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虽伪，亦真”：文物作伪案的更多隐情

Veritas: A Harvard Professor, a Con Man and the Gospel of Jesus’s Wife, by Ariel Sabar. Doubleday, 416 pp., $29.95, August 2020

2016年，美国记者埃瑞尔·萨巴尔（Ariel Sabar）针对所谓“耶稣之妻福音书”的科普特文残片，做了彻底调查。他查实了这件号称制作于古代的纸草残片，实乃文物贩子沃尔特·弗里茨（Walter Fritz）伪造的赝品，而哈佛神学院的凯伦·金（Karen King）教授轻易相信这是古代的真迹，还借此赝品发展出对早期基督教历史上女性地位的新解读。萨巴尔的报道轰动一时，基本结束了学术界有关“耶稣之妻福音书”长达四年的激烈争论。萨巴尔一鼓作气，将采访和调查所获得的全部资料，写成了一部四百页的著作，在2020年出版。书的标题是“真相：哈佛教授、骗子和耶稣之妻福音书”（Veritas: A Harvard Professor, a Con Man and the Gospel of Jesus’s Wife）。

Veritas是拉丁文，有“真理”“真相”“真实”之义，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的校训，与哈佛相关的读者看到这个标题，会觉得格外刺眼、扎心。这本书是萨巴尔对这件沸沸扬扬的文物作伪案侦破过程最详尽的记录，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当代福尔摩斯、当代波洛、当代狄仁杰的探案功夫。为了将案子查个水落石出，萨巴尔采访了四百五十人，在美国跑了十二个州，还去了六个其他国家，连金教授高中时去挪威交换的中学都走访了。因此，书中的内容要比《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详尽十倍。这一丑闻是对美国早期基督教研究“新浪潮”的极大讽刺，极富学术内涵。因作伪者不但是掌握古代写经工艺的匠人，更是深谙学术潮流的阴谋家，所以才能将知名学者玩于股掌之间。在我看来，萨巴尔的《真相》一书既是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力作，也是事关文物作伪和辨伪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更是当代学术史和掌故学最精彩的一则案例分析。

我在2016年写了《量身定制的文物作伪》一文，发表于当年11月7日的《上海书评》（以下简称“前文”），主要根据萨巴尔在《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以及《新约研究》（New Testament Studies）刊登的几篇论文。在读了最新出版的《真相》一书后，我感到书中披露的大量资料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了解这一事件，所以决定将书中与学术相关的内容单独辑出，作为对前文的补充和更新。不熟悉前情的读者，请先读前文，否则会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识。凡是需要注出原书页码之处，我都在正文中随文注出。我事先声明：这篇文章没有原创内容，只是对萨巴尔所采集到的重要信息予以摘录，相当于为《真相》一书划重点，以达到吕大年所说“替人读书”的目的。

凯伦·金的学术背景和哈佛教席

凯伦·金

凯伦·金于1954年生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小城谢里丹（Sheridan），小时候在夏令营曾有一次福音派意义上的皈依体验，对建制宗教一直存有怀疑。1973年入蒙大拿大学，选修了一门研究诺斯替派（Gnosticism）的课程。诺斯替派（又称“灵知派”）盛行于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认为《旧约》中的上帝乃是凶暴、残忍的造物神，他造就了人世间的暴政和恶法。该派认为人的肉身肮脏而卑微，无足轻重，转而推崇智识的开悟和灵性的解脱。1945年在埃及拿戈哈玛第（Nag Hammadi）一地出土了大批久已失传的诺斯替派文献，到1972年方开始出版影印本，逐渐开始有人系统研究。而此时的文化氛围正适合“诺斯替精神”的传播，因为六十年代的激进社会运动开始消退，社会抗争逐渐为灵修、内省、追求内心安宁所替代。古代这种注重灵知的教派，与权力疏离，厌恶暴力，专注自我，对女性友善，这些都与七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极为契合（46页）。凯伦·金在大学恰好碰到一位直接参与诺斯替派出土文献整理的年轻学者，因此人生的轨道就转向正典之外的早期基督教著作。

1977年，凯伦·金进入布朗大学攻读古代基督教史的博士学位。读博期间，曾有一年半时间在当时的西柏林交换。彼时冷战正酣，这位获得西德奖学金的美国女生，却不顾危险，每周独自进入东柏林向东德专家求教，这让德国老师印象颇深。1984年她博士毕业，进入洛杉矶的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任教，一教就是十三年。1995年，哈佛神学院发布招聘广告，聘请《新约》研究和古代基督教历史（含诺斯替派研究）的正教授。但是，凯伦·金的学术发表严重不足，因为她所在的文理学院注重教学，不看重发表。所以，当时她只有一篇期刊论文，以及少量文集论文、书评以及百科全书词条。博士毕业已过十年，她还没有撰写过专著。但哈佛将遴选期延长，结果帮了凯伦·金的大忙。她将博士论文迅速修改，在自己参与集资成立的一家出版社（Polebridge Press）出版，并于1997年获得哈佛的聘任。凯伦·金虽然学术发表不足，但研究专长是早期基督教正典之外的宗教文本，而且熟悉复杂的女性主义理论。根据匿名的消息来源，她熟悉后现代理论，这在电影研究领域非常常见，在神学院却十分罕见，这使得她有能力以时尚的方式阅读古代文本（55页）。凯伦·金之所以能够在哈佛神学院得到教职，还与当时神学院主事者的学术倾向密切相关，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挖掘。

金教授之所以将“耶稣之妻福音书”一事制造成轰动事件，萨巴尔认为也与她的个人境况有关。2006年，凯伦·金罹患癌症，先后经历了多次手术，忍受了身体的剧痛。2011年，当藏家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试探她时，她已患病五年，其间未发表任何学术著作（21页）。萨巴尔猜测，凯伦·金不顾多方质疑，急于求成，可能也是想凭借这个举世震惊的发现来重振自己的学术名声。这种急切，尤其表现在她在尚未向外界正式公布消息、尚未对残片进行科学鉴定之时，就自作主张，先行安排拍摄相关纪录片。2012年6月25日，距离她在罗马正式对外公布还有近三个月时间，资深的纪录片制片人汉娜·维尔（Hannah Veale）向她了解学界最新动向，结果凯伦·金透露，自己手头刚好有惊世大发现：“我在想，我可能中了大奖。”简单了解情况之后，制片人大喜过望，未作任何查证便对此发现深信不疑，当然是因为消息来源是哈佛神学院的讲席教授。此时，凯伦·金一再坚持，先不要通知哈佛的新闻办公室。后来，新闻办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凯伦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会说：别拍！”（68页）摄制组询问应该如何称呼这张残片，结果凯伦·金自己说：“我觉得可以命名为‘耶稣之妻福音书’。”（69页）萨巴尔说，这样的命名方式，明显是针对好莱坞而设下的诱饵（a hook ready-made for Hollywood）。凯伦·金后来多次对媒体说，自己无意制造轰动效应，但是就连圈外人都看出了问题：“如果金真的认为她的工作是将混乱和轰动减少到最低程度，为什么她还要取这样一个标题，来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呢？”（69页）当纪录片开机时，凯伦·金尚未动手写学术论文，除了两三个亲近的同事，竟无一人审查过残片的原件，可见草率至极（79-80页）。

电影《达芬奇密码》剧照

前文提到，作伪者深知凯伦·金的学术偏好，知道她一直致力于在正典之外的福音书中挖掘早期基督教的真相。萨巴尔的《真相》一书，给出了更多的证据，说明骗子在挑选猎物时，的确目光如炬，算度深远。2003年，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出版，全球范围内售出八千万册。小说中的人物就曾引用《腓力福音》（Gospel of Philip）和《玛利亚福音》。凯伦·金论《玛利亚福音》的专著，恰好也在同一年出版，题为“抹大拉的玛利亚福音：耶稣与第一位女性使徒”（The Gospel of Mary of Magdala: Jesus and the First Woman Apostle），出版社仍然是那家Polebridge。当年11月，正当《达芬奇密码》大卖之际，Polebridge出版社聘请了专人负责推广凯伦·金的新书，为该书建立了单独的网站，还将之称作理解《达芬奇密码》背景的参考书（63页）。结果凯伦·金的学术专著第一个月即售出一万册，后续又售出六万五千册。因为该书与《达芬奇密码》的联系，所以凯伦·金频频接受采访。在2006年《达芬奇密码》的电影中，她还被列为顾问（consultant，64页）。由此可见，借畅销小说的东风，在媒体上推广、销售自己的观点，这是她此前曾使用过的手法。

凯伦·金著《抹大拉的玛利亚福音：耶稣与第一位女性使徒》

学界质疑与期刊盲审

前文主要对《新约研究》专刊上的辨伪论文做了介绍，但实际上自凯伦·金在2012年9月18日正式宣布这一发现当天，质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在世界科普特研究大会上，金教授刚刚宣读完论文，一位挪威学者便首先发问，对科普特文表示“妻子”的单词在残片上的搭配提出质疑。另有学者指出，《新约》中充满婚姻的比喻，如教会以及耶路撒冷就经常被比作耶稣的新娘。所以，残片上与婚姻相关的用语，也可以象征教会，而不必一定指个人（95页）。在场的学者看到残片的图片后，当即有人指出，残片上的字体丑陋，绝非抄经的工整字体。还有人指出，写有“耶稣之妻”的一行居中，不像从更大一页上随意撕下的，更像有人在空白页刻意书写的（99页）。由于质疑的声浪越来越高，已拍摄完毕的纪录片被无限期推迟播放。

发现科普特残片的消息正式宣布不到一周，萨巴尔采访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伊莱恩·佩格斯教授（Elaine Pagels）。她是美国研究诺斯替派的著名学者，七十年代写过畅销书《诺斯替福音》（The Gnostic Gospels），在学术旨趣方面是凯伦·金的同调，而且二人还合写过介绍《犹大福音》的通俗著作。连佩格斯这位学术同道和前辈，都会严厉批评金的解读，因为残片支离破碎，仅能见到只言片语，已经佚失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我们完全不了解。佩格斯认为金将过多的个人意见读进如此少量的语词里：“我不觉得这与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关，甚至都不能确定耶稣就是发话者。”（105页）布朗大学的科普特文专家列奥·德普伊特（Leo Depuydt）告知《哈佛神学评论》（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编辑部，残片的语言中有重大语法错误，说明抄写者不是一个能力低下的古代书手，而是一个只学过一学期科普特语法的现代人（105页）。

后来为《新约研究》辨伪专刊撰文的安德鲁·伯恩哈德（Andrew Bernhard），在2012年9月24日就在网页上贴出短文。因为他注意到残片中的文字与《多马福音》非常相似，好像有人将《多马福音》的词句剪辑、拼贴，就像绑架人质之后发出的勒索信，用不同杂志上的字母拼凑而成一样。伯恩哈德自己检索，发现残片第一行就是将《多马福音》第一百零一节进行删节，第二行更是明显使用了《多马福音》用语（114页）。他怀疑作伪者的科普特文水平有限，必定参照了一本interlinear translation，也就是每行原文下面都附有字对字翻译的版本。而网上能搜索到的此种行间翻译版本只有一部，是由民间爱好者格隆丁（Mike Grondin）制作、上传的电子版。波恩哈德稍作对比，就发现作伪者依赖的正是此本。由于作伪者用英文思考，将英文对应的科普特单词原封不动地抄上，没有意识到原文中这些词与相邻词会有语法上的粘连和配合（123页）。2012年10月，伯恩哈德写了十五页的文章，被其他学者贴在博客上，后来英国的《卫报》还报道了这个发现。在凯伦·金正式公布之后二十三天，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在大学任教的伯恩哈德，单枪匹马就已找到了伪造文本的来源。

凯伦·金命名为“耶稣之妻福音”的纸草残片。现已证明是伪造。

凯伦·金把精心撰写的研究《耶稣之妻福音书》的论文，投给了《哈佛神学评论》。投稿当天，主编就找罗杰·巴格诺尔（Roger Bagnall）担任匿名评审。前文已述，巴格诺尔是纸草学的权威，凯伦·金最初无法断定残片的真伪，第一位求助的便是此公。巴格诺尔当然建议论文尽快发表。巴萨尔还查出另外两位匿名评审，一位是耶鲁的本特利·雷顿（Bentley Layton），是诺斯替派研究公认的权威，另一位是德国明斯特大学的斯蒂芬·艾梅尔（Stephen Emmel）。巴萨尔随即采访了雷顿。雷顿教授回忆自己看到残片图片的第一印象，说：“我觉得很不对劲儿。”（something smelled bad）他回复编辑部的意见是：如果论文发表，会让《哈佛神学评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286页）。艾梅尔的意见最为负面，他曾参与《犹大福音》的鉴定工作，经验十足，所以他直接说这张残片是赝品。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已基本涵盖了后来集体打假时各方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残片的字迹拙劣、文句抄袭《多马福音》、提供书面证据的两位德国教授均已去世（287页）。艾梅尔对论文作者（指凯伦·金）的评价很不客气，认为作者的科普特文知识极其有限，所以对残片上的文字没有产生怀疑。

《哈佛神学评论》在2014年4月刊发了凯伦·金的论文（“Jesus said to them, ‘My wife ...’”: A New Coptic Papyrus Fragment），同期还有四位科学家出具的简短的科学鉴定。其中一位名为斯瓦格（Timothy Swager）的化学家，乃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但其学术专长并不是考古学。萨巴尔查出，这位斯瓦格教授竟然是凯伦·金的发小！二人小时候是邻居和朋友，而二人的父亲是好友。萨巴尔采访到斯瓦格的母亲，她说儿子之所以同意参与鉴定，竟然是因为凯伦·金请他帮忙！（293页）更有甚者，鉴定墨色的科学家居然是第一位匿名评审巴格诺尔的妹夫（295页）。这两项鉴定都是为了给凯伦·金救场的，但是两位科学家实际上都与金教授或匿名评审有密切关系，按道理应该回避。

刊发凯伦·金论文的那期《哈佛神学评论》

拯救神学院？

萨巴尔《真相》一书，不仅将当事人凯伦·金的学术偏好和对媒体的借重调查得清清楚楚，最后甚至将部分原因追溯到大学的学科建制，由此可见作伪者之所以能够轻易得手，背后有多种因素在施加影响。简单来说，哈佛大学神学院在学科建制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哈佛没有“宗教研究系”，很多与宗教相关的课程开设在神学院。但神学院的学术地位不高，学术权力有限。比如，它无权单独招收博士生，也无权设置本科生的宗教研究专业。哈佛虽设有“宗教研究委员会”，但成员的提名均由“人文与科学学部”（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决定，神学院老师只占委员会一半的名额。神学院唯一可以做主的是硕士项目，主要培养教牧人员，所以学术要求自然会降低。长久以来，学校里形成一种偏见：神学院的老师，水平不如“哈佛园”（Harvard Yard）里的教授。换句话说，大家普遍认为神学院的老师，如果来到“校本部”应聘，是无法获得教职的（305页）。2006年，历史学家福斯特（Drew Faust）任校长之时，哈佛在宗教研究方面的研究实力已经落后于美国很多州立大学。因此，福斯特产生改组神学院的想法。

后来神学院爆发了一系列危机，若干位知名教授出走。他们抱怨神学院的教授仿佛哈佛的二等公民，而且抱怨学术和教牧工作分割不清。为此，福斯特校长聘请六位校外专家组成评估委员会，寻找对策。许多神学院教师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校本部”里面建立宗教学系，而委员会也认为只有单独建系，才能提升哈佛在宗教研究领域的学术实力。在这样的氛围中，神学院的地位持续滑落，甚至有些岌岌可危。但从2012年1月开始，校长助理开始释放信号，暗示评估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萨巴尔仔细梳理时间线，发现校长福斯特于2011年10月13日通知大家准备召集校外委员会开始评估，而两天之后，也就是10月15日，凯伦·金开始给作伪者弗里茨（Walter Fritz）发邮件，表示对残片有兴趣（315页）。12月14日，当骗子弗里茨来哈佛会见金教授时，评估委员会正在神学院里紧锣密鼓地进行访谈。而一年之后，2012年9月10日，就在科普特文残片登上《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头版头条的当天，福斯特校长正式宣布不采纳评估委员会关于单独建立宗教学系的建议。萨巴尔提了一个尖锐而意味深长的问题：“这件伪造品是不是拯救了哈佛神学院？”（316页）

假如萨巴尔的推断有道理，那么凯伦·金重新联系残片的藏家，正是自己所在的学术单位岌岌可危的时刻。“耶稣之妻福音书”的发现，不仅能让她个人重新回到学术圈的聚光灯之下，还能向哈佛和全世界证明：被众人诟病、学术声誉不佳、江河日下的神学院，完全有能力做出惊天动地的大发现，完全有能力让哈佛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让凯伦·金动心的可能正是这样一场豪赌。

凯伦·金（中）和骗子弗里茨（右）

“虽伪，亦真”

我在2016年读到《大西洋月刊》的报道后，非常想知道凯伦·金的反应。《真相》一书满足了我的好奇心。2016年6月15日，萨巴尔的报道先发布于《大西洋月刊》的网站上。凯伦·金第二天在电话里对萨巴尔说：“这让天平向作伪这种可能性倾斜了。”（260页）这样的措辞，说明她对萨巴尔的调查结果仍然有所保留。凯伦·金表示，即使有关残片来源的信息都是编造的谎言，即使沃尔特·弗里茨的确伪造了这件残片，“理论上说”，残片仍有可能为真（262页）。坦率说，我实在读不懂这里的逻辑。从前文可以看到，萨巴尔已锁定了造伪者，但凯伦·金仍不肯痛快地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布朗大学的德普伊特教授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时说：“我看到金仍然留在哈佛，简直难以置信。”也有人为她辩护，认为这不是有意的学术不端行为。哈佛方面没有采取什么严厉的措施。到了2019年，当六十五岁的凯伦·金达到允许退休的最早时间点，她才开始办理逐步退休的手续。

2016年《大西洋月刊》的报道刊出之后，凯伦·金还在抱怨：学界对于残片真伪的过度关注，让大家偏离了残片上的文本所关注的真正主题！萨巴尔在书中提到（329页），有读者曾刻薄地总结凯伦·金的逻辑，那就是：“虽伪，亦真。”（fake, but accurate）我读到这句，不觉哑然失笑。不妨翻译一下：文物是伪造的，但伪造的古代文献上所包含的信息却是真实的。这句话足以说明宗教研究领域的激进学说和后现代理论，真的已经抵达罔顾事实、不计真伪的超脱幻境了。

萨巴尔一共采访过凯伦·金六次，总时长超过六小时。2016年10月，萨巴尔告诉凯伦·金他在准备这部书稿，并多次提出再次采访的要求。但金教授从此不再有任何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