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大龄剩女”：士大夫家的女儿为何嫁不出去？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历代统治者基本都倡导育龄男女适时婚配，推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礼记》所谓“男有分，女有归”，即认为正常社会秩序中，男人各有职分从事工作，女子皆能嫁给丈夫组建家庭，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会健康稳定的发展。这是古代文人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丁壮劳力是一个国家运行发展的坚实基础，国家的税收赋役、从军打仗等，都需要一定数量的成年男丁全力承担。所以，婚姻家庭不只是个人和宗族的事情，也直接与国家富强息息相关。

史载，中国古代一些国君或皇帝曾直接颁布法律，惩戒超龄而不出嫁的女子和婚配的男丁。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在被吴国击败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时，即曾通令全国“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如达到政府规定的婚龄线而男不娶女不嫁者，不仅自己犯罪，也要连累父母蹲大牢。西汉孝惠帝时，若谁家有女儿十五岁以上到三十岁还没嫁人，要罚款600钱。据《晋书·武帝纪》载：晋代“女子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女子到了17岁还不嫁人，朝廷命令官府要为此女子挑选另一半。北宋仁宗时期，国家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婚姻年龄界限，要求男子十五岁娶，女子十三岁嫁等等。

从古至今，一个家庭能够早生贵子，人丁兴旺，也是大多普通民众最朴素和基本的想法。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亦多方鼓励女子适龄而嫁，及时组建家庭。北宋司马光的《书仪》曾指出正常男女婚龄：“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尔，过此则为失时矣。”

但是，据一些史料记载，两宋时期的社会中上层家庭，则出现过一种另类现象，即当时一些达官贵人或士大夫官僚家中，常有一些婚姻“失时”女性，长期待字阁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龄剩女”。范仲淹在写给宋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即曾描述此类社会怪象，说：“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

据范仲淹所说，当时的士人男女婚嫁失时现象并非少见，问题还比较严重。究竟什么原因呢？所谓“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一个字，穷。据宋史名家张邦炜先生考证，宋代以后，婚嫁之费猛增，人们的婚姻嫁娶风俗讲论钱财，嫁女花费通常要比娶妇更大。当时人们就慨叹：“伤生以送死，破产以嫁子。”连当时的皇弟扬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也不得不向哥哥宋神宗开口，伸手预借薪俸，以作花销费用。北宋名臣蔡襄在《端明集·福州五戒文》中，即对此种婚姻论财的风气予以激烈抨击：“婚娶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观今之俗，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未有婚姻之家不为怨怒。”司马光则在《书仪》中更直白地说：“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姑娘出嫁需大量陪嫁，士子取妇得看嫁妆多少，几家欢乐几家愁。社会风气使然，让一些原本家庭并不宽裕的士大夫，无法为女儿按时筹备丰厚陪嫁，又往往顾及脸面，所以只能让姑娘长久地养在娘家了。

北宋中期名臣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南宋晚期即有人评价当朝这种政治现象：“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两宋时代盛行科举制选拔官吏，士人一旦通过科举之路，无异鲤鱼跃龙门，很可能会有一个高光靓丽的前程。北宋中后期的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宋廷提拔的大多数高级官吏，基本都需要有科举进士出身。所以时人以诗感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在史学界，大家已基本形成共识，即两宋王朝是一个士大夫主政的时代。宋人也把本朝称为“官人世界”，说白了，也就是“尚官”的时代。宋真宗赵恒在《劝学诗》中，直接表达了读书科举与人生富贵的紧密关系：“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在这种典型的文臣官僚政治社会下，“崇尚官爵”是民众的集体心理。宋代有一首《寄鞋袜》诗，为署名“士人妻”的某位无名女性所作，诗云：“细袜宫鞋巧样新，殷勤寄语读书人。好将稳步青云上，莫向平康漫惹尘。”由此可见，士人家属对士子们科举成功，前途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的强烈期望。

可以说，在宋代中上层社会，女方最理想的婚姻，就是以时出嫁，成为“士人妻”。但是，适时婚嫁与为士人妻很难两全其美。如果女子坚持非进士不嫁，或者定有更为苛刻的择婿条件，如非才华出众不可。那么，势必造成一批女子错失婚嫁时间，成为长期待在娘家的“老姑娘”。宋哲宗时，宰相章惇就把选取女婿的条件定得过高，以致“为息女择配，久而未谐”。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当时任官执政，相当于副宰相，他曾好言相劝上级章惇：“相公择婿如此其艰，岂不男女失时乎？”但章惇却听不进去，颇不耐烦地讽刺说：“待寻一个似蔡郎者。”他直白地说，正等着为闺女找一个类似你蔡卞这等层次的人。章惇的女儿不能适时而嫁，依史料所见，当与他的父亲气量狭小、“眼界”太高关系颇大。

从两宋科举规模来说，士人们苦心读书，但能考中进士者必定数量很少。而且，中举士子并非都年轻有为，单身待娶，相反，许多士人都经过多年苦斗，龙腰蛇背，须发染霜，之后才科考成功。所以，对于一些少得可怜又在年龄与婚姻条件上正好合适婚配的中举者，往往成为宋廷士大夫官僚给自家姑娘强力争抢的目标。每逢放榜之日，许多士大夫官僚人家便瞄准新科进士，相互之间比拼撕掰。据北宋中期人彭乘《墨客挥犀》载，“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脔”是将肉切割小块，可谓比喻形象。放榜之时，中举士人犹如众多朝臣大官的猎物，被一些权势人家如野兽般“撕扯”回家，介绍给自己的姑娘。王安石曾在《临津》一诗中，兴奋地描述这种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那些靓女们纷纷攘攘，争相观看，都想钓上新科进士这样的“金龟婿”。正如南宋朱彧《萍州可谈》所说：“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家世，谓之‘榜下捉婿’。”士子们一旦中举，转瞬之间，无论婚配或前途方面，皆会发生极大逆转。宋代有关此类记载的文献非常多见，无需赘言。在当时社会，女子们想要寻找到一位心仪合适的士人，与其结为伴侣终身依归，并非人人都能如愿。这也是造成一些大家女子不能适时婚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还需说明另一种情况，即随着宋代知识文化的不断普及，特别是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多。文化素养的提升，使一些知识女性见识越来越远广，认识更趋深刻，所以择婿也越来越看重对方的人品和才华。很多人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教育是男性的权利，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直到明清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观念。在宋朝时期，即便是妇女观较为保守的司马光，也主张女性应当接受教育、学习知识文化，他在《家范》中就曾写道：“古之贤女，无不好学，左图右史，以自儆戒。”宋代文风大盛，有条件的家庭女孩子都可以读书学习。

清代史学家赵翼谈到宋代婚姻风俗时，曾经指出：“当时风尚，妇人女子皆知爱才也。”一些士人家的女子抱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一直坚守等待，寻找心仪理想的人生伴侣。北宋儒家大师程颐的女儿终身未嫁，责任即全在她自己。据说，程颐的女儿“幼而庄静，不妄言笑，风格潇洒，趣向高洁”，实在是当时那个社会标准理想的好姑娘。她很想寻找一位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男子出嫁，所谓“择配欲得称者”，程家为此于茫茫人海中“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不知不觉，程姑娘年龄就被耽搁大了，便成为大家的舆论焦点，亲戚朋友看着也发愁，“既长矣，亲族皆以为忧，旧交咸以为非，谓自古未闻以贤而不嫁者。”顶不住社会压力，“不得已而下求，尝有所议，不忍使之闻之，盖度其不屑也。”但父母太过疼爱，看着这个“老姑娘”，干着急没办法，实在不忍心她受委屈，就这样一直“未遇贤者”而养在娘家，直到最终未嫁而死。

作为一代大儒的程颐，并非像后人所误解的那样重男轻女，最起码对于自己爱女来说，能充分尊重姑娘心愿，尊重她的选择，乃不失一位好父亲。据清代沈雄的《古今词话》记载，惠州少女温超超“年及笄（十六岁），不肯字人”，她下定决心，非当朝风流人物苏东坡不嫁。宋哲宗时，苏轼出任惠州知州，当时他已是个老头子了，年过半百，儿孙满堂。超超姑娘听说苏轼到来，马上兴奋地说：“此吾婿也。”并且“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外”，直至为其痴心而亡。后来，苏轼得知此事，“因作《卜算子》词”，以为纪念。“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诗词格调高雅，故事非常凄美。若此事为事实，也是一个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的人间悲剧。

洪迈《夷坚志补·刘女白鹅》篇记载，汀州宁化县攀龙乡有富豪家刘安上的女儿，是位“性慧，喜文墨”“姿美而艳，其光可鉴”的好姑娘，但却“以不嫁自誓”。《金坛县志》记载：宋太常丞刘宰的续弦妻子梁氏，“世居处之丽水，父为吏部侍郎。笄而择配，贵胄争委禽焉。母吴问所愿，不对。屡问之，曰：‘吾视诸贵豪子，怙势以凌物，殖货以自丰，岂能有远志？无宁归寒士耳。’”原来，做姑娘时的她内心不俗，眼界甚高，很看不起那些富贵公子平日狗仗家势、贪财爱钱的行径。《绍兴府志》载：“莫氏，胡宗伋妻，馀姚人。读书通经学，年踰三十，择配未嫁。闻宗伋贤，许之。”胡宗伋的妻子莫氏，等到三十来岁，才终于找到自己中意的另一半。面对姑娘们的此类状况，长辈们也不禁慨叹：“岂有处子终不嫁人者乎！”总之，女子婚姻不时在宋代中上层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对此解释说：“（女子）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贤女，人所原取，所以愆期者，乃其志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后行也。”

宋代中上层家庭出现的女性婚姻不时现象，是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具有密切关系。对于一部分特殊人群内的常见现象，宋代一些文士应该是做了忠实的记录，并将之视为社会异象。我们现代人追求的婚姻大多注重幸福感，更多关心个体本心的真实体验，即是说今人更加尊重人性解放了。因此而言，相比于过去，我们现代社会发展更文明了。但客观地看，我们当今社会主流文化依然并不鼓励“大龄剩女”现象，否则，怎么会制造出这样一个特殊词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