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剑峰遗草》与藤田丰八对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剑峰遗草》是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先生部分遗作的汇编，昭和五年（1930年）九月在日都东京印刷发行。“剑峰”是藤田先生的雅号。这部书是在作者逝世将满一周年之际，由池内宏教授应承先生遗属的意愿而编纂印制的。书中没有题署出版单位，也没有标示书价，看来只是自行印制，分送友人，应属于所谓“非卖品”的性质，因而印制数量当十分有限。时代虽近，现在也不是很容易遇到。

日本人出版书籍，像做所有事情一样，真拿事儿当事儿做，刷印装帧，每一个细节都很用心。这部书具有纪念性质，印制也就愈加考究。米色的细密布面，配上市村瓒次郎书写的墨色题签，看上去庄重雅洁，捧在手里，则感觉温温宜人。内文的纸张，浅淡泛黄，这既有岁月流逝留下的些微痕迹，更多地还是印书用纸本来就偏这个色调，和疏朗竖排的文字相搭配，给人有一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做研究用到它时，左边一部线装古刻本，右边展开它来，没有一点儿违和感。再加上纸面极其细微的凸凹，手感温润绵密，愈加使读者与之贴近，两相融合。即使是本闲散的读物，也够惹人喜爱的了，况且这是那个时代代表性学者的重要著作而又世不多见，能够备置案头，自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藤田丰八先生学养丰富，和那个时代日本东洋史学界的诸多大师级学者一样，有很丰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底蕴，不是现在那种只明白某一个断代某一很小方面史事的“专家”，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中西交通史领域。这本遗作集收录的文章，也都是论述这方面的内容。

我买下这部文集，首先是出于研治中国印刷史的需要，因为书中第一篇文章《支那印刷の起源につきて》，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印刷术的起源问题，而藤田丰八先生关注这一问题，仍然与历史时期的中西交通有关，他认为中国印刷术的技术源头在域外的印度。

研治中国古代文史，既很艰难，又很遗憾。因为好的学者就是要努力解决疑难问题，而探索古代文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易一步到位，走过的路上，一代代学者都难免会有所偏差。

剑峰先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位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者，创获甚巨，同时也有过很严重的失误。譬如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他就曾误把《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中的寻常语词“不得”二字指认为“佛陀”（Buddha）的对音，从而得出了嬴秦时期释教即已东入华夏的结论（说见藤田氏撰《支那に于ける刻石の由来——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一文）。

今天看起来，其说自然颇显荒谬，但当时却曾引起陈寅恪先生的认真关注。寅恪先生在所读《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标记道：“藤田以‘不得’为佛陀之古谓。”（《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这说明放开眼界重新解读古代典籍，特别是瞪大眼睛聚焦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当时盛行的风气。在这一风潮的影响下，既有很多超越以往的创获，同时也闹出了像这种把秦汉人的大白话错认成佛国梵语的笑话（见拙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陈寅恪先生对中土制度、文化“胡化”事件的认知，也颇有一些类似的谬误。

在学术研究中，从来没有过神，将来也不会有神，包括众师之上的“大师”也都会犯错误，甚至会犯很荒唐的错误。错误的观点，自然会被后人抛舍，这是学术发展中再正常不过的自然进程（不过当各种看起来很美的新时尚席卷而来的时候，别那么急赤白脸地强挤进去“预流”，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避免一些冷眼旁观本来就很低级的疏失）。只有不多读书的呆瓜蠢蛋，才会抱着一个偶然在路边捡到的牌位膜拜终老。然而诡异的是，正确的结论，有时也会被人遗弃。藤田丰八先生对中国印刷术起源问题的研究，就落入了这种可悲的境地。

1925年5月，藤田先生在日本史学会大会的“东洋史部会”上，以“支那印刷の起源につきて”为题做了一次重要的讲演，《剑峰遗草》中的这篇同名文章，就是这次讲演的讲稿。在这次讲演中，他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中国印刷术产生的直接渊源是古印度用于捺印佛像的“佛印”；同时，在两年后又发表《佛徒の印像につきて》一文，还把这种所谓“佛印”的性质，与中国传统的印章明确区分开来，辨明中国式印章与印刷术的产生，并没有直接关系。

藤田先生这一研究，道破了印刷术得以产生的具体技术来源，可以说是一项历史性的创见，极富学术眼光，可是，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几乎无人提及。在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中，中国很多从事斯役的人一向闭目塞耳，没人提，主要是由于不知，那“天朝”以外的学者呢？例如美国撰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的卡特，日本撰著《东洋印刷史序说》的秃氏佑祥，对藤田氏此说，同样一概置而不论。

不理不睬也就罢了，想不到五十多年以后，本国同袍神田喜一郎博士，在1976年又发表了一篇题作《中国における印刷术の起源について》的论文（刊《日本学士院纪要》第三十四卷第二号），对藤田氏这一观点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不过核实而论，神田喜一郎先生的看法，并不正确，剑峰先生的旧说才是正确的结论。关于这一点，我在近日出版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中有详细的阐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周振鹤先生在评价清代乾嘉时期的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这三位著名学者时，曾以“有人开玩笑说”的形式讲过这样一段话（其实我当面听他本人多次发出过同一感慨）：“做学问只好比别人快半拍。与别人同步，没人看得上你；比别人快几拍，没人看得懂你。”（《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收入作者文集《随无涯之旅》）不幸的是，在印刷术起源研究这一问题上，藤田丰八先生就是那个比别人走得快了好几拍的人。

周振鹤先生讲述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又以戏谑的口吻说：“反正你都没有名气。”研究学术问题，是为探明事实真相，自然不是和谁负气争名气，而从本质上说，科学的学术研究，终究是公平的，只是学术上的是非，有时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会等到公允的评判。从藤田丰八先生在《支那印刷の起源につきて》这篇讲演中提出他的见解到现在，已经过去九十多年了，但既然是科学的研究，终究是可以通过认真的检验而证明的。从事学术研究，不仅如王国维先生所云，学无新旧中西之别可以妄加轩轾（《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学术观点也不一定以新为是，毋须惟新是从。实际上有很多很多问题，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探索之后，会重新认定早前被遗弃、被否定的旧说，有时甚至会返回最初出发的原点，藤田丰八先生对印刷术起源的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事例而已。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藤田丰八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做出的这一研究，尽管尚且未达一间，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稍加推进，进一步明确催生印刷术的宗教文化因子，从而清晰推定印刷术的产生时间，但他能够独具慧眼，最早、最明确地指出了通往事实真相的正确路径，贡献极其卓越，而《支那印刷の起源につきて》，这篇最早载录其学术见解的文稿，在学术史上的标志性意义，自不言而喻。了解到这一点，大家也就能够明白，这部《剑峰遗草》实在值得珍之宝之，郑重藏弆于书室一隅（这只是就爱书的读书人而言，对那些一门心思划拉电子本检索数据的“神圣学术机器人”，当然是说不着的）。

2016年12月4日记

本文摘录自《书外话》一书，辛德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