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评《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不过时的“激进派”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美]埃里克·方纳著，杨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三十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方纳是我的老师，第一次读到《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下文简称《潘恩》）正是在他的“美国激进传统”的课上。这门课给我的印象极深，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大学开“美国内战与重建史”课，“激进重建”是我讲得最投入的题目。正是在这门课上我认识了包括杨钊在内的新一代美国史学人。现在，已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的杨钊，希望通过他的翻译，将美国第一位激进改革者潘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中文读者。从方纳的原著到杨钊的翻译，辗转四十多年，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美国史学人，以并非事先设计的方式，构成了一种跨国的思想交流网络，非常不易。跨国思想网络是二十一世纪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它的起步却是在十八世纪末，创建这种网络的先行者正是方纳著作的主角——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托马斯·潘恩

潘恩不仅是跨国思想网络的先行者，也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的先行者。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根本问题——包括人如何获得自由与幸福，如何争取平等与正义，如何使政府变得公正和有效，如何建构富有美德的和谐等——都是潘恩曾经面对的问题，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许多努力——包括启蒙祛魅、提倡科学、政教分离、追求共和与民主、以不断的改革来完善个人与民族等——仍然是在跟随潘恩的足迹。即便在个人经历方面，潘恩也走在我们许多人的前面：他在英国出生，却成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重要推手，并推动了英国激进改革力量的兴起。这些事件构成了十八世纪大西洋革命时代的主体内容，而大西洋革命时代则带给了我们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世界。

潘恩的出现更像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结果。1737年，潘恩出生在英国诺福克郡（Norfolk）一个并不富裕的工匠家庭，父亲是贵格派教徒，母亲是英国国教徒，正规的学校教育仅到十三岁为止，此后便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先后做过女性胸衣作坊的学徒、工匠、海盗船的水手、小学教师、杂货店店员，最体面的工作则是王室政府的底层税务员，经济上虽然不是一贫如洗，但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然而，他在伦敦与北美殖民地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相识给他的命运带来了第一次转机。同为工匠出生的富兰克林欣赏潘恩的聪明和对技术发明的热爱，建议他移民北美，并乐意写信推荐。1774年11月，已经三十七岁的潘恩只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费城，在富兰克林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结识了一批中下层的工匠改革者，并很快卷入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因税收问题而引发的政治争议之中。

1776年1月，也就是抵达费城十三个月之后，潘恩发表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常识》（Common Sense）。在这份四十七页的小册子中，潘恩以辛辣的语言，对长期以来为北美殖民者尊奉的英国宪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君主制的专横，抨击了世袭制的愚昧。他呼吁殖民者携起手来，摈弃争取英国臣民的特权的诉求，宣布脱离英国，利用北美的资源和商业优势，以共和主义为原则，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国家，以追求永久的幸福与安全，并将未来的美国变成人类自由的避难所。此时，独立战争已经打响，但殖民地上层并没有放弃与宗主国和解的希望，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母子”关系、对英国的恐惧以及对十三个殖民地是否能够联合起来的怀疑，令政治精英们犹豫不决，不敢喊出独立的口号。在这个关键时刻，《常识》像一阵飓风，横扫了压在殖民者心头的犹豫与恐惧，推动他们去大胆设想和追求一种新的可能——不再在旧世界中苟活，而敢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在前线作战的殖民地军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从大量私人来信中感受到，《常识》以“令人无法辩驳的说理让人清楚无误地认识到与英国分离的正当性”，并“正在有力地改变许多人的思想”。同年7月4日，十三个北美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独立，随后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赢得了独立战争，迫使英国在1783年宣布放弃对原殖民地的一切权力要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追求自由为名而建国的国家得以诞生，潘恩的名字也随同《常识》一起被载入世界近代史的史册之中。

潘恩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终止，而是随着大西洋革命时代的开启延伸到英国和法国。1787年，潘恩前往欧洲，为他设计的拱形铁桥寻求资助， 但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他的初衷。1791-1792年，为回应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ond 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评和对英国体制的捍卫，潘恩写作了《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批判英国的政治体制，支持法国革命，宣扬美国革命的成果。《人的权利》风靡一时，印数甚至超过了《常识》，成为英国激进改革派的思想指南。但《人的权利》的传播很快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制，潘恩也以诽谤罪遭到起诉，并在受缺席审判之后，被禁止进入英国。被迫离开英国的潘恩于1792年底来到法国，受到一种英雄式的欢迎。法国革命者将他视为革命战友，国民公会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还有四个省推选他参与新宪法的制定。然而，不到一年时间，风云突变，法国革命中的温和派（吉伦特派）与激进派（雅各宾派）的合作破裂，后者占了上风，曾与吉伦特派结盟的潘恩在1793年12月被逐出国民公会，随后被投入卢森堡监狱。最终经美国驻法公使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的斡旋，于1794年底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释放，得以保全性命。出狱之后的潘恩在1795年发表了《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的小册子，对基督教进行猛烈的批判，逐条驳斥了《圣经》的教义。1796年，潘恩发表了《土地正义论》（Agrarian Justice），重新定义共和制政府的责任，提出通过征收地产税的方式向穷人和老年人提供定期福利从而消除贫困的政府设想。

《常识》

从《常识》到《土地正义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潘恩用自己的写作帮助创建了美国，改造了法国，催生了英国的激进主义，成为大西洋革命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曾在美国独立事业中如日中天，也曾在法国革命中险些丧命；他不仅对王权专制宣战，也敢于批判宗教专制；他不仅是一位政治鼓动家，也是一名醉心于新技术的发明家；在十八世纪末的大西洋世界里，没有谁比他拥有更复杂的人生经历，提出过比他更激进的制度改革主张，对人类的未来做出过比他更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想象，更没有人具有他那样的勇气，以单枪匹马之力，跨越大西洋，挑战两个帝国，用热情与执着去谱写共和政治的历史篇章。1805年，约翰·亚当斯曾在反思自己所处的时代后得出结论说：“在过去30年里，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汤姆·潘恩对这个世界上居民的事务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亚当斯虽然曾经欣赏《常识》对美国革命的贡献，但在内心深处从未将潘恩视为同类。一个无论在出身、教养、财富、学识和政治经验方面都无法与同代精英人物相提并论的人为何能够写出《常识》《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和《土地正义论》，而这些写作为何又能在北美和欧洲收获众多的读者，并深刻地影响了多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这一切在亚当斯看来都是极不可思议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一个光怪陆离、令竖子成名的时代，为此他宣称，这个时代绝不是一个“理性时代”，而是一个“潘恩的时代”。

亚当斯的讽刺与挖苦不无道理。按十八世纪的标准，潘恩无论如何都不具有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的背景与条件。他没有华盛顿、杰斐逊的财富（包括奴隶财产），没有亚当斯、汉密尔顿的教育背景，也没有富兰克林的秉性与睿智，更缺乏其他“建国者”所拥有的政治经验与技巧。在担任邦联国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期间，潘恩曾因贸然揭露外交使团成员塞拉斯·迪恩（Silas Deane）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丑闻而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在参与宾夕法尼亚地方政治时，他在政治上与费城工匠阶层合作，推崇激进民主理念（一院制立法机构和基于纳税能力基础上的全民选举权），但在经济政策上却站在工匠阶层的对立面，与商人阶层合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面对法国革命的激进派，他公开反对处死国王，将自己变成了激进革命的敌人。因华盛顿未能在他遭到囚禁时及时伸以援手相救，潘恩出狱后于1796年写信公开指责华盛顿忘恩负义，而华盛顿则以沉默作答，与他的冲动形成鲜明的对比。《理性时代》的发表则让他在北美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最终陷入孤家寡人之境。1802年，潘恩从法国返回美国，迎接他的不再是《常识》作者盛名之下的热情，而是政党政治时代的无止境的污名化。联邦党人视他为敌人，杰斐逊共和党人也与他保持距离，最终连普通的乡村选举官也公然质疑他的美国公民身份。1809年，七十二岁的潘恩在纽约去世，参加他葬礼的只有六个人。如同他1774年来到北美时一样，他的离去也几乎是不为人注意的。

于是，潘恩在美国政治和十八世纪末大西洋革命中的大起大落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潘恩为何能够写出《常识》？他的写作为何在当时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潘恩到底是什么人——一位真正的激进改革者，一位表面激进而实际保守的机会主义者，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还是一位福利国家的预言家？更重要的问题是，后世学者应该如何评价他，他在美国和世界历史上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关于潘恩的历史写作在他去世之后就很快开始了，而且从一开始就成为一场记忆争夺战。最早的潘恩传记充斥着联邦党人对潘恩的偏见，潘恩生活中的“不良”细节（如酗酒或不修边幅）被无限放大，而他对美国革命的贡献则被忽略。十九世纪在美国兴起的对“建国之父们”的颂圣文化也将潘恩排除在外。直到二十世纪初前废奴主义者蒙丘尔·康威（Moncure D. Conway）整理出版了四卷本《潘恩全集》之后，潘恩的思想才开始得到比较完整的呈现。1945年，由菲利普·方纳（Philip S. Foner，埃里克·方纳的叔父）编辑的两卷本《潘恩全集》出版，收录了更完整的潘恩作品，并对潘恩的写作做了专业的背景介绍。如果说菲利普·方纳的《潘恩全集》开启了历史学家“重新发现”潘恩的进程，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 在1973年发表的研究《常识》的论文则关键性地推动了在美国国家记忆中恢复潘恩应有的历史地位的工作。贝林的论文是为国会图书馆召开的“美国革命的核心遗产”（Fundamental  Testa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研讨会而撰写的。他将《常识》与《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1783年《巴黎和约》并列为美国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赋予其崇高的历史地位。贝林称《常识》不仅是“美国革命中最出色的小册子”，也是“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小册子”，它的卓越不仅在于它的语言富有感染力，更在于它包含了一种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极其出类拔萃的”特质，而这种特质触动了殖民者政治意识中最敏感的神经，从而产生出革命需要的动力。虽然潘恩的观点在当时并不鲜见，但他讨论问题的方式却非常独到，迫使人们“用新的方式”来重新审视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贝林追溯了潘恩在英国的生活经历，指出《常识》表达了多种复杂的愤怒情绪，既有左翼自由意志者的极端主义，也有对英国的经济不公正和政府腐败的愤恨，还有根植于英国内战时期的改革诉求以及清教徒的道德诉求和贵格派的不妥协立场等。所以，就本质而言，《常识》“是一份针对美洲问题而写作的英国式小册子”（an English pamphlet written on an American theme），但它却深深地打动了殖民者，引发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回应，激发了后者争取独立的决心。

伯纳德·贝林

贝林的文章在方法论上带给同行一些重要的启示。他力图从潘恩的英国生活背景来探讨《常识》的思想渊源，扩展了潘恩研究和美国革命史研究的范围。在讨论《常识》为何能在殖民者中引发认同和反响时，贝林提出了一个观察，即《常识》触动了革命时期殖民地社会存在的“一种社会成分”（a social component）。至于这种“潜在的”和“难以把握的”社会成分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与《常识》的情绪发生了互动，贝林没有展开全面的讨论，只是以个别精英人生的经历为例，点到为止。或许，贝林承认美国革命具有“双重性”——即殖民地在反抗英国“暴政”的同时，内部社会的不同阶层也出现了要求获得更大自由的运动，但他不认为内部的社会革命是这场美国革命的主流。贝林的思路给历史学家带来进一步的挑战：潘恩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内容？如果说潘恩的思想是一种激进主义的话，那么这种激进主义是如何生长的呢？它又如何与当时殖民地的“社会成分”发生碰撞和互动呢？如果这种碰撞和互动存在的话，应该使用什么材料和方法从史学上来证明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方纳在1976年出版的《潘恩》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是在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来推进“重新发现”潘恩的学术进程。方纳认为，传统的潘恩研究在范围上过于狭隘，分析过于片面，只注重潘恩的生涯描述，而忽略潘恩的思想分析，最大的缺陷则是将潘恩与他的时代相分离，这样的研究无法富有深度地展现潘恩对美国革命和十八世纪大西洋革命的思想贡献。他提出，对潘恩的研究需要扩展为一种对潘恩所处时代的研究，具体到美国革命而言，就是要追踪和分析潘恩与“一种独特类型的激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呈现潘恩与革命时代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的联系。他同时认为，潘恩研究应注重讨论潘恩的写作所产生的影响力，关注潘恩如何通过“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制造了一个“大规模的读者群”，建构了“政治国民”的问题。方纳特别强调，潘恩研究要接受潘恩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的事实，要能够解释他的思想与运动为何会出现自相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而承认潘恩的不足并无贬低他的意思，反而凸显出他的真实。这些思考构成了《潘恩》一书谋篇布局的基本路线。

方纳的《潘恩》不是一部传统的潘恩传记，而是一部用传记的框架写出的潘恩思想演进史。方纳将潘恩的生涯分成三个阶段：英国阶段（1737-1774）、美国革命阶段（1774-1787）和欧洲革命阶段（1787-1802）。英国和欧洲阶段分别占第一章和结尾一章，位于两者之间的五章（第二至第六章）是本书的重点，集中讨论潘恩与美国革命的关系。在叙事的处理上，方纳以描述和分析潘恩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和激进主义世界观为主线，通过潘恩对具体政治事件的参与，展示他的思想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读者从这样的布局中，既可了解潘恩人生的全部轨迹，也能深入了解潘恩与美国革命的关系，以及美国经历如何影响了潘恩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与贝林一样，方纳对潘恩的英国经历十分重视，也不否认英国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对潘恩的激进思想的影响，但他比贝林更强调英国生活的开放性。潘恩对启蒙思想家和英国反对派写作的接触，对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的崇尚都影响了他的政治信仰。潘恩的精神世界也并不只是充斥着贝林所说的愤怒，同时带有希望出人头地的雄心。在方纳的描述中，对旧制度的痛恨和对自我完善的追求，是潘恩移民北美的主要动力，也成为潘恩式激进主义的两条底线。所以，当他来到北美这块“友好的土地”时，他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怀揣着“激进主义”的种子。

费城对潘恩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孕育和《常识》的写作都非常重要。方纳用整整一章来描述独立前的费城，尤其是那里拥有的快速生长、政治独立，并具有高识字率的工匠阶层。随着抗英斗争的展开，工匠阶层积极参与反印花税和反进口等抵制活动，并通过加入民兵组织，将政治参与从“聚众活动”转向“组织化的政治”。这一背景描述是为潘恩随后的《常识》写作和对地方政治的卷入做铺垫。方纳在这方面显然受到英国新劳工史学家E. P. 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研究的启发。

在对《常识》的解读与分析方面，方纳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潘恩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理念的分析上，并引入了与其他美国革命领袖的共和思想进行比较的视角。方纳认为，《常识》的成功不光因为它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更是因为它是同时针对不同阶层和不同背景的殖民者而写作的，所以其成功反映了“一个人与他所处的时代、一位作者与他的读者之间的完美结合”。方纳对潘恩的共和主义观的分析是全书的精华之一，也再度展现了他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技巧。在方纳看来，潘恩的“共和主义”不是一个严谨的哲学定义，而是一套政治目标和政治期盼——争取社会和政治平等，废除君主制和特权体制，提倡美利坚民族主义，对商业的美德和经济增长充满信心，正是因为它包含了多元的诉求，所以为动员和团结不同阶层的殖民者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共识基础，也成为《常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对于麦迪逊注重对联邦政府权力设置、平衡共和体制下不同利益的共和思想而言，潘恩对共和主义的期待过于“乌托邦化”了，对维系不同利益的和谐一致抱有过高的期待。与杰斐逊拥有的基于英国乡村党共和主义之上的视野相比，潘恩更着眼于基于财产拥有之上的独立，将商业发展视为一种进步的力量。因深受牛顿科学观的影响，潘恩相信人类社会也始终遵循一种不可更改的自然秩序，而政府作为一种人为的产物，对经济的干预只会扰乱原本自然和谐的社会秩序，导致竞争和压迫。经过这种细致的讨论，方纳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潘恩的共和主义思想体系；他似乎在暗示我们：只有在懂得了潘恩共和主义观中多种成分并存的事实，我们才能理解他的不一致和自相矛盾的原因所在。

在第四、五、六章中，方纳通过三个具体事件展示了作为共和思想践行者的潘恩的经历。1776 年制定的宾夕法尼亚州宪法是十三个州中最为“民主”的，因为它建立了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并将选民资格放宽到所有能够纳税的人（奴隶、契约奴和无能力纳税的穷人不包括在内）。潘恩没有直接参与宪法的起草，但领导制宪的“费城激进派”与他保持密切联系，采用了《常识》中建议的政府建制（拥有很大权力的一院制立法机构），所以他实际上扮演了“醒目的角色”。如果说潘恩在政治参与问题上坚持的是更为“激进”的立场，在1779年宾州的物价控制问题上，他却被迫在传统“道德经济”原则（主张为了公众的福利，政府有权控制物价）和“市场自由”原则之间选边站队。潘恩最终选择以超越派别利益的方式，一方面参与制定降低物价的方案，另一方面避免谴责操纵物价的商人，而将各州滥发货币视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围绕北美银行（一家由商人和银行家组建的，但负责为联邦政府的运作筹集资金的私人银行）合法性的争论中，费城的工匠阶层产生了分裂，潘恩明确选择站在商人和银行家利益一边，反对政府废止银行的宪章，支持银行的存在和运转。方纳认为，在这件事上，潘恩与代表商人利益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虽然是“同床异梦”的合作者，但两人在推进联邦事业方面所分享的共识大于两人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不同意因此事将潘恩划归到保守派或机会主义者一边。相反，方纳用潘恩共和思想中拥有多元成分（共和主义、政治平等、强大的中央政府、鼓励商业和经济扩张等）来做解释。这些不同成分的共和主义思想有的时候会出现矛盾，前后与主次的排序不同，但总体来说，它们是能够兼容的。潘恩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一致和矛盾，正好印证了他的思想是在不断演进，不断根据环境而变化和调整的。

1787年，五十岁的潘恩离开费城，前往欧洲，寻求欧洲科学界对他设计的拱形铁桥的认可。他没有想到，这次重返欧洲的旅行会将他带入法国革命的风暴之中，并激发他写下三篇与《常识》齐名的作品——《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和《土地正义论》。方纳在结尾一章里用精炼的笔调勾画了潘恩在欧洲十五年的活动与写作，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到潘恩的共和主义观的变化。看得出来，方纳最初可能打算写一部潘恩思想的全传，但正如他“再版序”中提到的，他写完美国革命部分之后，篇幅已经很长，出版社认为这一部分已经构成了一本书的内容，而且赶在1976年出版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纪念《常识》发表二百周年。也许因为如此，方纳称《潘恩》一书只是一种重构潘恩思想的“早期的企图”。

即便如此，方纳在最后一章中对几个重要问题做了极有见地的探讨，包括为什么潘恩的共和思想能够在美国革命时期引发共鸣、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在英国和法国革命中却遭遇了一波三折的命运；为什么美国革命的模式无法被复制到英国或法国；为什么作为跨洋激进派的潘恩在法国成了一场更为激进的革命运动的牺牲品。方纳的解释是：作为小册子的作者，潘恩在推翻旧制度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最大、最关键，也最有效，因为他能够对旧制度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能够提供必要的政治话语，但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革命发生的紧急时刻（exigencies），从“个人性格及思维习惯”来看，潘恩并“不适合应对和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潘恩的共和主义无法在欧洲复制是因为欧洲——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并不具备北美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内部并不存在一场即将爆发的民族独立斗争，英国社会内部也没有北美殖民地那样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事实上的“政治自治”的实践，更没有一个在费城政治中表现活跃、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力量相对集中的工匠阶层。相反，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根深蒂固，特权制源远流长，渗透在国家权力体制的每个层面和每个角落，制造出一大批特权利益的享受者，激进劳工力量还没有机会形成与专制体制抗衡的组织化力量。潘恩在法国的失败则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他不懂法语，又是外国人身份，社交范围局限在为数不多的讲英文和亲美的法国人小圈子内，因而缺乏与底层群众接触和沟通的机会，这阻止了他与真正的无产者阶层进行交流和合作，而后者应该是潘恩在法国的“天然支持者”。此外，法国革命的情况更为复杂，除了反王权、反贵族、去基督教化等国内的层面，法国还面临来自外部的战争困扰，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更是潘恩无法应对的，所以，潘恩能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但潘恩的欧洲经历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失败。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英国激进改革和法国革命的参与，潘恩的共和主义思想得到修正，他的激进主义的范围得到扩展。他在《人的权利》中将“共和制政府”重新定义为一种“为公共利益而建立和组成的政府”，并提出共和国是“一位（提供）社会福利的使者”（an agent of social welfare）的思想。方纳认为，潘恩的这种共和思想激发英国的激进劳工运动提出更具体、更激进的改革主张。《理性时代》的写作则将潘恩的激进主义从政治领域推进到宗教领域，从对王权的批判推进到对基督教及其所制造的迷信、愚昧和权力垄断的批判。潘恩的贵格教背景和对自然神教的推崇对他写作《理性时代》当然是有影响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法国革命中去基督教化的运动给他带来的冲击。正如方纳指出的，就理论的原创性而言，潘恩的写作与其他的自然神教信仰者（如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相比并无二致，但因为他的语言带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愤怒，对基督教竭尽讽刺与嘲笑，使得《理性时代》成为当时反基督教的最有力武器。然而，当他返回美国的时候，《理性时代》却将他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之中，那个曾经为他的反王权激进主义所激发的国家（美国）决定抛弃他的反基督教激进主义，选择拥抱正在来临的“第二次大觉醒”所带来的宗教复兴主义作为改进社会和批判社会的武器。

《理性时代》

《潘恩》是方纳在四十七年前发表的著作，在今天读起来仍然带给我们多重意义上的启示。首先，它重新解读了潘恩之于美国革命、美国建国和美国早期史的意义，用当时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证实了美国革命具有的“双重性”，以细腻和精湛的史料研究呈现了在费城出现的“内部革命”，展示了革命时期多种不同的“共和思想”的并存与博弈，创造了一个思想史、劳工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交叉结合的研究典范。其次，方纳以极富同情之理解的立场为我们展示了潘恩作为美国和十八世纪末大西洋政治世界第一个真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了启蒙时代位于社会底层的潘恩在社会产生巨变的时候，如何积极思考，如何抓住机会创造出新的政治语言，如何及时地将新的共和主义的价值观普及到普通民众之中。潘恩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简单地复述或转录他人的思想，而是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观察来创造新的思想，用新的政治语言从读者中创造一批改革旧世界的支持者。最后，方纳有力地恢复了潘恩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积极的、共和主义的“激进派”（Radical）的形象，并赋予“激进主义”（Radicalism）以正面的解释。作为“激进派”的潘恩，不仅思考变革，而且也努力将变革的理念付诸实践。他不仅是思想和观念上的激进派，也是行动上的激进派。正如方纳指出的，潘恩不是当代意义上的激进派，他要摧毁的旧世界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君主制、贵族制和世袭权威等。用政治学家艾萨克·克拉姆尼克的话来说，“潘恩的激进平等主义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并为之服务的”。（Paine's radical egalitarianism served, and was bound up with, the interests of bourgeois liberalism.）然而，十八世纪末的革命时代是我们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进程，潘恩式的“激进主义”——敢于对旧世界、旧制度和旧思想说不，敢于对现行制度进行持续的批判，对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始终抱有信心——是留给人类文明的重要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这种激进主义也没有过时。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借用历史学家格林（Jack P. Greene）的话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潘恩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