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41集团军老兵回忆：我们的芳华，在文工团也在战场

作家冯骥才说：历史不是他者，它已是你生命深处的一部分。

廖胜辉如今用的微信头像，还是上世纪70年代他在广州军区41集团军文艺宣传队时照的一张黑白照片，从来没有换过。照片上的他只有19岁，笑得无忧无虑。不久前，在他的微信群里，《芳华》如同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波澜。有的战友颇有意见：“我们那会儿是善良的，并不像影片里描绘得那么阴暗。”有的战友喜欢这部电影：“影片里提及一些丑陋现象，但总的基调还是温暖的，唤起了人们对于军人的关注。”

看完电影《芳华》，廖胜辉一宿没睡着，满脑子想的都是过去的事。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从1969年的普通战士，到2007年在原总装备部北京军事代表局政委的职位上退休，廖胜辉在部队服役将近40年。他曾随文艺宣传队四处演出，用歌舞诠释军人的浪漫情怀；也曾远赴西南边境浴血奋战，在炮火硝烟中目睹战士们的英雄气概。

这些天，战友们正张罗着举办一场聚会——他们的青春远去了，但芳华永留心间。

01

“花儿与少年”

文工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部门，这就是文工团的萌芽。抗战开始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文工团，成为较早以艺术活动为主的军中专业性团体。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的人员规模有所扩大，工作模式逐渐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立，原先部队中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统一纳入文工团编制。文工团成员，有的从民间文艺团体选拔而来，有的直接从部队抽调而来，廖胜辉属于后者。

我出生于1952年，在北京长大。父亲是位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69年1月7日，正当同学们奔赴延安等地的农村插队时，我南下广东湛江参军了。当时，我还不到17岁，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学生，属于“老三届”。那时候参军可荣耀了，比考上清华、北大还光荣。

参军之初，湛江鸭乸港有一项围海造田工程，我们部队和各地来的大学生参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卸沙子。一船沙子有30多吨，沙子卸下来就装进沙袋，每袋200斤左右，装完往背上一放，一趟趟运到岸边，用来建堤坝。4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卸了50多船沙子。

我在中学时学过手风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记得有一次，团里组织文艺晚会，我参加演出，拉了一首曲子，调子用的是王洛宾的《花儿与少年》，中间有一段四三拍，是舞曲一样的节奏，既活泼又优雅。当时，这首歌的作曲者王洛宾被打倒了，他的作品不能公开演奏，我就把乐曲的名字说成《牧民热爱毛主席》。

一曲终了，大学生们掌声不停，不让我下去，我只好行了个军礼，再拉一遍。第二遍过后，他们还是不停鼓掌，我只好拉了第三遍。这说明，大家对《花儿与少年》这种乐曲带来的浪漫感受太向往了。不过，那些流传更广的爱情歌曲，如《红莓花儿开》，我就不敢擅自演奏了。

会拉琴，再加上我普通话比较标准，又会写点文章，很快就被连队安排去做宣传工作。

1969年10月，我们部队从广东湛江移防广西柳州，我也正式进入我们团的宣传队。那个年代的军队文艺工作团体，在集团军及以下级别的部队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在大军区叫“文工团”。大军区的文工团外出表演时，战士们也常叫他们“宣传队”。

在团宣传队，我先是自己听唱片，然后把唱片编成简谱，琢磨完谱子后，再用手风琴练习。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出了本教材——《作曲》，大概有砖头那么厚，我用半年时间把书读了一遍，还把练习题做完了，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哈哈！我编写了几十个节目，有小歌剧、小话剧、快板诗等形式。

好多战友是江西、湖南来的，他们经常哼起家乡的小调。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能注意到其中一些细微差别，写歌时就抓住不同地方民歌的特点，再把那些经典旋律稍微改造一下，写进自己作的革命曲子里。这些歌曲可受欢迎了。我的手风琴技艺也突飞猛进，基本达到了专业水平。

02

一句“亲爱的”把我吓了一跳

上世纪70年代是解放军员额最多的时期，曾达600多万人。这一时期，部队文艺演出团体数量多、编制多、人员多。各级文工团对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少会唱歌、跳舞、拉乐器甚至翻跟头的中学生，都被特召入伍。1970年4月，廖胜辉由团宣传队转入41集团军宣传队。

我们的军宣传队总共有四五十人，不算多，集团军里的战友差不多都认识我们，我们算是明星了。我身高184厘米，一提到“拉手风琴的大个子”，战友们都知道是在说我。

当时节目单里有《红色娘子军》《快乐的女战士》等器乐小合奏，这些曲子都非常受欢迎，常常返场演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都不假，一个节目要练好多天。我们和其他战士一样，也是听到起床号响就得起床。不过我们不用跑步出操，也不用站岗，而是在练功房一遍遍地下腰、踢腿、吊嗓子。我仍然负责手风琴演奏，还给舞蹈队的训练伴奏。

在训练之外，少男少女之间自然少不了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有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浪漫。“文革”期间，部队里谈恋爱是很犯忌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身边还是出现了三四对情侣。他们悄悄跑到附近的甘蔗地约会，一般我们不会去揭发，甚至帮他们打掩护。

这些情侣一旦被发现，后果很严重。我们宣传队有个女孩歌唱得很好，人也漂亮，和一个男孩好上了。指导员接到举报，带着一帮人把他们堵在了甘蔗地里，最后那个男孩被宣传队开除，回老家了。

部队组织到山区野营拉练时，我认识了一个高挑的部队女护士。每次相遇，她总是多看我两眼。有一次，她走到我旁边说：“你背手风琴太累了。”我点点头，心里很感动。因为山里走路很热，走到半道就得脱掉棉衣，这个女孩子索性帮我拿着。后来她总帮我抱着棉衣，跟我并排走山路。

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写了一封信，前边大部分内容都是些正常的问候，但是最后突然冒出来一句“亲爱的”，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想法，一看完信就赶紧把它烧了。后来我们就慢慢失去了联系。

一年多之后，我觉得“吹拉弹唱”不利于进步，还是到野战部队更能得到锻炼，就主动提出离开宣传队，又回到了连队，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先后担任了班长、排长、连队指导员等职务。

但我并未从此远离宣传队。随后的几年里，我前后4次借调到军宣传队帮忙，通常一到两个月，有时3个月，工作内容还是文艺创作和拉手风琴。有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在广西桂林奇峰镇的某师部大礼堂里，我们几千名官兵迎候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访华团。在演出的最后，我们同台合唱《国际歌》，全场掌声雷动。

“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当时，我身边有一个叫李志鹏的节目编剧，被要求在节目里加入“批邓”的内容，他拒绝执行，还为此和一名领导起了争执。这名领导把李志鹏批了一顿。戏剧化的是，没过多久，“四人帮”垮台，那名领导反被批评了。

03

战场的血色与亮色

宣传队属于部队业余演出团体，文工团则是专业的。文工团的正式演员是干部，宣传队的业余演员是战士，随时准备上战场。1979年初，在中国西南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为增强兵力，41集团军宣传队在战前解散，队员补充到前线作战。原先从连队调到41军宣传队的，回原单位；一入伍就在41军宣传队的女兵，则被派到了前线卫生所。这时，廖胜辉已是一名连队指导员。在前线，他遇到了以前在军宣传队的队友。

1979年的出境作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战争。巧的是，我父亲也曾于上世纪60年代在这里参加抗美援越作战。我在部队里算是干部子弟，有的战友不喜欢这类人，觉得这代表着娇生惯养，所以我非常忌讳他们提这个词。

这也鼓励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当时有一些所谓的“干部子弟”临阵脱逃，战前突然被调到了其他工作岗位，实在是给军人丢脸。我觉得，作为一个军人，首先就要有担当，干部子弟更要以身作则，为国家安定做贡献。我告诉我们营的全体战士，特别是干部子弟，临阵脱逃者严肃处理。

上战场时，我们营的很多士兵斗志昂扬，边行军边唱歌。可上了战场不久，就看到一排排的担架往回抬，上面都是我军的伤亡官兵，血肉模糊。那些唱歌的战士一下“熄火”了，整个部队迅速安静下来，默默行军。

我们也曾遭遇敌军特工队的袭击。他们长得跟广西边境的老百姓很像，一不小心就混到我们的民兵队伍里了。有一次，七八名敌军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我们用手电一照，他们就躲了起来。突然一个人被我方战士击中，我们营的一名排长听到枪声就探出身来想看看，立即被敌军子弹击倒了。我过去扶他，一摸后脖子，血都是热的。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好战友李江生的牺牲。他上战场前刚刚结婚，妻子是福州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子在骑自行车时，腿抬得特别高，一看就是跳舞的。作战期间，李江生和战友前去清剿一个山洞，敌方用火箭弹袭击了李江生一行的车辆。李江生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遇袭后他让司机赶紧跑，自己留下来指挥撤离。没多久，他就被枪弹击中牺牲了。

战后，李江生的母亲到烈士陵园祭奠他，他的新婚妻子给他献上了一个毛线织的花圈。当时毛线可是稀罕物。此后，他母亲每年都到广西的烈士陵园祭奠儿子。这位英雄母亲，当年丈夫在渡江战役时牺牲，遗腹子就是在江边出生的，所以叫“江生”。李江生的故事激励着我，有他这样的好战士，我军何愁不胜。1981年，我又一次参加西南边境作战。后来，我把李江生的故事写成了小说，现在还常拿出来翻翻，回想那段峥嵘岁月。

战场上有血色也有亮色。广西的很多少数民族女孩子都想嫁给我们的战士。她们的表达方式就是唱歌给战士听。就这样，我们营成了好几对。

参战前，我已经二十好几了，开始有了谈恋爱的想法。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她是一名法语翻译。1978年的秋天，我们在北京见了3次面。当时正赶上改革开放，我觉得法语翻译这个职业将来有前途，比文工团的女孩子更稳定。回部队后，我跟她通过几次信。我母亲还送给她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我还给父亲留了封信：“假如我在战场上死了，我的东西都留给这个姑娘。”

不过我们没能走到一起。因为没等我回到北京，她就在1979年4月写信和我断绝了关系。战友们替我打抱不平：“女孩子不是都往解放军怀里靠吗？她怎么反了？”我不怪她，她或许是出于对战争的紧张，加上当时陆陆续续有伤残兵回到北京，她的顾虑可以理解。

战争结束后，我和父亲在柳州见了一面，喝了不少酒。我们是两代军人，谈到了战争和生死，也谈到了国家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都为自己肩负过保家卫国的重担而深感自豪。当时，我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现在看来，那真是意义重大，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04

我的侄女也在文工团

上世纪80年代后，解放军经历了多次精简整编，部队文工团也压缩了编制。1980年12月，总政文工团撤销，所属团队分别改编为独立的总政歌舞团、总政歌剧团、总政话剧团，均直属于原总政治部。武汉军区、福州军区、昆明军区撤销，所属文工团一并撤销。和平年代，当年的战友各奔东西，但廖胜辉和他们一直没有失去联系。

战争结束后，文工团几经变革，我们这批战友的发展也各不相同。举几个例子吧。我们41集团军宣传队有位军旅作家，笔名雷铎，写出了《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从悬崖到坦途》等著名的战争题材作品，写的都是我们经历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不久前去世了，只活到60多岁，是我们这批战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很多战友前去悼念他，都哭成了泪人。还有一位廖宗怡，是41集团军宣传队的美工，他当年的代表作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军宣传队解散后，他来到我所在的营部，我们共同作战。1985年，他去了《解放军报》美术组当组长，后来又回到了广州，到一本名为《花城》的杂志当美术编辑。如今，年近八旬的他已经是岭南画派的老画家。他以战争为题材创作的绘画作品，我至今还珍藏在家里。

也有一些战友投身商界，追赶改革开放的大潮。对越自卫反击战过后，跟我一起在宣传队里演奏乐器的罗章才，原本转业到了广东省惠州市文化局，后来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受到了处分，索性下海经商，去深圳贷款拿地。如今他是深圳的一名房地产商，业余还玩玩摄影。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个18岁的新兵跟着我当通信员。不久，有人告发他作风不好，常把部队的书偷到自己的宿舍里，还带着我前去查看。我一看，果然有几本书在抽屉里保存着，书上还认真做了笔记。我觉得他的求知欲可贵，需要保护，就说：“鲁迅先生讲了，偷书不算偷。”帮他挡了处分。后来，他写出了《连队指导员做战士思想工作一百问》，寄给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报刊。编辑一看，如获至宝，觉得特别贴合战士的思想实际，于是据此写了一份内参。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看到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我的这个通信员因此被授予“模范思想工作骨干”的荣誉称号。如今，他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

至于我，后来的工作以写机关文件为主，给三任总参谋长写过讲话稿。工作期间，我接触了一些律师，对法律产生了兴趣，于是自学通过了司法考试，又去中央党校读了3年的法学在职研究生。退休后，我当了一名律师。

刚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我写的文书还带点文学色彩，同行都感到奇怪：“你的文书里怎么还有形容词啊？！”现在，从事律师这行的时间久了，逻辑思维逐渐占了上风，年轻时那种丰富的感性思维已经没有了，哈哈。

不过，在宣传队用过的手风琴，至今仍在我家里挂着，有时我还会拿出来拉一拉。41集团军后来又成立了军乐队。2004年，新队员和我们这些老队员在广西柳州聚会。因为室内空间小，我们干脆就找了块空地，冒着小雨举行了一场露天同台演出。老队员们大多年迈，表演的主要是诗朗诵和唱歌。我和年轻的手风琴手合奏了曲子。拉着琴，看着这些年轻人，我仿佛回到了那些美好的往昔岁月。

2015年，习近平主席宣布裁军30万，军中的文体单位再次服从军事改革的大局，接受裁撤。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文工团“被撤编”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文工团的光环正在慢慢褪去。我并不为此感到惋惜。任何事物均有始终，今天的世界已大不同于以前，思想交流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丰富多彩，文工团传递信息、鼓舞士气的方式也要相应变化，缩编减员在情理之中。

当然，过去我军的文工团、宣传队，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功劳值得铭记。老一辈演绎的《放下你的鞭子》《白毛女》，我们这一代表现的《红色娘子军》，后来年轻一代在抗洪抢险中创作的《为了谁》等等，激励了我军一代代将士的士气，抒发了一代代军人各具特色的爱国情怀。这些作品融入了新时代的民族性格之中。

我仍然鼓励晚辈从事这份职业。从12岁起，我的小侄女就开始学习跳舞，现在是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文工团舞蹈演员。别看她是个“80后”娇美姑娘，她也和战士们一样，无数次上高原、登海岛、赴边关，正在把她的芳华融入祖国的国防事业。

如果你问我，电影《芳华》给我这个打过仗的文艺兵什么感触？我的答案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的青春都灿烂过，也痛苦过，否则怎么叫青春呢？每一代人的命运都随时代起伏过，颠簸过，否则怎么叫命运呢？无论是哪一代人，都有值得留恋和回味无穷的芳华岁月。

（原题为《41集团军老兵回忆：我们的芳华，在文工团也在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