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朋：北京旮旯

野百合也有春天

——评王昕朋《北京旮旯》

温德朝

王昕朋是一位颇有忧患意识的作家，一贯重视对普通大众生存现实的揭示、叩问和反思。比如他的《北京户口》《漂二代》等作品，通常并不关注家国政治的宏大叙事，而是从北漂族的日常生活写起，以小见大地窥探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读王昕朋中篇小说新作《北京旮旯》，首先让我想到了罗大佑那句脍炙人口的歌词，“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这篇小说延续了以往创作的日常生活叙事笔调，详细描绘了农民工鞋匠张四在北京旮旯里曲折艰辛的扎根生存、创业成长故事，及其自身的勤劳与善良、追求与梦想、疼痛与欢快、失望与希望。

“旮旯”源于北京方言，意为“角落”或“狭窄偏僻的地方”。小说中的旮旯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空间语汇，与主流的、政治的、光明的北京城市建筑形象相比，旮旯无疑是非主流的、民间的，隐喻了那些寄身于此的无北京户口、无稳定职业、无固定住所，飘浮于北京城的外地打工者的命运。对张四等进城寻梦的外地打工者来说，最初北京城璀璨繁华的灯火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是属于“野百合”一样的孤独者。特别是当年北京严格管控外来人口，被称为“盲流”的外地打工者，一到重要节假日就被驱赶离京。他们从一开始的被排斥，到夹缝中倔强生长，再到逐渐被接纳、被认可，这一过程既是农民工身份被认同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

从空间叙事理论来看，旮旯不但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还是小说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力。主人公张四出生于大别山区穷苦农村，高中毕业跟随叔叔到北京建筑工地当小工，省吃俭用供妹妹上大学。一个偶然机会，张四与修鞋结缘，认识了韩大妈、韩刚、老马等新华一社区居民。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张四安营扎寨一社区和二社区两栋大楼之间的过道旮旯，正式开启了修鞋生涯，经历了一连串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故事。在社区居委会书记孙京生眼里，旮旯是个影响社区容貌的麻烦之地，他一次次驱赶张四，一次次受挫遇阻。在多数社区居民眼里，旮旯是他们的便利和欢乐之所，鞋子破洞了，随时拿来修一修；小孩子头发长长了，随时拉过来理一理；韩大妈、刘大妈等每天买菜回来在此歇脚休息、聊天唠嗑，张四借机把新奇的农村故事讲给他们听，带来了欢声笑语。小说有一个细节，刘大妈对张四说，“中了他的流毒”，原因是天天听张四讲，他老家方言说行叫“管”、说不行叫“不管”，听着听着刘大妈不自觉就学会了。结果刘大妈在十字路口执勤疏导交通时，对行人“管”“不管”的方言指示语，差点闹出笑话。由此可见，旮旯不仅充当了小说故事的背景空间，更参与了小说叙事进程，推动小说故事走向了高潮。

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不仅取决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物质文明，更取决于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精神文明。在小说文本中，旮旯见证了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北京不仅是北京人的北京，更是全国人民的北京，无论是谁，只要有梦想，都一样能在北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比如小说主人公张四，这粒委身旮旯的种子，这棵生长于偏狭阴暗处的野百合，最终在新时代开放包容的北京城生根、发芽、开花，被表彰为全区“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故事最后，张四始终如一坚守在旮旯里，修鞋、修车、开锁、配钥匙、洗头、理发、通下水道……为社区居民提供生活方便。王昕朋无疑是一个高明的讲故事的人，小故事中蕴含着大道理，小情怀中洋溢着大感动，小人物中彰显着大境界。

转自《文艺报》

导读

街头巷尾的温情，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底色，也让寄身“旮旯”的外地打工者，找到了属于他一个人的北京。

北 京 旮 旯

王昕朋

一

新华一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年终总结大会上受了区领导点名批评，安书记的脸当时像烧红的锅底，连整个会场都觉得发烫！这消息像长了腿跑步进了一社区，不到半天工夫很多居民就知道了。

为啥批评咱一社区？一社区哪项工作落后二社区？传达室的老马愤愤不平，咱的院子比二社区小一半，车辆停得比他们整洁整齐。

得了吧，怎么不说一社区穷人多，买不起车；人家二社区富人多，车多，而且好车多？韩刚不满地说，安书记也算老居委会干部，领导老是大会点名批评他，一点面子也不留，换我早把挑子撂给街道，爱找谁干找谁去！

老马习惯地用手搓揉着光溜溜的头皮，嘲讽地说，活干得不少，钱挣得不多；力出得不小，功劳却不大。安书记哪天撂挑子，肯定没人愿意接……这时，安书记的前任老孙倒背着手，迈着悠闲的小方步走过来，老马大声招呼道，老孙，孙书记，请教您个问题。

老孙叫孙京生，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自己号称在整个北京西城找不到比他家进北京时间再早的。一社区还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时，叫尾巴沟居委会，他就是居委会主任，前几年因年龄大退下来了。他个子瘦小，站在老马面前矮了半头，站稳以后又挺了挺腰板，轻轻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问：啥事？

安书记要再把居委会书记让给您，您还愿意干吗？老马调皮地说，两眼却盯着他脸，观察着他的神情变化。

孙京生嘿嘿一笑，老了，干不动了。他伸出五个手指比画了一下，又说，小安比我小十岁，正年轻力壮。再说，他干得挺好，比我好。怎么啦老马，您今儿个怎么说这话？

老马、韩刚都没说话。孙京生眯着眼想了想，扭头看了一眼两栋楼之间旮旯处正在低头修鞋的鞋匠张四，摇摇头，叹息一声，小安是个好人。我劝过他好多次，干居委会的只要耳朵灵就行，上边怎么说就怎么干。他指了指旮旯处，像这种事，让区领导撞上了，能不批评他？说完，他又倒背着手，迈着方步一边朝家走一边嘟哝，不听老子言，吃亏在眼前……

噢，原来因为这呀！老马搓揉着头皮，然后把手放在嘴边吹一口风，韩刚朝后退了一步，不满地说，够亮的了，别再搓了，再搓得亮得可以当灯泡了！

老马感叹地说，我去，原来因为这？老安那确实不值！

孙京生没走远，又走回来，指着门外低声说，国庆节期间，区里一位领导带队检查地下室，发现咱一社区地下室有外地来京人员坐月子；元旦期间，这个领导经过一社区，又亲眼看见一社区两栋大楼旮旯处有外地人摆摊修鞋钉鞋掌……说完，又转身走了。

老马说，我见张四元旦三天里都出摊了！

刚进院的童子心接上说，这张四也胆大包天！他还放录音喇叭喊着修鞋配锁匙。那喇叭蹦出来的是他老家土话，一听就清楚是个外地人。他老是惹麻烦，还不如让他快点滚蛋！

韩刚瞪着眼严厉地说，你要让他滚蛋，立马就有一大帮人跟你急信不？说不定把你家门给用砖头堵起来。

老马点着头说，我信。你别说，这小子人缘不差。

三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那个旮旯处。说旮旯一点也不为过。一社区与二社区的两栋大楼之间有一过道，大约四米多宽，因为两栋大楼都是南北向，西面是一条主街道，所以大门都朝东开，车辆和行人要经过这个狭窄的过道。张四挨着一社区那栋楼的西北角，占了大约两平方米的地方摆了个鞋摊。准确地说还不能叫摊。早上，他骑着自行车过来，车上驮着一只大木箱，打开大木箱，先取出一块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破旧的毛毯，把修鞋用的工具朝上一摆就开工。晚上走时，把工具往木箱里一装，那一席之地又恢复了原状。白天开工的时候，他还会摆上几把折叠凳子给修鞋的客人坐，韩刚他妈和几个上了年岁的老头老太太没事就在那儿坐着聊天。尤其是到了夏天，大楼的西北角旮旯处几乎见不到阳光，而过道又如同风箱一样拉风，坐在那里感到凉爽。如果不熟悉，或者说不留意，还以为他们是在那儿乘凉。

此刻，韩刚八十岁高龄的老母亲韩大妈正坐在张四摊前的折叠椅上与张四热火朝天地聊着。韩妈身板儿硬朗，平时喜欢散步，坚持到超市买菜购物。每次散步或从超市购物回来，都会在张四那歇歇脚，喘口气，这已经成了习惯，也成了张四的规矩，有时来了客人，想坐韩妈常坐的折叠椅，张四看看快到她来歇脚的时间，就会婉转地对客人说，这是我家老太太的备用椅。边说，边抬起屁股抽出自己坐的小板凳，对客人赔着笑脸说，您请坐。他自己蹲着帮客人修鞋。

韩妈逢人就夸张四是个懂事的孩子。

二

张四是高中毕业后跟着叔叔从大别山老家来的北京。叔叔在一建筑工地当泥瓦工，在包工头面前几次帮他求情，还给包工头送了几包烟，包工头同意他留在工地当小工。那个工地上的老乡多，都是家庭比较贫困、日子过得凑合的，吃的是大锅菜，住的是大窝棚，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几瓣花。有一天中午大家围在一起吃饭，端着碗低着头正往嘴里扒饭的张四突然笑着背转过身，周围的人让他这一举动弄得莫名其妙。叔叔侧身看了他一眼，见他又换了一副悲伤的样子，米粒大的眼泪吧嗒吧嗒往碗里滴。事后，叔叔问他是不是病了，他实话实说，叔啊，我看那一圈人的鞋子前边都露出个小脑袋……叔叔的眼圈红了，拍拍他的肩膀，叹息一声，好大会儿才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穷！

那天晚上，张四把离家时母亲给他带的针线包翻了出来，趁叔叔睡熟之际，偷偷把他的鞋子挟在胳肢窝里，一个人跑到离工地不远的大街边，找了个没人的路灯下，打算把鞋子前边的洞补上。可是，那几根针都是缝补衣服用的，扎不透叔叔鞋子前边的那层胶皮。他三根手指紧紧捏着针头，手指麻了、疼了，勒出了血口子，最后用牙咬着使劲发力，咔吧一声，针断了，他赶紧把留在嘴里的半截针头吐出来，嗓子还是被扎出了血。他又换了一根针，还是半途而废。他气急败坏地把鞋子朝地上一扔，双手抱着头，失望得一声接一声叹息。那是北京一个秋后的晚上，风很顽皮地绕着他转来转去，想着法儿往他脖子里钻，不一会就感到了寒意。他弯腰捡鞋子时，眼睛突然一亮，仔细一看地上有一根铁钉。他找了块石头，把鞋子放在地上，用铁钉先凿出一个细小的洞，然后再把针插进去。这一招果然管用，没费多大工夫，竟然把鞋子前边的洞给补上了。他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工棚。工棚里很简陋，上厕所要到几百米外的公共厕所去。张四的叔叔去厕所时没找到鞋子，提着裤子光着脚丫板一路上骂骂咧咧跑了个来回，发现鞋子像长了腿一样不知从哪又跑回来了，还以为自己在梦游。第二天，别人提醒他，你鞋子上有块白油漆。他低头一看，原来露着洞的地方补了块白布。他问张四，张四如实作了回答。他叔上上下下看了他一眼，哈哈大笑，我的个乖乖，你还会这手艺，啥时学的？张四不好意思地笑了，昨儿个晚上才学的。

叔叔那双鞋子前边包的是一块月牙形胶皮，张四到处找不到胶皮，就用一块白布硬是“拉郎配”给补上的。强扭的瓜不甜，叔叔才穿两天就破了，而且连拉加扯洞更大了，之前只有大拇脚指头贼头贼脑地露面，这回一下子露出三根脚指头。张四很不好意思，对叔叔说，叔，咱俩的脚一般大，您穿我的鞋子吧！叔叔从包里掏出一把带把儿的锥子、一包大小不同的针，又把他的手拉过来，给他戴上一枚比戒指粗大的圈圈。他赶忙摘下来往叔叔手里塞，叔，这不成，我哪能要您的戒指！叔叔笑了，重新给他戴上，拍拍他的肩膀，这叫“顶针”，专门戴在手指上，顶着针穿洞用的。张四一拍脑壳，噢，想起来了，我奶奶纳鞋底就用这个。叔叔说，四，你喜欢干修鞋？叔叔的话并非难题，但把张四问住了，好大会儿没回答上来。

一个人在人生起步时，不可能按照自己喜欢不喜欢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张四虽然出生在偏远的乡村，上小学戴着红领巾时写下的“我的理想”与大都市的孩子差异并不大。他记得自己写的是长大想当科学家，同桌女同学崔雯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老师在课堂上把大家的“理想”都公开了。张四清楚记得，老师一手举着一只白面馒头，一手举着黑窝头，循循善诱，形象生动，同学们，孩子们，学习好了，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老师咬了一口白馒头，津津有味地咂咂嘴，顿顿吃这个，还有大碗红烧肉。如果学习不好，回家来种地……老师咬了一口黑窝头，一脸痛苦的样子，吃力地咽下去，天天吃这个，就着咸菜和稀粥。你们愿意吃哪个？

张四和同学们一样，都指着那个白馒头。可是，初中毕业那年，张四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撇下他和两个妹妹离开了人世。第二年，母亲带着最小的妹妹改嫁走了。他的学习成绩一路下降，高考时落了榜。如果不是叔叔动员他跟着来北京打工，他此刻还在撅着屁股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呢。

叔叔见他不说话，拍了拍他的肩膀，好了，你就练习练习修鞋补鞋吧。咱这工地几百号人，哪个不穿鞋呀？你失不了业！

后来张四才知道，叔叔为了买这些不起眼的工具，几乎跑了半个北京城，最后还是在小摊上买到的。再后来，张四不但会给鞋子补洞，还学会了钉鞋掌、换鞋底。的确像叔叔说的那样，工地上找他修鞋补鞋的人络绎不绝，他床头的筐子里每天都堆得冒尖，工棚里也每天飘荡着熏人的脚臭气。那些工地上打工的人不到万不得已谁舍得花钱买一双新鞋？鞋子破了，花钱又到哪儿去修补？再说即使找到修鞋补鞋的，补一个洞也得花五毛钱。张四是尽义务，所以他成了工地上最受欢迎的人。会抽烟的工友找他修鞋，成包送烟给他的不多，但你一支我一支地给他，一天就积一大把。

张四每天还得上工，只有早上早起一会儿晚上晚睡一会儿，挤出时间给大伙修鞋补鞋。没过多久，包工头不干了，找到张四的叔叔，严肃地说，你侄子，就那个张四，干活老是没精打采的。我看，就别让他上工地上班了！叔叔摆着手，头儿，那咋行？他又不是干修鞋这行的。不上班他哪来钱吃饭？再说，他还有个妹妹在上大学，全靠他供应。包工头嘿嘿一笑，你呀！让我怎么说你？跑半个北京城你都难找到一个修鞋摊修鞋匠。你就让他专职修鞋。谁来修鞋谁付钱。现在是市场经济懂吗？啥叫市场经济，就是干啥都要钱，都讲价！

后来，张四就不再干扛沙包、驮水泥袋、和泥、搬砖头那些又累又脏的活了，而是专门在工棚里为大伙修鞋补鞋。当然，他不再是尽义务，象征性地收一点成本费用，有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工友，付钱他也不收。几个月下来，叔叔跟他一算账，他的实际收入比干小工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叔叔皱着眉头，叹息一声，四，这不是办法，你得明码标价了。你妹明年的学费得交，你自己好歹也得攒点钱娶媳妇……

怎样标价？叔叔想了好大会儿，一拍大腿，对了，我去年春节回老家前，找了大半天找到一个鞋摊，补了块补丁，要了我两元钱！

啊？！张四一脸惊叹号，一个补丁两元钱，也太、太坑人了吧？然后头摇得像货郎鼓，叔，咱不能坑人。

叔叔说，就两元钱也得能找到地方，也得有人愿意给你补。那这样吧，收一元。

张四想不到反驳叔叔的话，只好点了点头。

既然明码标价，那就得让人家物有所值。眼看春节快要到了，修鞋补鞋的人多起来。那些年，每逢重要节假日，“盲流”也就是外地来京人员要“清理”出京，工地也要临时停工给外来务工人员放假。街道会组织起一批老头老太太，戴上红袖章，挨家挨户登记、检查、清理。回家过年的务工人员领了工钱，没有多少人给自己买套新衣服新鞋子。张四借了工地上一辆三轮车，撅着屁股吭哧吭哧骑了半天，累得腰酸腿疼，不停地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往地上甩，工地周边的大街小巷跑了个遍，也没能找到卖修鞋工具的。他正失望之时，一位茶叶店的老先生给他指了条路。老先生指着马路对面的胡同说，小伙子，你到胡同里就大声喊高价回收修鞋补鞋的旧工具，说不定有的人家里还真有。张四愁眉苦脸，嘟哝道：我、我没钱，出不了高价……老先生有点不高兴了，咋的，你以为那修鞋的工具多值钱？高价能高到哪儿去？这就一吆喝。

张四硬着头皮拐到胡同里。胡同里的居民好像在忙着过节，不少人家门口堆着纸箱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个收破烂的忙着过秤、装车。他犹豫了好大会儿，连嘴巴也没张开。没想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竟让他给碰上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端着个纸箱从一扇红漆大门里出来，兴高采烈地把他拦住了。小伙子收破烂是吧？这箱子东西都给你了，不要钱。老太太说罢转身进了院子。张四随便翻了一下纸箱，“唏”地叫出了声。原来纸箱里有一台修鞋机，还有几把秃了尖的锥子、钉鞋掌用的小铁锤。张四这个高兴劲儿，几乎忘记是在北京大街上，也忘记了折腾半天的劳累，拼命蹬着三轮车往工地上跑。到了工地不远处的一个垃圾桶边上，他想着老太太说的纸箱里装的是垃圾，打算先把有用的东西挑出来，垃圾扔了，省得带到工棚里让大伙烦。他双手把纸箱子底朝上抱起来，用劲一提，里边的东西稀里哗啦全都滚落在地上。他蹲在地上，一件一件地仔细分拣。突然，眼前冒出一道金光。他小心地拿起来，对着路灯看了一眼，不像是叔叔说的“顶针”，而是一枚货真价实的金戒指。他一下愣了，垃圾箱里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定是老太太眼花没看清丢进去的……他把挑拣过的垃圾和有用的东西分了分类，垃圾扔进垃圾桶里，有用的东西送回工棚，接着又骑上三轮车上了路。

张四从到北京，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工地上，几乎没有逛过街，对北京城里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道路几乎没有认知，此刻再次上路，已经找不到下午去过的那个胡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胡同钻进去，看上去与傍晚到过的胡同相似，红漆大门就好几扇。他在胡同里转悠了好大会儿，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也没想到个办法。无奈，只好自己安慰自己：明天白天再来吧！转念一想，自己和叔叔等一群老乡明天一大早的火车就要回老家了。于是，又开始转悠起来，在这家敞开的大门口探头瞅瞅，那家紧闭的大门外站上一会儿。他的穿着、举止很快就引起了警觉很高的胡同里市民的注意。两个臂上佩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太走上前，一前一后把他堵住了。

哎，干吗呢？

我、我找人。

找人？找什么人？

一个老、老妈妈。

老妈妈？姓啥？门牌号码多少？

张四压根不懂啥叫门牌号码，一下子张口结舌。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2年4期

王昕朋，男，江苏徐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过长篇小说《红月亮》《漂二代》《天下苍生》《花开岁月》《非常囚徒》《天理难容》《团支部书记》，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多部。

插图来自网络

原标题：《王昕朋：北京旮旯丨《当代》新刊预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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