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张迎红：北约“新战略概念”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原创 张迎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迎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北约具有三位一体的功能：美国争夺和维护全球霸权的工具，美欧维护跨大西洋团结的平台，维护欧洲—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的机制。今年6月29—30日，北约峰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此次峰会适逢俄乌冲突升级以及西方加大对俄罗斯全面制裁之际，同时，会上北约按计划发布“新战略概念”。由此，该峰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约峰会主要完成了“塑敌”、“强军”、“北扩”、“东进”等重点议题和议程。所谓“塑敌”就是北约在“新战略概念”中重新确定其与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关系，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重新定位，将俄、中视为北约的主要威胁来源，将俄罗斯视为“最重大和直接的安全威胁”，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提出中国崛起是影响同盟安全、价值观和民主生活方式的挑战。而在上一份发布于2010年的“战略概念”中，北约将俄罗斯描述为战略伙伴，且没有提到中国。所谓“强军”就是未来将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从目前的4万人大幅增加至30万人，2023年完成改编。所谓“北扩”是指北约正式吸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成员国从30个扩容到32个。所谓“东进”是将北约战略由欧洲扩展到亚太。北约此次峰会首次邀请亚太四国参加，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北约将自己打造成亚太区域秩序的维护者，以此彰显其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与影响。

北约“新战略概念”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北约对华政策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在政治上打击、排斥中国。不仅迫使欧洲国家，而且迫使亚太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站队，将中国置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对立面。

第二，北约对华的“印太化”战略转向。北约把自身塑造成亚太安全的维护者，采取预防性对策，影响或牵制中国发展。此次北约峰会通过“新战略概念”，将其打造成亚太区域秩序的维护者，以此彰显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与影响，向中国展示其实力、决心及行动。北约试图主导并推动其“印太化”进程，强化北约与美国“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安全联系，以此塑造针对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北约通过“全球伙伴机制”，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关系。北约目前有41个伙伴国，其中所谓“全球伙伴国”有9个，其中4个属于亚太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约主要通过在政治和泛安全领域加强与亚太伙伴之间的合作，包括在网络、新技术、反虚假信息、海洋安全、气候变化和韧性建设方面加强合作。此外，北约与伙伴国实施提升军事合作能力计划，如“伙伴兼容性倡议”“北约计划和评估进程”，旨在促进北约与伙伴国在军事行动领域的兼容性。2022年5月，韩国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成为参与该机构的首个亚洲国家。2022年6月，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访问日本，双方同意深化合作。由此可见，北约拉拢亚太国家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三，北约对华设置“泛安全化议题陷阱”。为了对抗俄罗斯，短期内北约军事力量重心仍在欧洲，在亚太地区与中国擦枪走火的风险不大。北约对华遏制主要围绕泛安全化议题，尤其是网络、太空和裁军等领域，还包括气候变化、新技术、供应链等领域，并将这些领域泛安全化，从而借助这些“泛安全化议题陷阱”推动政治集团化。北约对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能力发展表示关切，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太空领域的国际秩序。北约还认为，外太空技术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大国之间的军事能力发展，是未来军备竞赛的主要场域和载体。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表示，“面对中俄正在发展的反卫星系统，北约必须增强应对太空威胁的能力”。

北约对华干涉的局限性

第一，北约的军力主要集中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北约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干预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无论俄乌冲突结果如何，北约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仍以应对俄罗斯为主，并集中在对俄方面。目前，北约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东部防线，尤其是波罗的海、中东欧和黑海一带。同时，北约还需要应对中东地区的冲突和恐怖主义，没有多少军事力量能“抽身”到亚太地区。中东地区的反恐和移民、难民问题，仍是欧洲国家的主要关切。其次，北约以欧洲成员国为主，欧洲成员国普遍认为，北约的军事力量应该以应对俄罗斯为主，而不是远涉重洋去应对中国。

第二，北约内部对中国的评价和定位不同。在涉华问题上，美欧态度也有所不同。欧洲国家对北约此次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存在分歧，北约内部对于把崛起中的中国称为“挑战”还是“威胁”的意见也不一致。欧盟对中国的定位是三分法，即伙伴、竞争者和对手。欧洲方面也认为中欧之间虽然竞争在加剧，但是双方建立的伙伴关系仍然是中欧关系的基石和基础。即使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欧货物贸易额在2021年达到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27.5%，中国连续两年（2020年、2021年）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中欧领导人峰会后，欧盟表示将在气候、卫生等领域继续同中国展开建设性合作。另外，在俄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欧洲国家难以再有精力关注亚太地区，尤其是难以采取需要花费巨额财力和军力的大规模军事干涉行动。

第三，亚太安全框架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且结构稳固。美国及北约插手亚太安全事务，虽然可能会给部分亚洲国家提供与中国对抗的信心，但是，俄乌冲突的悲剧也为亚太国家提出了警示，如何处理大国竞争和冲突、如何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生存、小国不应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等认知也是亚洲国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THE END

原标题：《专家观点 | 张迎红：北约“新战略概念”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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