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汤钊猷：正确的科学观来自正确的哲学观

·与哲学相割裂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科学实践要有质疑的勇气。当然更需要在质疑的基础上创新，科学才会进步。

1991年在校长室

我只是外科医生，谈不上对“科学观”的深入探究。然而以下临床案例却让我深思。我的家人患了急需手术的病，如急性阑尾炎，却仅由针灸“足三里”治愈而再未复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未作手术引流，用中西医结合治好；脑梗瘫痪肺炎，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给予中药，排便一天数次，痰立减少而免除了气管切开。按当今西方“科学观”，上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因为机理不清而不能算作“科学”。联想当年我们只知针刺足三里可促进阑尾蠕动和排空，但对消炎的作用机理不清，直到2021年《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与复旦等合作的研究，发现电针鼠“足三里”可激活迷走神经——肾上腺抗炎通路，验证了针刺穴位确有其“科学”基础。这一研究让我思考，西方的“科学观”，是否有其不足之处？

1998年德国游河

通过对中国哲学的浅习，我以为，正确的科学观应来自正确的哲学观。西方的科学观与局部、静态的哲学观相联系，认为只有所谓搞清机理才是科学，而对一切未知事物则不视为科学。中华文明指引下的科学观则与整体、动态的哲学观相联系。中华哲学概括为“道”，道即阴阳（或矛盾），认为：存在着不能被干预的自然法则，事物的变化是永恒的， 而变化总是对立双方的互变。由此大自然永远是一个巨大的且不断变化的“黑箱”，人类对自然法则的认识永远只能是部分的、相对的。我以为，这一认识是建立正确的“科学观”的基础，科学是从认识“黑箱”到发现其规律（所谓白箱），再回到“黑箱”验证的无穷循环过程。西方医学已进入分子水平，各种精细的治疗手段层出不穷，但越来越“以病求治”，忽视了人的整体。而中医两千年前所建立人的整体“黑箱”模型，至今仍指导着辨证论治，两者的互补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1980年

从中国哲学来看，“科学”的最终目的是纠偏而非征服。科学是人类探索和认识自然法则，并通过对自然界失衡（如疾病，水灾）的纠偏实践（疾病防治、水利工程），以及对社会失衡（如冷战，热战）的纠偏实践，使人类获得相对生存优势的学问。如同癌症治疗，凡病人活得好，即使带瘤生存，也应属科学范畴，而不能单以“消灭肿瘤”作为疗效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否属于“科学”要靠不断的实践。西医治疗以“消灭”为主（对细菌、病毒、癌细胞），虽快但易反弹；而中医治疗以“纠偏”为主，尤慢而长久。再次看到两者的互补性。

总之，哲学观是人类对自然法则探索的根本动力和源泉，而科学是实现哲学观的手段；与哲学相割裂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

最后我要说，事物不停在变，没有永恒的金规玉律。因此科学实践要有质疑的勇气。我在美国讲学，美国的年轻学者总会提出一些完全不同的意见，这种氛围在国内很少碰到。当然更需要在质疑的基础上创新，科学才会进步。而质疑和创新的底气当来自对中华哲学中“变与不变”的认识，以及对“互变”规律的掌握。相信在中华哲学思维指引下，一定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之路。

（作者汤钊猷，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