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李腾：欧洲中世纪研究博学传统的回归

在阿瑟·埃文斯所编的《四位现代人文主义者》（On Four Modern Humanists: Hofmannsthal, Gundolf, Curtius, Kantorowicz, Princeton: 1970）中，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和恩斯特·哈特维格·坎托洛维奇(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1895-1963)被视为20世纪两位最为杰出的中古研究大家。前者专攻罗曼语文学史，后者聚焦政治神学，都以渊博似海的学识和力透纸背的书写为20世纪学术界贡献了具有丰碑意义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在我今年的阅读经验中，除了为学术研究所阅读的著作和论文之外，读了这两位作者问世逾一个甲子的经典之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的中文译本。在带来美妙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对我的体力、脑力和见识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撰写博士论文的岁月里，我时常在疲惫的雨夜随手翻看这两部书。我的主导师出身年鉴学派，对于体现浓厚德意志学术传统的作品不甚感冒，常常在给我的论文评注中提醒我不要过多受到由邓普夫（Alois Dempf）发展而来的“德意志象征主义”路数的过分影响。可由于我的论文聚焦12世纪上半叶的隐修神学与教会改革，每日沉溺于900年前僧侣碎碎念的繁琐论证、奇妙而牵强的逻辑联系和无数意象的解读与重构中，不知不觉，就陷入到了一种山重水复确实无路的压抑当中。看这二位如何处理如此众多线索的技法，也就成为自己私下修习内功的法宝。当然，如果仿效英文文笔，我更推荐英国本土大师理查德·威廉姆·索森（Richard William Southern）的《中世纪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这三部书也是20世纪所有中世纪研究中重印再版次数最多的作品。

1、恩斯特·坎托洛维奇：《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尹景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徐震宇译）。

几年前，笔者曾为“私家历史”撰写了一篇小文章，介绍了坎托洛维奇的传奇一生及其学术思想。要深入理解坎托洛维奇，不仅要对中世纪的历史、神学和哲学思想有所把握，还需要注意德国19世纪中期以来的研究传统。除了为人熟知的兰克学派外，德国深厚的法学研究传统也渗透进了历史研究领域。就19世纪的状况来说，从英格兰的梅特兰到德国的坎托洛维奇，中世纪研究的进路与法学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要理解坎托洛维奇的研究进路，就得从他对注释法学派的极度关注起步。注释法学派不仅见证并推动了罗马法在西欧的复兴，更是12世纪以来经院神学将所有知识系统化的产物。他们的书写和思考方式早在阿伯拉尔、彼得·隆巴德的时代就已经成型。

在坎托洛维奇笔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判例同公元1世纪的基督论争议联系在了一起，并从普洛登判例引出了一条绵延千年的线索。为了解释当时人对“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看法，坎托洛维奇以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为中心，展现了剧场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政治神学，亦即“日常生活中的理论接受”。以11-12世纪为思想中轴，他分别论述了以基督、法律、政体为中心的王权，将政教之争、罗马法复兴时代的注释法学派和中古晚期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神学、法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种种文献汇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呈现出了一幅繁复多面的图景。

简言之，“国王的两个身体”之拟制既来自于基督宗教中的基督二性论，又与罗马帝国异教时代的皇帝即神概念相关。塞涅卡所说“君王是国家的灵魂，而国家是君王的身体”，同居普良所说的“教会在主教里面，主教也在教会里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双剑论却与此不同，且中古时期君主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划分无疑直接来源于基督二性论。这种从拟制到真实最为清晰的呈现，便是弥撒中祝圣圣体圣血时，掺了些许水的酒和无酵面饼变成了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血液和身体。我们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能理解中世纪的人，他们如何能够信心满满地用精确但不免佶屈聱牙的拉丁文，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意义世界。他们需要通过人的理性来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并赋予他们秩序，也正是在这种理性活动中，珍视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才得以在12世纪诞生。

对繁琐法条解释的罗列和解读体现了坎托洛维奇对思想史潜流涌动的深刻把握。他所绘制的迷宫地图，对我们读者而言往往有常读常新之感。在我看来，虽然在学术底色上坎氏仍带有格奥尔格圈子的色彩，《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似乎已经消泯了《弗雷德里希二世》里强烈的影射史学色彩。在这部作品中，坎托洛维奇其实表现得更像是剑桥学派的先驱（刘小枫教授认为他与剑桥学派的激进共和主义大相径庭）。通过文本的穷尽搜罗与细读，尽可能地呈现中世纪的可能面貌：史料本身一定要通过撰史者才能发言，而撰史者的言辞已经变换了史料的滋味。

因为有幸校对了尹景旺老师的译本（上海社科院版），近期又阅读了徐震宇老师（华东师大版）的译本，一年里花了不少时间和坎托洛维奇在一起。在阅读中，时常想起英国著名女性中世纪史学家贝瑞尔·斯莫利阅读这本书的感受：就像是吃了一顿丰盛的花生酱面包大餐，纵然饱腹却难免有些反胃。这一方面是由于坎托洛维奇本人的语言（尤其是非母语写作）表达风格，同时这一晦涩的主题似乎也只能以这种坚硬的形式表达出来。文笔清丽的索森曾经暗讽与“坎托洛维奇教授一起漫游中世纪，探寻国王的两个身体，就像夜幕下沿着未知道路行走在一个陌生的乡村：光亮断断续续，虽有时也照得通明，乡村轮廓却仍只是依稀可辨”。不过，索森也承认，这种经历给人留下的印象要比白日行走的印象更为深刻。

2、恩斯特·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林振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相比较于坎托洛维奇细致、繁琐乃至有些喋喋不休的考证与阐述，库尔提乌斯的作品则能给人带来更为轻松的审美。他难以匹敌的语言能力、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以一种随笔的形式汇聚成了一部鸿篇巨制。如果说坎托洛维奇的作品是一座茂密森林中的迷宫，那库氏的作品则更像是折射出万千世界的巨型万花筒。在我看来，库尔提乌斯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并非是从一个学术门派出发，而是试图继承一种肇端于12世纪的“人文主义”传统。比如，在真正作为开篇的《文学与教育》这一章中，他从希腊古典时代的教育一直谈到大学建立，并以此赋予了整个西欧文明一个层累式发展的模式。无论是主题学还是隐喻学，又或者诗歌与哲学、神学的关系，库尔提乌斯总将目光投射到更为晦暗的古典时代，并试图在千年流转中捋出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在他的写作中，歌德和荷马、维吉尔之间可以无缝对接，伊西多尔的百科全书也能与莎士比亚建立起亲缘关系。因此，库氏所强调的欧洲思想内在的连续性也成为他撰写这部巨著的信心来源。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中讨论的主题各不相同，可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中世纪的敬意。“中世纪黑暗说”也许仍在街头巷语中有些市场，但从19世纪以来的拨乱反正使中世纪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于这部作品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酝酿，库氏明显地希望以自己的作品作为对时代精神的回应，试图重新找回查理曼帝国以来的欧洲遗产，并沿着罗曼中世纪的道路回到罗马帝国。在他看来，加洛林以来的欧洲遗产虽然也吸收了外来思想，但本质上仍然是西欧文明自身特质的产物。

正如许多学者的批评一样，库氏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琼斯（Charles W. Jones）甚至惊讶于他居然能在“仿佛不存在中世纪教会”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这一现象也让我感到费解。库氏虽然出身路德宗家庭，却有着非常浓厚的天主教情结。在他预备撰写此书的时候，正是通过与道明会神父让·德·（Jean de Menasce）的通信才逐渐厘清了其作品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因此，对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中世纪欧洲的根基所在。

不久前，王晨先生对林振华先生的译本中一些古典语言引文翻译提出了友善的商榷，此外，还有许多误译主要集中在教会制度和与神学相关的部分。比如，书中将“Augustinian canons of St. Victor”译为了“圣维克托的奥古斯丁经典”。其实“canon”在此处当译为教士，所谓“Augustinian canons”就是守圣奥古斯丁会规的教士们。与本笃会隐修士们不同，奥古斯丁会士必须是经过祝圣的神父，只有祝圣了才可以做弥撒、听告解和赦罪。在中世纪的语境中，人们对于隐修士、执事、司铎之间区别的理解，如同我们现在对于团员、预备党员、党员的区别一样清晰。

这两位作者之间的关系和思想倾向也颇值玩味。库尔提乌斯对青年坎托洛维奇持相当严肃的批判态度，认为“有些人想方设法地重塑历史伟人，以期望其符合格奥尔格派的教义”。库氏则从法德问题、德国精神逐渐转移到欧洲的统一性上。他的半生学术似乎都是在努力地向读者们阐述整个欧洲如何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而这一文化就成型于拉丁中世纪时期。这一观念同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理查德·索森等英语学界的学者不谋而合，在坎托洛维奇的作品中也能够感受到作为整体的西欧文明从11-15世纪的萌生和成型。相较而言，库氏的书写倾注了更多的感情，以至于“德裔罗马人”的情绪从笔尖喷涌而出之时，一切似乎都应当而且能够被追溯回罗马帝国时代。身为犹太人的坎氏，则更愿意在文本细读中慢慢展开一个观念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流转。

在这两部巨著当中，象征体系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对于中世纪的任何一门人文研究而言，各种隐喻、象征及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关系和神学、哲学意涵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对当事人耳熟能详的东西却往往让当下研究者如坠五里雾中。尤其是对当代中国读者，如果我们能对这些意象有更清晰的理解，将大大增进我们对欧洲中世纪的理解，也能更好地体悟这些博学的作者们所要传达的微妙信息。

坎托洛维奇和库尔提乌斯都以但丁作为他们鸿篇巨著的终点，因为正是这位被革命导师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多情才子，成了西欧中世纪万千隐喻、意象、象征的最终汇聚点。这些都凝合在他的《神曲》和《帝制论》中，在政治神学思想史和文学史双重意义上成为继往开来的不朽之作。

作为一名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研究者，我非常乐于见到这些伟大的作品被译介为中文。正如徐光启在三百多年前所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宏阔的思想体系建构能更好地承继和建造保存人类文明的大厦，使人们认出这座大厦中分门别类又或者杂乱无章地摆放着的遗存。那些过往的珍宝，纵然尘封在绝大多数人的记忆之外，却仍然与世界灵魂（anima mundi）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