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王思政：关于提升上海科创能力的几点再思考

·我们的工作中心要从政策制定转向制度建立。如保障自由的学术讨论、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失败的容错机制，严格的知识产权和财产权保护制度、鼓励长期科创投入和科创收益向个人倾斜的税收制度、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市场等等。

王思政

2014年5月习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时提出，要求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8年多来，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有了新突破，科创能力有了新提升。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和学习研究，提几点在思考的，与读者一起交流讨论，以使上海能够进一步补好短板，促进科创事业再上新台阶。

1、传承复壮上海科创基因

今年是中国科创先驱徐光启诞辰460周年。徐光启被称之为中国近代以来睁开双眼看世界第一人，首开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先河。他采纳西方的科学观点，第一次提出地球是圆的。徐光启开启了中国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他主张东西交融，互帮互学，是上海海派文化的鼻祖，为上海播下了科创的种子，植入了创新基因。上海徐家汇因徐光启而得名，中国最早的天文台、气象台、图书馆和慈善学校等都建在徐家汇。今天我们纪念这位先驱，就是要传承他洞察世界大势的胸怀、开拓创新的勇气、知行合一的智慧。

2、人类科创成果开始颠覆人类知识来源

人类的知识来源，传统上一直是两大类，一类是书本知识。一类是科学实验，但是70多年前，随着计算机的发明，超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VI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的平均智商不再进步，出现了停滞，计算机带来的颠覆技术正在成为人类知识的第三大来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替代前两大来源。历史上任何一次新的工具和新的机器的发明都是延伸人的四肢，但如今电脑的发明后产生的新技术开始延伸甚至替代人的脑力。2016年AlphaGo下围棋，战胜人类顶尖围棋高手，三岁的“阿老师”超越了中国围棋发明4000年进化成果，使不少围棋大师感到不可思议。围棋有361个格子，它的计算变化复杂程度达到了10的172次方，假设一台计算机每秒计算一亿次，那么一年可计算10的17次方，一万年可计算10的21次方，一亿年可计算10的25次方。难怪美国教育界发出感叹，一切可以软件化的知识都不是知识。你懂的再多多不过谷歌，多不过度娘。这对中国人传统的死记硬背教学方法带来严峻挑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学习理念和方法上加以改变，以适应从格物致知到建物致知的大变局。

3、知识经济或创新经济时代需要新的制度配套

在这个时代，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是科技创新，但需要建立不同于工业时代新的制度配套，我们的工作中心要从政策制定转向制度建立。如保障自由的学术讨论、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失败的容错机制，严格的知识产权和财产权保护制度、鼓励长期科创投入和科创收益向个人倾斜的税收制度、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市场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套新制度的改革建设没有顺利完成。

4、强大的稳态系统不利于创新

大院大所是上海创新的主力军，为科创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些机构大多是事业单位编制，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机制，固化的工作流程，固化的人，固化的经验，成为继续创新突破的瓶颈。美国也有同样的例子，IBM公司是世界上少有的两次转型成功的企业，拥有强大的竞争力，最早提出智慧城市，进入云计算领域，然而作为一家百年企业，机构过于庞大，决策程序繁琐，组织不灵活，系统太过稳定，面对亚马逊、谷歌和阿里巴巴的激烈竞争，再次创新转型显得力不从心。近些年来，全球初创企业人均专利拥有量已超500强大企业。

5、科创人才培养坚持走国际大循环之路

计划经济非常困难的年代，我国搞出了两弹一星，总结出了“两弹一星”精神，给23位元勋颁授了国家最高荣誉。新时代科创“两弹一星”的精神仍要继续发扬光大，但我们也要尊重一个事实，23位元勋中有21位是海归人才，且以西方国家为主：美国有10位，英国有4位，德国2位，苏联2位，法国1位。如今美国拼命打压中国，尤其是科创上要脱钩，我们要排除万难，千方百计在科创人才培养上走国际大循环之路。同时要看清，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各国更需要知识共创、交流合作。芯片制造工序有5000道，基本上每一道都是卡脖子，单靠一两个国家已很难完成整个生产制造过程，美国也做不到，只有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紧密合作才能完成。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科创的发展实践需要先进的发展理念引导，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理念，立足本土，开放合作，勤劳革命加智慧革命，上海的科创一定会更上层楼。

（作者王思政，系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