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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聪:我讲几个笑话,你别哭
盲人蔡聪讲话逻辑清晰,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幽默。
与他聊天,你不会想用“身残志坚”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也不必保持小心翼翼的“礼貌”。
这也是他一直倡导的:残障只是一个人的特点,并非是一种缺陷,过分尊重与漠视,都是一种歧视。
蔡聪身上有股独特的力量感,那是一种持久的耐性。过往的这些年,他在黑暗中探索光明,如同一位斗士,四处奔走,维护残障人士的权益。
2022年6月的一天,我们去到了蔡聪位于北京房山的家里,见到了蔡聪本人,以及他的家人——同为视障者的妻子肖佳和他六岁的女儿蔡孟熙。
女儿的眼睛,很明亮。
开门的是蔡聪的女儿,蔡孟熙。
小姑娘今年六岁,皮肤是小麦色。眼睛圆圆的,又黑又亮,带着一丝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来访者,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
蔡聪站在女儿的身后,36岁的他与女儿一样,是一张娃娃脸的模样。
讲话时,他的嘴角始终挂着微笑,左眼球会随之上下转动,这只眼仅有0.01的视力,有一点光感。而右眼则做了眼球摘除手术,换上了义眼。
蔡聪女儿蔡孟熙展示她的画作
由于疫情,自2020年以来,蔡聪的工作便几乎都转为线上办公。
在书房里,他与妻子肖佳并排坐在办公桌前忙碌着。二人面对电脑,保持着相似的姿势,上半身微微前倾,分别专心“听”着,从各自手机和电脑里,传出来的一串串语速极快的机械式女声。
肖佳熟练地敲击着键盘,读屏软件会朗读出屏幕上的信息,语音速度被加快了若干倍,普通人很难听懂。
肖佳演示盲人如何使用电脑
五年前,31岁的蔡聪作为第四季《奇葩说》的辩手,走入大众的视野。
在《奇葩大会》的选拔环节,他拿着一根红白相间的盲杖,穿着一身灰色西服,走上舞台。上场前,工作人员询问他,会不会紧张。
他回答道:“不会,我根本看不清台下有没有人,现在是‘目中无人’。”
上台后,蔡聪用轻松幽默的语气,做了一段主题为《世界上不该有残疾人》的演讲。短短的7分钟里,他回顾了自己失明后的经历,也刷新了大众对残障人士的认知。
与往常看到的“残障”主题演讲不同,蔡聪的讲述里既没有身残志坚的情怀,也没有命运多舛的悲情,他只是想告诉大家:
“伤残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是一个人的特点而非一种缺陷。”
蔡聪《世界上不该有残疾人》演讲
“如果当初在我遇到残障这件事情的时候,周围的环境不是告诉我,你完蛋了,而是告诉我,其实你的人生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
如果更多的和残障有关的家庭,他们在遇到残障的时候,能够知道这些的话,那么他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蔡聪向大众发出提问。
改变偏见,这是他参加节目的初衷之一,蔡聪告诉「最人物」:“我想打破大众对残障的刻板印象,走出去和主流对话,而不是一直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
在外界眼里,按摩似乎是盲人的“群体性命运”。而蔡聪则试图告诉大家,除了按摩,盲人的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
1986年,蔡聪出生于湖北荆州沙市。
10岁时,他被检查出药物性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那一年,周围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聪明的小孩,这辈子完了。
在经历各方求医无果后,抱着“能混一天是一天”的心态,蔡聪重新回到学校,不料第一次考试,就考了第一名。
蔡聪一下又变成了“别人家孩子”。老师在教育其他同学时,经常用他做例子:“蔡聪都这样了,学习还这么好,你们一个个有手有脚,眼睛还好,不觉得惭愧吗?”
初期听到这样的夸奖,蔡聪暗自得意。但时间越久,思考越多,他越觉得不对劲,“这意味着别人对你的期望值很低,觉得你都看不见了,还能这样。”
蔡聪在书房工作
读到高中,已经无法看清字的蔡聪,成绩并未受到影响。这既得益于老师和同学帮他阅读书本和试卷,也源自他内心对知识的渴望。
2004年,学校帮成绩优秀的蔡聪向省教育局,申请以人工读题的方式参加高考,最终未能成行。在当时,没有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先例。
(注:从2015年开始,我国视力障碍考生可以通过盲文试卷、大字卷、专人引导等多种方式,和普通考生一样参加高考。)
听到这个消息,蔡聪一度很绝望。迷惘之际,父亲无意从杂志上了解到,国内有两所学校可以通过单考单招的方式招收盲人学生,但只能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
从未接触过盲文的蔡聪,很快学会了盲文。
可盲文班的老师告诉大家:大部分学生在学会盲文后,将来都去做了按摩。蔡聪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是要去上大学的人,和其他人不一样。
2005年,蔡聪如愿考上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针灸推拿专业。
就在蔡聪对未来充满期待时,老师又告诉他们:“以前盲人只能乞讨、卖艺和算命,现在你们可以上大学,将来可以做按摩,已经很不错了,不要有其他不切实际的想法,要常怀感恩之心。”
蔡聪家种植的红薯藤
外界对盲人的态度始终是消极否定的。失明后的很多年里,蔡聪一度认为,看不见,是自己的问题。伴随着内心的彷徨,他短暂地接受了盲人只能按摩的命运。
实习时,蔡聪找了一份按摩店的工作,过着“宿命般”的重复生活:给客人按摩,按完以后坐着等待,直到下一位客人到来。
某天坐在店里等待客人的间隙,蔡聪突然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没和任何人商量,他逃一般地离开了按摩店。
毕业后,身边绝大多数同学都主动或被动走入按摩行业,蔡聪则选择成为一名待业青年。
蔡孟熙介绍她的画,左上角是警察叔叔在饭店,边玩手机,边等待上菜
就在蔡聪默默抵抗命运之际,他受到了命运的眷顾。
在家上网时,蔡聪看到了「一加一」公益组织在招聘视障实习生,这是一个残障人自助公益组织,致力于残障人士的技能培训和多方向就业。
蔡聪立马投递了简历。面试题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非诚勿扰》举行残疾人专场相亲会,你会不会参加?蔡聪回答:“当然不会啊。专场相亲会本身就是对残疾人的一种歧视。”
他的回答与「一加一」想要传递的残障主张,不谋而合。
2010年,蔡聪从家乡湖北来到北京,走上了残障公益的道路。今年,是蔡聪来到北京的第12年。
目前,他是「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有人公益基金会」的残障项目总监,也是哈佛大学残障项目培训师和非视觉摄影师。
他所在的公益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成为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注册的残障媒体,培训出中国第一批盲人速录师。
蔡聪喜欢多啦A梦。
采访当天,他穿着一身白色的居家服,上面印着多啦A梦的图案。他觉得自己和多啦A梦很像,机器猫“伸手不见五指”,而他则是“目中无人”,本质上,他们都有着“残障”这一特点。
在遇到困难时,多啦A梦总是可以从口袋里,掏出各种万能道具;蔡聪也是,为了让残障群体真正融入社会,他没少做各种尝试。
蔡聪穿着多啦A梦的衣服,接受采访
这么多年来,蔡聪一直在督促各大企业改进电子产品的无障碍功能,让视障者可以顺畅使用读屏软件、导航等各种手机辅助功能。
曾经,他召集过1000个盲人给某著名国产手机品牌写信,要求改进手机无障碍设计。经过不懈的努力沟通后,最终厂家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但多数情况下,在与各企业和开发商沟通的过程中,蔡聪得到的反馈都是:我们现在还是小厂,等我们做大;等我们有时间和精力了;等我们……
很多企业把残障群体当成是需要额外付出精力和时间的一类人,却没有看到无障碍支持是一个市场。
在蔡聪看来,当一个产品,普通人能用,老年人能用,残障者也能用,才是一个好的产品。在国外,如果一个APP没有无障碍功能,会被定义为是一个不完善的应用。
“这不是献爱心,而是技术上的规范。”他强调。
残障领域的话题,经常容易被爱包裹。“总会有企业宣传,这是为了你们残障群体,为了爱,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态度。”蔡聪告诉「最人物」。
经常有朋友劝说蔡聪,你不要老是与人家争辩,你要哄着人家去做,不然连献爱心也没有了。
但蔡聪始终认为,还是要把逻辑讲清楚,“要不然,万一他哪天不爱了怎么办?你的命运,最终只能交托于他人的决定。”
《裂痕》蔡聪摄
不经意间,发现了裂痕,回想,恍然,原来它早已在那里,只是没有在意,直到触及时,再也无法弥补。
他鼓励视障者拿起相机拍照,进行非视觉摄影。
摄影和盲人似乎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很多人对此发出质疑,“盲人也可以拍照”?当看到一些照片是模糊一片时,就会发出“果然如此”的评价。
蔡聪意识到,盲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被否定的环境里,这种否定让很多人没有勇气走出家门。
通过非视觉摄影,他想帮助伙伴们去学会表达自我,相信自己。“虽然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样,但同样是有价值的。”
失去视力,不代表失去了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
《起点&终点》蔡聪摄
这里,是我每天工作的起点,也是终点。忙碌中,你我也许曾经擦肩,不曾留意彼此。其实,我们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员,一样的一员。
从事公益类工作,收入很少,但蔡聪始终饱含热情。有时,他也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不去做一些简单又适合谋生的事情。
自从上《奇葩说》让更多人知道后,这些年,有不少出版社找到蔡聪,希望他可以写励志书籍,宣扬心灵鸡汤;也有不少节目找到他,邀请他去做励志演讲,宣传正能量;亦或是以盲人的身份,去配合表演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事情。
蔡聪一一拒绝,这些事情于他而言,很容易也很轻松,但却不是他内心所期待的。相比于心灵鸡汤,为这个群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更为重要。
这几年,蔡聪所在的组织,开设了「金盲杖奇葩成长营」项目,致力于培训视障者独立生活。
针对那些中途失明者,教他们如何使用盲杖,独自出门、如何网购、点外卖、打车,做菜等等一切生活技能。
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生活状态,重新恢复社会身份。
“只要给我们机会,残障人与健全人,没有什么区别。”蔡聪誓要打破大众对残障人生的狭窄想象。
蔡聪女儿蔡孟熙,展示自己的拼贴作品:圣诞老人
如同一个斗士,蔡聪游走于主流社会中,勇敢地为残障群体争取各个方面的权利。
蔡聪自嘲是一个“比较猥琐的盲人”,他是国内少数,也是第一批,关注「残障与性」议题的人士。
和大多数人一样,蔡聪第一次接触到“性”知识,来自初中生物课。
当学到“生殖系统”这一章时,老师不出意料地跳过了这一部分,让大家自学,这让蔡聪有些犯难。
别的同学尚且可以自己翻看课本,可蔡聪看不清书上的文字和图片,也不好意思请同学们给自己讲解。就此,对于性的求知,在蔡聪心里埋下一颗好奇的种子。
大一时,蔡聪有门专业课是《正常人体解剖学》,需要学习“生殖系统”相关内容。
为此,他期待许久。可当学到这一章内容时,和初中时一样,大学老师也给出了“自学”的指示。这让蔡聪和同学们很失落,身为专业的医学生且是成年人,却无法对人体有充分的认识。
课堂上,同学们鼓足勇气向老师提出质疑,可得到的,却是一句玩笑性的托词:
“反正你们将来又用不到。”
这句看似轻飘飘的托词,让蔡聪备受打击,也让他意识到,在社会为残障群体描绘的固有印象里:残障人士被默认为是无性的,因为看不见,所以不需要。
蔡聪演讲 受访者供图
大学时,身处特殊学校,蔡聪第一次接触到很多的视障同伴。
学校里是聋盲混住,对于听障同学来说,关上门、拉上帘子,就是一个独立自我的世界。每当有听障伙伴在晚上做一些“私密事情”时,“我们这帮看不见但是耳朵很灵敏的’老盲’就会呼朋引伴听墙根。”蔡聪道。
在听墙根的过程中,蔡聪觉得自己悲哀极了,他真正意识到,视障群体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残障遇上性,障碍重重。
在走上公益之路后,蔡聪找到了一些性教育组织,提议是否可以加入视障群体。这些组织第一反应是很诧异,接着说:“加入盲人,会不会不太好?”
“至于哪里不太好,他们也说不出来,就觉得盲人和性沾边好像就是不太好。”
蔡聪提出建议,他们自己先迈开第一步,以此来减轻其他组织的压力。2013年,在北京繁星戏剧村的礼堂,他们举办了国内第一场公开的残障与性演讲,组织残障人士分享自己关于性的故事。
《我讲几个笑话,你别哭——盲人猥琐背后的性压抑》,这是蔡聪的演讲标题,那天,礼堂有300多人,他幽默感十足的分享了在盲校的经历。
在观众们笑过之后。蔡聪说:“这些所有的猥琐背后,代表的是视障人没有人关注,没有人正确引导的性压抑。”
蔡聪《我讲几个笑话,你别哭——盲人猥琐背后的性压抑》演讲
同年,他作为主编,在中国第一本面向残障群体的读物《有人》杂志,设置了一个叫做「性趣」的栏目,介绍国内外关于残障与性的理念和资讯,并解答残障人士关于「性」的困惑。
“我看到穿丝袜的女生就会脸红心跳加速,我一残疾人,怎么也那么色呀!”
蔡聪听到过无数次,类似这样充满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提问,就连残障人自身也对自己有偏见,怀疑自己。
盲人的性教育是如此的贫乏。蔡聪记得,曾经英国BBC的一位记者来「一加一」做培训活动,培训师拿出一个安全套,让大家展开头脑风暴,进行广告创意训练。
但很多同事都不清楚安全套是什么样子,有位同事用手摸了摸产品,发出感慨,27岁了,今天第一次知道安全套长什么样子。
而另一位视障者小周,在参加完蔡聪举办的「残障与性」工作坊后,想亲自去一趟成人用品店,做一次探访,打破大众的固有观念。
他用手机导航定位到商店的位置,由于导航的精准度不够高,到了附近后,他只得询问周边的路人,商店的具体位置。
路人觉得很奇怪,反复确认:“你真的要去那里吗?”当得到小周肯定的回答后,对方快速回应,那我不知道,随后转身离去。
尽管只有10多米的距离,可小周却问了好几个人后,才到达店铺。店主见一位盲人进来,也发出既诧异又鄙夷的质疑,你来这干嘛呢?你真是要到这里吗?
小周的这次探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店家拒绝了他希望展示一些产品的请求,“我们的东西只能看,不能摸。”
“听起来像是一段奇幻之旅,但却反映了残障者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很多人觉得,你一个盲人还讨论性,这不应该。”蔡聪无奈地讲。
蔡孟熙与她的两副作品,下面的画被蔡聪用作头像,上面的画被爷爷预定。
今年,蔡聪与中国计生协合作,在西北地区推广一项以台式日历形式做的避孕指南,完善了很多对残障人士友好的小设计,如增加电子版的指南,方便视障者查询和阅读。
“希望大家不要再讲没有接触过残障人士,没能力提供服务了,我们可以给你方式和方法,但请大家至少不拒绝我们。”
在蔡聪眼里,扩张残障与性的理念,这不仅仅是一件公益的事情,也是一件关乎每个人幸福的事情。
他希望每一个残障者都有勇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2015年1月份,蔡聪与肖佳结婚。
作为一对漂泊在北京的“盲人夫妇”,他们难免遭遇信任危机。起初,他们的结合并不在双方父母的预期内。
“如果两个残障人情投意合,经常会遭到双方家人的反对。找一个健全人,比如没文化的、农村来的,才是父母心中的最好归宿。可这种想法,也是对其他群体的歧视和刻板印象。”蔡聪指出。
肖佳是国内首位盲人彩妆师和瑜伽教练
2016年1月14日,肖佳在自己24岁生日这天,生下了女儿蔡孟熙。蔡聪的朋友圈签名改成:“以后每年的1月14号,都要买两份生日蛋糕啦!”
在计划要孩子前,周围的人都发出相似的质疑:“万一孩子遗传怎么办?你们都看不见,怎么教育孩子?就算孩子视力正常,他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是盲人这件事?”
蔡聪觉得很奇怪,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残障者和健全者是一样的,只是放在残障群体身上,问题便被放大了。
夫妻二人打定主意,即便孩子生下来就看不见,他们也会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残障的人生并不是悲剧,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给孩子传递一种生活的态度。”蔡聪认为。
女儿出生后,很健康,到目前为止,视力没有任何障碍。
很多残障者家长,非常忌讳孩子提到残疾这件事情,总是遮遮掩掩。而在蔡聪家里,任何问题都可以随便问,残障相关的话题不是一个禁忌,更不是一个忧伤的事情。
他从不向女儿强调,父母看不见,等老了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在他看来,孩子有自己的人生,而他们也可以很好照顾自己。
蔡聪给女儿剥荔枝皮
环顾蔡聪家里,墙上到处都是简笔画,全部是蔡孟熙的“杰作”,肖佳告诉女儿,“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在自家墙上随便画画的。”
生活在一个视障家庭,蔡孟熙并不觉得有任何奇怪之处。她性格开朗,经常向父母撒娇卖萌,让妈妈帮她剥虾头,让爸爸帮她剥荔枝皮。
前段时间,蔡孟熙画了8幅关于盲人主题的插画。
蔡孟熙的画:蓝天白云,一个盲人站在草地上,身旁跟着导盲犬,吃着甜筒拄着盲杖。
在她的每一幅画里,盲人的形象都很漂亮,有盲杖、有导盲犬、有房车,唯独没有电视中刻板的盲人形象——总是戴着一副墨镜。
“我喜欢她眼中的我们,是那么自信漂亮。尽管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她,盲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肖佳说。
原标题:《蔡聪:我们也有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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