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流行释放着怎样的社会变革信号

2006年6月17日，德国凯泽斯劳滕市，世界杯E组第二轮第二场比赛，意大利对阵美国时的首发阵容。

一、“娘炮”男生越来越多

近日，在香港一个商场的玩具店，我见到了一个儿时玩伴。他在香港工作多年，如今是这家玩具店的销售员。我跟他打了一下招呼，也观察了他的工作。他向往来的客人推销一盒蜡笔，售价138港元。他说话固然很有礼貌。但让我惊讶的是他所采用的语调，还有进行过专业训练的肢体方式。这跟我对他的印象截然不同：以前他有点大大咧咧，但如今，他发音温婉、富有节奏，是一种带有明显女性化色彩的表述方式。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他变得那么“娘炮”了？

但不可否认，他的销售水平绝对是顶级的。短短十五分钟，就有两位顾客买了他推销的其貌不扬的蜡笔。因为他太客气，顾客实在无法拒绝。对港澳文化有所了解的朋友，也知道这样的说话方式在销售行业并不少见，在很多柜台上的男店员，都会采取一个极低的姿态与你沟通，语调也会非常地谦和与阴柔。这是商业文化对人的改造。在香港长大的很多男青年，说话方式大多都温声细气。

放在性别议题上，这是个有意思的题目。对“为什么现在的男孩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的发问，一个解释是：这与商业环境有关。无论是零售业还是服务业，男性总是需要温声细气地与顾客说话，即使遭到指责也要保持客气。我也相信，那位卖蜡笔的“娘炮”朋友，其实并不是天然如此，而是生活塑造了他。而成长于商业环境的香港男生（其实大陆男生也是如此），也受到了影响。肯定的是，香港之所以能成为“购物天堂”，离不开如此优秀的销售经理。

二、大胡子流行与政治抗争

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最近看到几组相关研究，都描绘了“大胡子与政治抗争的关系”。众所周知，留胡子，尤其是大胡子，是阳刚之气的表现，也是“纯爷们”的象征，甚至带有一定的侵略性。而最近，欧洲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留大胡子的人不断增多，甚至成为了时尚，这说明这个社会可能出现了些问题。

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经济学家德怀特·鲁滨逊（Dwight E. Robinson）做过一个研究，发表在1976年3月出版（第81卷第5期）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通过研究1842到1972年一百三十年间的《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中出现的人物报道的图片，他得出一条曲线：留胡子的高峰是在19世纪末，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下跌。到了60年代、70年代又有一波升起。他的结论是，这个曲线正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相吻合。鲁滨逊制作的图表显示，留胡子的潮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起落，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趋势：“络腮胡高峰”在1853年到来，“大胡子高峰”在1892年前后出现。

美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斯蒂芬·米姆 (Stephen Mihm)继续了这个话题，他指出：“20世纪美国的驯顺职员形象就是胡子刮得精光，其个性淹没在更大的公司特性之中。” 根据我们日常的观察，企业老板在录用雇员时，往往希望雇员更具有亲和力，并不鼓励雇员留那种看起来杀气腾腾的大胡子。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对男人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有一定的需求，无论是在说话的声调、外表的干净程度还是在举止与修养方面。男性职场精英的形象是：留有短发、戴无框眼镜、不留胡子、随身带着公文包。

这个数据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了男人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容貌、打扮的变化，也成为社会思潮的一个晴雨表。从男人蓄须的方式，可以看出经济形势的变化。

鲁滨逊说，在欧美社会，留胡子一般与激进运动相关联。在很多人看来，留胡子是支持工人运动的标志。因为在19世纪，工人由于从业环境恶劣，一般都没有时间剃胡子，所以矿工、水手、搬运工、车夫等无产阶级，通常都会留着大胡子。这些大胡子又天生融入到一种社会氛围中：比如酒馆、球场、码头，形成他们的社交网络。不少失业底层、流浪汉也很自然地加入其中，成为“无产阶级”。他们更加渴望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关系，因此从中萌生了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潮。试想在1890年的英国南安普顿港口，你可以准确无误地通过某人的胡子，判断这个人所在的阶级。

当时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很多都同情工人阶级，因此在打扮上也与工人阶级保持一致。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是大胡子。那个时代心系底层的左翼文学家，比如《悲惨世界》的作者维克多·雨果、《雾都孤儿》的作者查尔斯·狄更斯等，翻开他们的照片一看，都证实了这个推论。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他的胡子长度至少是头发的三倍。

放在今天，似乎也有点适用。笃信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1910—2013）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再到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1943—），都是清一色的光下巴，典型的商业精英风范。而带有左翼思想的学者，留胡子的不在少数，最著名的是斯洛文尼亚文艺理论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

三、当代西方：大胡子流行背后

这个理论假设，一个带有普世色彩的社会，如果商业发达，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那么男人的打扮一般都应该是精致的、亲切的、干净的、讨人喜欢的。因为社会遵循的规则是市场经济，更需要共识与规范，男人给自己打造一个亲切形象有助于提升社会竞争力。类似比尔·盖茨那样面带微笑的形象，才是中产职场男人的标准打扮。

但是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经济停滞、社会不公，抗争意识形态抬头，那么男性就会暴露出粗犷的一面。首先，失业导致发展机遇失去，无数普通个人将不需要再以形象取悦他人，而对社会的情绪也投射到各自的容貌上。在底层抗争的研究中，留着大胡子的不在少数。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长毛”，到巴黎公社运动的战士们，无一例外都留着大胡子；而在现代，从拉美游击战中的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2016）、切·格瓦拉（1928—1967）等革命英雄，到塔利班、基地组织的“圣战者”，也都是胡子拉碴的形象。

一个常态社会，只会有少部分人刻意标新立异，大部分人都会跟随潮流。如果一个社会留胡子的人数突然增多，很可能意味着社会中的不满度升级，抗争欲望升级。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失业率的提升、经济的不景气。这个社会或许已经处在变革的边缘。

现在西方留胡子的人越来越多。当然，这包括了部分穆斯林，但这只占极少一部分，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一些年轻人留起了又长又乱的大胡子。有人说，这是一种时尚潮流，是一种“复古”，但这背后有令人更加不安的东西。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全球化浪潮停止。当蛋糕不能继续做大，分蛋糕就成为了难题。从2011年开始，欧美社会展开了一波波的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运动，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伦敦，包括英国的工人罢工及脱欧公投、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 Movement）以及希腊债务危机等，都意味着欧美社会开始走入工人运动的节奏。位于底层的产业工人在占领华尔街的时候打出的标语“我们是99%”，已经带有强烈的抗争色彩。就连最乐观的学者都认为，全球化的动力在衰退，蛋糕恐怕无法作大。那种带有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显现，正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或者大胡子是其中之一。

一些大胡子青年成群结队活动，他们的形象被视为“把旗帜挂在脸上”，反映了一定的政治立场，代表了某种激进主义。美国有些学校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甚至下令限制学生留大胡子。米姆曾经撰文称，进入“后冷战时代”之后，那种大胡子已成历史。但现在的局面恐怕是他预料不到的。

一个案例可以印证：2017年11月的意大利国家队新一期名单中，入选的23人，只有5个人没有留胡须。其余留胡须的达到了18人，占了78%。在同月举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对瑞典队的比赛中，意大利对首发的11人中，更是有10人留有胡须，只有边后卫达米安（Matteo Darmian）是光下巴。而翻看2006年世界杯夺冠的意大利队的照片（当时因为帅气而被称为男模队），首发队员中只有加图索（Gennaro Ivan Gattuso）和赞布罗塔（Gianluca Zambrotta）两人留有胡子。现在两个数据是差不多调转了过来。

意大利当下的经济状况，与2006年时也不可同日而语。在欧债危机的打击下，意大利已经沦为了“欧猪五国”之一。当然你可以将其解释为流行时尚，因为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球员不存在失业问题，但是，按照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罗伯特·布鲁克斯（Robert Clinton Brooks）在一个电视节目的解释，“胡子是微妙的、依赖于背景的信号，它包含各种信息”。意大利球员的形象，也受到社会潮流影响。换言之，他们是社会中不断增加的胡子青年中的几个代表而已。你也可以看到，看台上的意大利青年当中，留胡子的不在少数。

如果你认为，个人是否蓄胡子，这具有一定偶然性，那么政客在竞选时秀出的照片，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在大选中，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的媒介形象，知道胡子也是一个“符号”，可以释放某种信号。欧洲最有名的四位民粹主义激进政客——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总书记巴勃罗·伊莱格西亚斯（Pablo Iglesias）、意大利“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党魁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英国工党党魁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看他们的图片你会发现，这四个人中有三个都留着胡子，只有勒庞没有，因为她是女的。

曾几何时，欧洲也有很多亲切耐心的销售精英，就像玩具反斗城那位卖蜡笔的大叔一样。但到了今天，他们可能变成了留着胡子的醉汉。一个社会如果进入了调整期，就意味着反体制的力量开始苏醒。或者我们已经觉察到了，欧洲的局面不太乐观，变革可能就在拐角处。

四、男人“少了阳刚之气”或许不全是坏事

胡子是抗争的“符号”。因为它代表着侵略性和强力，带有尚武色彩。它是反资本主义的，是反体制的，带有强大反叛情绪。在商业文明中，留大胡子的人容易被认为是社会的边缘人。胡子的普及程度，可反映一定程度的社会现实。

当然，上述量化研究其实还存在不少疑问。首先，做调查存在种种困难，毕竟胡子长得快，也很容易剃掉。你今天你收集的数据，说不定过两天又会发生变化。样本本身就无法保持一个恒定的数量，这造成了最后结果的误差。其次，留不留胡子，是很个人的事。一些与政治无关的内容，可能也会促使某些人留胡子，比如说，失恋、考砸、亲人逝世，可能成为蓄须的理由。总之，对这种研究，要找出一些反例来驳倒并不难。而且，还必须考虑到一些具体的文化背景，比如伊斯兰社会普遍都会留须；而东亚社会的审美不提倡男性留须。同时，气候条件也必须纳入考虑，纬度的高低、沿海或不沿海，都会影响这一数据。

最后，这一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或许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当留着大胡子的抗争者进入公众视野时，政府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这项研究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存在的关联性。它成为一个社会学的话题：关于一个男人的状态，也关于转型期的社会之痛。

对一个社会而言，如果男人被普遍认为“少了阳刚之气”，或许并不完全是坏事。这至少说明，这个社会还是趋于稳定的。那位在玩具反斗城的朋友，他就很满意当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