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燎宇：翻译《艺术社会史》是一项浩大的“拆建工程”

2022年的春天，黄燎宇得到一个特别的生日蛋糕：猛一看，是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的《艺术社会史》！封面一模一样，尺寸也差不多。当黄燎宇拿出手机给我看生日蛋糕照片的时候，其乱真的程度让我一度以为是图书封面的图片。“可见这本译著对您非常重要。”“没有没有，是家人请一位糕点艺术大师做的，我事先都不知道这件事。”黄燎宇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习惯性地用手挠挠剃光的后脑勺，脸上洋溢着笑意。

大部分中文世界的读者或许会对《艺术社会史》的作者阿诺尔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的名字比较陌生，但对于相关专业的学者却并非如此。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史和艺术社会学大家。但是读过其著作、了解其思想的人少而又少，他的学术地位也鲜为人知。“很少有人知道豪泽尔是卢卡奇和阿多诺的同龄人、同路人，并且基本同属一个学术重量级，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三个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社会学家’。如果说卢卡奇和阿多诺的名字在我们的文化圈里已是如雷贯耳，那么豪泽尔就像一个需要被隆重推出的学术‘新人’。”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对豪泽尔著作的翻译严重滞后。他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此前并未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艺术社会史》。我们也几乎没有引进相关的研究文献。国内学界有关豪泽尔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论述《艺术社会史》一书的文字更是难得一见。

所以，当2006年商务印书馆向他发出翻译这本书的邀请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学生时代，黄燎宇专业主攻德语文学，博士论文写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写了好多艺术家小说，我希望从各个角度去了解艺术家是怎么回事，尤其是艺术社会史，如何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艺术的发展，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黄燎宇读到了这本书的德文原版。读下来，他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一是内容信息量很大，是公认的权威学术著作；二是作者文笔好，曾因这本书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奖。黄燎宇自言，阅读《艺术社会史》于他不仅是一次知识大丰收和一场别致的思维训练，还是一种语言享受。豪泽尔的语言严谨、大气，而且不乏学术激情和论战气势。如果豪泽尔的语言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多半不会接受这一翻译任务。“我是翻译领域的享乐主义者。但是，豪泽尔的语言翻译起来并不轻松。翻译豪泽尔，既要应对句法挑战，又要应对词汇挑战。”因此，豪泽尔书写的那种层层叠叠的长句子是他的笔译课的保留节目。

《艺术社会史》最初用德文撰写而成，但德文版的出版时间晚于英文版。英文版于1951年在伦敦面世，书名为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一开始为两卷本，后来变为四卷本（已六次再版）。德文版于1953年由慕尼黑的贝克出版社（C. H. Beck）推出，至今已再版十几次，目前德国各大书店依然在销售该书。贝克出版社称该书为该社的“常青树”。时至今日，《艺术社会史》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大语种。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德文艺研究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艺术社会史》曾掀起一阵思想小旋风。黄燎宇认为，这一方面要归因于《艺术社会史》的大气魄、大气象、大视野。这部著作不仅对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的欧洲艺术发展史（古代部分也提到了近东）进行了勾勒和阐释，讨论了包括造型艺术、文学、音乐、建筑、戏剧、电影、综艺演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艺术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系统地将跨学科方法应用于艺术史研究，对各种艺术现象进行跨学科的考察和分析，在哲学、美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文化史、心理分析、电影理论等十来个领域纵横捭阖、来回穿梭，为艺术史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可以说，在豪泽尔之前，没有哪一本艺术史使用过这等学术长焦和学术广角镜头，在豪泽尔之后，这样的长焦和广角恐怕更是难得一见，因为我们的学术已逐渐步入后现代，步入后英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社会史》堪称‘孤本’，甚至有空前绝后的意味。”

套用汽车界的术语，黄燎宇称豪泽尔是典型的“德系学者”。黄燎宇说，德系学者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嗜好——借用一个艺术史术语——巴洛克式的长句，也就是那种层层叠叠、盘根错节、绵延不绝的主从复合句。这种巴洛克式长句通常由一个主句和若干从句组成，从句又是立体结构，分一二三四级，主句和从句由关系连词连接，主句和各级从句还可能带有各式各样的插入语。如此蔚为壮观的句子，常常游走半页纸甚至一页纸才肯停顿，停顿的标志是句号。打造这样的语言，需要缜密的逻辑，因为复杂的结构总是逻辑思维的体现，同时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因为没有足够的肺活量，恐怕很难一口气把句号出现以前的词句读溜、读完。

“会德语的外国人也可以对此表示羡慕。可是，这种语言很难进入其他语言，进入中文尤其困难。从句法看，中文和德文是截然对立的两个语言世界。中文不喜欢长句、复合句，中文青睐短句和排比；中文的句号对肺活量没什么影响，也管不了那么宽；中文不习惯关系连词，看不惯通篇的‘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如果……那么’。这不是因为中文不讲逻辑，而是因为中文欣赏隐形逻辑或者说无形逻辑，倾向于让读者自己去寻找或者体会潜伏在字里行间的逻辑关系。”鉴于中德语言之间的这种反差，黄燎宇得出的结论是：学术德译汉的第一诫是“拆”，也就是说，翻译的时候必须逐一拆除德语中的巴洛克式语言建筑，拆得越多越好，拆得越碎越好，拆得越短越好。他戏称自己是带着拆建意识投身于《艺术社会史》的翻译工作，而该书的翻译也由此变为一项浩大的拆建工程。

传统德系学者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博学。相比一般德系学者，豪泽尔身上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黄燎宇称其为“学术纵横家”。“他在《艺术社会史》中游走于十几个知识领域，穿梭在欧洲几大文化之间，旁征博引时还常常直接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语、拉丁语。翻译这样一位跨学科、跨文化、跨语种的大学者的著作，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此前一本小说的译序中，黄燎宇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译者就是一家公司。一个译者，不管他多么勤奋、多么自信、多么有水平、家里收藏有多少本辞书和字典，都有必要求助各路神仙（活字典），请来的神仙人数还应接近一个公司的规模。可以是二三十人的小公司，也可以是二三百人的大公司，这得视翻译作品的难度和厚度而定。请教活字典，既是因为隔行如隔山，也是因为不太信任辞书。查阅辞书，常常是你不知道的，它也不知道，它所知道的往往又不太可靠，逼着我们从因果关系去理解鲁迅说的“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所以，只好打扰各路神仙，只能请教活字典。

《艺术社会史》兼有难度和厚度（60万字），翻译过程中，黄燎宇可谓动用了百人团队。这个团队里面有中国人有德国人，有学者有艺术家，有同行有学生，有朋友有家人。“可以说，豪泽尔跨越了几个语种，我就请教了几个语种的活词典，豪泽尔穿越了几个知识领域，我就惊扰了几个知识领域的神仙。”他庆幸自己身处近水楼台，北大外国语学院这个工作平台，让他能够得到来自多个语种多个专业的援助。另外，他担任主任的北大德国研究中心亦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这里有各路专家学者。“我还有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做高参和知识供应商，其中包括学者、艺术家、音乐评论家。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神仙也是人，碰到高端专业词汇的时候，我常常需要跟神仙们描述和解释半天才能得到我需要的一个概念、一个说法。”

为了书中的行话和专业词汇，黄燎宇曾多次召开“神仙会”。但即便如此，很多概念的翻译仍然需要自己费心斟酌，最后作出决断。比如：遇到Urproduzent这个经济学术语的时候，如果仅仅是望文生义，按照构词法进行推论，他会将其译成“原始生产者”（黄燎宇说那将是鬼话）。后来，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告诉他，这是“初级产品生产者”。涉及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即文学和学术著作的名称的时候，黄燎宇主张约定俗成，旧译即便不完美也不用改动。不过，如果遇到缺乏现实对应物而产生的词汇空缺，朋友圈也会失灵。当豪泽尔评论作为Dandy的王尔德的时候，黄燎宇请教过专攻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专家，对方曾撰文论述这一现象，但是巧妙地避开了翻译。黄燎宇说，换到今天，他会毫不迟疑地把Dandy译成“精致男”。“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社会发展了，现在社会上经常可以遇到讲吃讲穿讲谈吐的男人，‘精致男’已成为非常通顺的通用词汇。”让他非常高兴的是——“当初我把几乎每一个翻译难点和疑点都进行了标注（在括弧里注上原文），以接受读者和同行的监督。回头看来，昔日的难点和疑点好些还变成了翻译亮点，其中包括一些‘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结果。”

2020年，《艺术社会史》被商务印书馆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实际上，自中译本出版以来，该书即被众多高校用作教材。回首往事，黄燎宇一个强烈的感受是隔行如隔山。书中很多学术概念和专业术语的背后，都有着一段长长的故事。采访过程中，他屡次表达自己讨厌译著中的那些食洋不化的“鬼话”的立场。无论再高深再专业的词汇，黄燎宇在翻译中秉持的原则是通顺、自然。而豪泽尔的这本书，他“可以告慰自己”的即在于此。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原标题：《黄燎宇：翻译《艺术社会史》是一项浩大的“拆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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