙古贵族，固伦端顺长公主的驸马）

马先生进一步分析清朝边疆政策特点，包括以下四项：一是历史的继承性，在继承中又有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例如从历史上的羁縻政策、和亲政策中可以找到清代的军府制、盟旗制、满蒙联姻等政策措施的产生、发展和历史的轨迹。二是地域的广阔性。清代前期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其有效的管辖范围除十八行省、台湾之外，还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六盟、喀尔喀蒙古各部、唐努乌梁海、新疆和西藏。三是内涵的多样性。清代的边疆政策包括了自成一体的海疆政策和陆疆政策，因地制宜，其内涵的多样性创造了历史之最，也为今天提供了参照的历史遗产。四是影响的现实性。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前期的赫赫国威和后期的落后挨打对疆域的形成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目前我国疆域的格局基本上沿袭了清代。要解决当代的边界纠纷，必须弄清清代前期疆域形成、近代以来疆域变化以及清政府边疆政策失误之所在。认真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

三、清代边疆政策研究的深化

史学界关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有一个良好的传统，二十四史中就包含了许多古代治边思想的智慧。马先生梳理并总结了近代以来国内边疆研究经历的三次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渐趋形成且发展迅猛，实现了研究范围上的两个突破，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其核心内容是边疆治理和边疆政策（既有历史上边疆治理和边疆政策的总结，也有面对现实的边疆治理大战略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清代边疆治理与边疆政治研究是整个全局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的中国边疆政策，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即羁縻与怀柔、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从和亲到联姻、边疆开发与社会治理。马先生认为，不宜对历史上的边疆开发与社会治理评价过高，因为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而刻意保持边疆开发的滞后性，其社会治理也因保持社会发展得迟缓、落后愚昧以达到封建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目的而滞后。

2021年10月15日，新疆吐鲁番苏公塔。苏公塔礼拜寺，建于公元1778年，是清朝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为恭报清廷的恩遇而建造的一座服务于教的礼拜寺。

四、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当代价值

在马先生看来，学人对历经千年传统、百年积累的中国边疆研究达成了以下共识：清代边疆政策是中国特殊国情的特定产物，应该对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清代的边疆治理，实现了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学者应认真研究中国特有的“大一统”政治理念。

当前中国边疆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挑战，马先生认为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也对此提供了一些启示。一是“宁失千军，不失寸土”，在国家治理中对边疆地区予以更多的重视和政策倾斜。二是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为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必须使其获得较快的发展。三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是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四是应认真总结边疆政策的经验和教训，锐意创新。五是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六是边吏是否善政关系到边政是否得当，应对边疆大吏授予更多的便宜之权、决断权。

面对当前中国边疆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边疆研究需要持续深化。马先生认为，应当重视研究视野的拓展，深化传统研究内容。古今打通，重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并对中外边疆治理进行比较研究。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促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最后，马先生总结到，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是一个宏大的题目，内涵丰富，成果众多，研究前景广阔。了解更多清代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可参考《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