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先生二三事

·他很看重英国大学给一个中国人的荣誉。他一辈子都在努力给中国人挣面子，他做到了。回忆与杨老师的对话，不记得他说过什么应景的空话或口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和世界是互通、接轨的，他的观点很容易直接翻译成其他语言。他总是说，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

英国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楼。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不擅作悼文，今年走了多位友人。于我而言，失去的痛感往往滞后，慢慢醒来才接受事实。上个月杨福家先生突然去世。澎湃新闻编辑几次联系，要我写篇回忆。我拖了几周，但没拖过去。七月十七日中午，复旦融媒体中心编辑找我，告知杨校长几小时前在上海寓所去世。她听说我和杨老师晚年有过从，让我说说对他为人为师的印象。杨校长享年八十六岁，已是高龄。知悉噩耗，我并不像许多复旦校友厄然或震惊。这几年我与杨老师时有见面，直觉他健康退化得快，我暗中唏嘘。他这台机器超负荷运转数十年，身子开始佝偻，记忆力衰退，谈话时重复也明显增多。我只能提醒他注意少操劳，多保养。他说为了生活便利，已把家搬至人民广场附近。市政府照顾他这位老院士，破例让他和太太彭秀玲老师去市政府食堂用餐，自己不用开伙，一日三餐不愁，有时再带些熟食点心回家。听后，我觉得进入晚年，杨老师还是入世的，孩子不在身边，日子冷清不少，他的性子已不像中年时那么急、那么刚烈，已开始跟自己妥协。

一年多前，2020年秋，我的新书《牛津笔记》出精装版，要在上海办读书会。我邀杨老师到汉口路申报馆就“大学”话题做个对话，他爽快答应了。其实我邀杨老师的真正用意，是想在他思维仍清晰时给后人多留下一些访谈。他是有话要说的人。读书会那天，我去公寓接他。他着装正式，戴礼帽，系了领带，如同校长出席大学毕业典礼。他淡出多年，很多复旦核物理系、物理系校友闻讯赶来旁听。为了把时间全部留给杨老师，对话时我完全没提新书的事，让他尽兴谈大学和教育。当时，碰巧某中国知名大学宣布已建成世界一流学府，我请他点评。他倒很清醒，死活不肯上钩。后来我和主持人、复旦校友陈季冰反复追问，他说了一句：“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自己说了不算的。”

这些年与杨老师接触，谈及大学，他初心未变，理念一如从前。比如他强调，大学教育的关键，是学会提问题，学问学问，首先要学习提问。好的教授，就是要点燃学生心中的“火种”。这些话，我听过很多次，包括在他后来出任校长的英国诺丁汉大学。说话激动时，杨老师略有口吃，但总能把观点说明白。说英语时，他口吃就好很多，我不知道有何科学解释。

杨老师笃信常识，不怕老生常谈，对认定的事情极为执着。那天讲座后，我们留他共进晚餐，又怕他过劳，让他不要勉强。但他留下与校友同乐，兴致极高，喝了红酒，且吃完了每道菜。席间，几十年未见的老学生不时来敬酒，围着他。很多学生年过半百，他已记不得他们名字。餐桌上，我坐他正对面，见他一脸的满足，很享受为师的幸福感。

其实，我和杨老师的结识纯属巧合，这得回到八十年代中叶。当时他是核物理教授，已出任研究生院院长。我从新闻系毕业后留校。第一次见他，是1986年一次出国面试上。那年，中英友好奖学金初选，作为校领导，杨老师担任主考官，我正在新闻学院读硕士。那年他五十岁，架着有色宽边眼镜，头发梳得铮亮，面容严峻，我未入座已紧张。在数理化和科学优先的八十年代，我们文科生总有些矮化和自卑感。杨老师是他那代少有的留学生，六十年代初去丹麦玻尔物理研究所留学。他英文流利，最后问我一个问题：你最近读过什么英文刊物？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答，本系无外汇订阅英美杂志，只有零星过期刊物，多半是外国专家访学时留下的。可能因为我英语不好，杨老师没听明白我的解释，他脸色一黑说：我问你最近读过什么英文刊物？最新一期《News Week》什么主要内容？”  我答，系里没有，没读过。我僵在座位上，他仍虎着脸，我与杨老师的首次见面如此结束。那年我在校内遴选中落榜。1987年我通过校内初试，教育部复试，成为中英友好奖学金博士候选人，1988年赴英。

与杨老师重逢，已是十多年之后，在英国一次聚会上。2001年，卸任复旦校长两年后，他获聘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这是历史上中国学者首次出任英国名校校长。我太太与她哥哥分别就读复旦物理系、物理二系，核物理课都是杨老师上的，我和杨老师之间又多一重缘份。我们曾去诺丁汉大学看望他，他来伦敦时也请我们餐叙，还一起共度过新年，亲近不少。有次见面，我按捺不住，重提当年在复旦面试遭他“训斥”的往事。杨老师已近七十，已比中年时温柔许多，他缓缓一笑，说完全不记得此事了。

与同辈的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杨老师不是个刻意低调、自谦的人，他真实地表达喜怒好恶，这自然会伴随争议。比如，他对自己在诺丁汉大学校长任内的表现是满意的。他多次告诉我，诺丁汉大学起初对他的校长任命持观望，第一个合同只给他签了三年。但他最后在诺大当了12年校长。他不慕虚荣，但他珍惜真正、众望所归的荣誉。他说，他当复旦校长时，人家授他荣誉博士，只是为了与复旦搞好关系，是职务行为，不稀奇的。但他很看重卸任复旦校长后获颁的荣誉博士学位，比如香港大学、诺丁汉大学颁给他的。

2016年初，我应邀回母校复旦执教，告知了杨老师。前些年，他把精力聚焦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办，并出任校长。中西合办的宁诺是他一手催生的，他奔波于甬沪两地。他说，如果不在宁波，他仍坚持到复旦现代物理研究所办公。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我去过几次，印象中房间很暗，因为他不开灯，是忘了，还是节能，我没问过他。房间昏暗，气氛就有点孤独。后来我去看他，索性进门先帮他把灯打开了。办公桌上，堆满书和资料。我不懂核物理，话题更多与大学与教育有关。我和他祖籍都是宁波，偶尔也会聊到故乡。他的国语有浓重乡音，英语也沾点宁波味道。他拿书送我，有《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杨福家院士的科学与人文思考》、《杨福家传》，签名都以友相称。他说，他的《博雅教育》一书出中文版后，新加坡的国际知名出版社又出了英文版，这让他很高兴。他相信专业评价是有客观国际标准的。他的率真既使他执着刚强、也易脆弱。他欣赏欧美科学界的合作精神、思想探索的自由。他不止一次告诉我，1963年他去丹麦留学，出了哥本哈根机场，接机的同学没送他去学生宿舍，而是把他和行李先送到玻尔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上。玻尔研究所即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创立。

我曾告诉他，前几年我回英国，应邀去诺丁汉大学演讲，专门去看了落成不久、以杨福家名字命名的教学楼，一幢色块斑斓、富有几何感的后现代建筑。看得出，他对此很快慰。他很看重英国大学给一个中国人的荣誉。他一辈子都在努力给中国人挣面子，他做到了。回忆与杨老师的对话，不记得他说过什么应景的空话或口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和世界是互通、接轨的，他的观点很容易直接翻译成其他语言。他总是说，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虽然他离开得突然，应该没有太多遗憾了。

（作者张力奋，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