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涨价引发的伊朗反政府抗议：转嫁的经济危机回归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27日，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爆发示威游行，民众对当前低迷的经济形势和不断上涨的物价表示不满，纷纷走上街头。随后在28日、29日两天迅速蔓延至设拉子、伊斯法罕、库姆、加兹温、阿瓦士、扎黑丹、克尔曼沙赫、大不里士等超过十多个城市，30日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示威群众和前来维持秩序的革命卫队发生了肢体冲突，部分示威者被逮捕。

据路透社报道，至31日，已造成成两人死亡，十多人被逮捕，而官方表示，安全部队并未发射一粒子弹。伊朗当局表示，抗议活动是“反革命分子”通过流行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Telegram”组织的。鲁哈尼行政当局坦言，保守派是动乱背后的罪魁祸首。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Eshaq Jahangiri）称：“近日发生在部分城市的示威游行，主要是针对近期物价增长、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极少数不法分子图谋利用民众的不满给国家和政府制造混乱。”

政府方面已经在马什哈德等多个省市采取大范围网络屏蔽和区域活动管制的方式，限制群众聚集和参与公共活动，限制外媒进入，以杜绝可能诱发形势失控的可能。

2017年，是伊朗政府外交战略和地区博弈成果相对丰硕的一年，但外部影响力的扩大始终难以掩盖被“转嫁”的经济危机回归的现实问题，民众抗议恐难用“不法分子的图谋”来完全解释。

一、抗议回顾

据悉，此次抗议活动肇事始于27日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的抨击生活物价过高事件，但很快就转变为反政府示威活动。至目前，该活动已持续四天时间。期间有示威者高呼，支持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的君主制，抨击伊朗政府一味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区的运动，而对国内日益恶化的状况不闻不问。

28日，抗议由东部扩展至西部省份，至少有十多个省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中在12月1日经受6.1级地震创伤的克尔曼省抗议规模较大。BBC报道称，此次活动是自2009年以来，“伊朗民众表达不满和反抗情绪最为激烈和普遍的一次”。随着抗议的持续推进，伊朗官方和警方出动，干涉群众抗议行动，抓捕示威者，对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实行封锁。马什哈德官员日前向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Tasnim）证实，该市有52人因“毁坏公共财物、缺少抗议许可证”被捕。另一名官员则坦言，抗议活动是由“反革命分子”组织的。

抗议活动对鲁哈尼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压力。自2015年伊核问题六国签署全面核协议(JCPOA)以来，在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和国民生活方面被给予厚望的鲁哈尼未能达到预期，伊朗失业率仍维持在10%以上，包括鸡蛋在内的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在近期上涨了30-40%。29日，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针对此次抗议活动发表演讲，称“经济问题只是一个借口，而一些更大的‘目的’还在幕后”。贾汉吉里认为连日来的游行是反对派人士蓄意引发的。他警告称，启动这一运动的人并不能控制局面，最后只会“玩火自焚”。德黑兰省副省长哈梅达尼（Mohsen Hamedani）也指出，抗议活动是受到了蛊惑，抗议声音“来自国外”。

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谴责伊朗政府的逮捕行动，并呼吁伊朗政府尊重民众的示威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加塞米30日表示：特朗普言论毫无价值 伊朗民众已认清美官员欺骗的伎俩和虚伪，并称伊朗民众不会给趁机煽动抗议的美国官员及特朗普任何机会。他表示“伊朗人民不会忘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勒斯坦、也门和巴以问题上违反人权的举措，也不会忘记美国限制伊朗人入境美国和以各种荒谬的理由抓捕在美伊朗人的举动。

二、历史性的国内经济问题

此次看似突然的民众抗议游行示威行动，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积累所致。近几个月以来，伊朗境内未经许可的信贷企业和金融机构频频发生破产、拖欠工资或存款损失等问题，抗议始发地马什哈德是位于伊朗东北部的城市，因民众难以接受“高物价”，在尼沙布拉（Neyshabur）和比尔贾德（Birjand）等地区城镇举行集会。

虽然政府一直强调将抗议活动归罪于“居心不良者”，但是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确是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国内通胀率常常居高不下。尤其石油价格的波动和石油收入的不稳定造成的影响占主要方面。20世纪70年代，海湾石油产业的发展和石油国家组织的合作，石油收入为伊朗国家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巨额石油美元的涌入，高通胀率成为政府经济改革的痛点。仅1973—1977年的平均通胀率就达到了15.66%，是60年代末的5倍。当1975年至1979年间油价回落时，伊朗突然经历了经济萎缩，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迫使政府削减了部分服务。

因此，长期以来的通货膨胀拉低了预期的社会经济收益，导致伊朗社会中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相对地位偏向固化，普通民众对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预期受挫和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大打折扣。由此而来的政治不满和革命不断酝酿。

伊斯兰革命后，除了少数例外，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两伊战争期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7.8％。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1989-1997）时期平均为25.28％，截至1996年3月的伊朗一年中创下了49.4％的最高纪录。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1997-2005）在任时通胀率降至15.76％。而保守派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2005-2013）在任期间，史无前例的石油收入和大量增加的国家财富，使得内贾德政府获得了足够的财政预算来推行其“自杀式”的经济政策，如对民众进行直接的生活和工资补贴，同时由政府出资建造无偿或象征性收费的“爱心住房计划”（Mehr Housing Scheme）等。2012年以后，由核问题引发的国际制裁造成里亚尔贬值300％，平均通胀率为17.66％，在内贾德任期的最后一年内达到峰值——30％以上。2013年8月鲁哈尼首次上任时，通胀仍保持在34.7％。经过一系列的调整，2014年3月以来平均通货膨胀率降至11.9％，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经济增长可观。

看似成果显著的经济数据背后，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执政者多次将国内动荡或不景气的经济归咎于“保守派”的遗祸。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司法部于12月13日指控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制造混乱”和“煽动叛乱”，双方关系一度紧张。加之，2017年伊朗国内地震频发，倒塌或被损坏的建筑中有一大批是内贾德时期的经济援助计划所建，也因此遭到伊朗政府的多方指摘。但鲁哈尼以来对经济的错误调整和危机“转嫁”也积累了相当深刻的矛盾。历史与现实之间重重错误造就了今日伊朗的经济困局，很难单纯地将原因归罪于某一人，某一时期。

三、“转嫁”的经济危机回归

截至2017年3月20日，伊朗年度通胀均值为8.9％。尽管自上台以来已将通货膨胀率削减了70％，经济实现强劲增长，但由于伊朗的人口状况、高失业率、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以及妇女和年轻人的教育问题等仍牵动着伊朗国内的稳定。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预计：伊朗未来几年失业率将保持在12％左右，部分原因是历年来积攒下来的失业者众多，解决过程漫长。彭博社（Bloomberg）对伊朗的经济状况作出了以下评论：通货膨胀率下降和生活成本上涨之间形成动态的关系。通货膨胀本身不可能引发伊朗的抗议活动，而是高生活成本造成的挫败心理所引发抗议和反动行为。

伊朗目前的主要经济困境在于，鲁哈尼政府注重大幅降低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将社会剩余资产转化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并未真正分派到每个伊朗人的生活中，而是作为国家财政储蓄起来。据悉，鲁哈尼政府2018年3月21日开始的伊朗年度建议预算案，将会造成伊朗公民不仅面临燃油价格上涨，甚至有可能中断每月支付的现金补贴。

随着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签订，国际社会逐步解除对伊制裁。国家经济恢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通胀危机，在此形势下带来的国家储蓄资金，为伊朗近两年来在增强区域影响力提供了支撑。对外战略和外交资源输出也是伊朗实际意义上“转嫁”国内经济困境的一种形式。随着伊朗在中东影响力的扩大，外部政治实力的强大，内部的虚弱和缺点积聚为不定时的爆发点。这也是抗议事件中民众抨击政府一味支持外部运动，而忽视国内民众的原因。

四、总结：

尽管存在难题，但民众生活水平低下并不是致命的问题，而是持续诱发抗议和反抗的源点。民众社会对经济的不满并不等同于对政治的强烈抵制，抗议行为更多体现民众对于基本生活的诉求，而非政权本身的问题。因此，伊朗政府需要找到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经济政策和应对方案，制定长期计划，进而形成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当然，鉴于伊朗国内多年来的经济形势和多年民众与政府之间积累的矛盾，伊朗多个城市发生一定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亦在情理之中。对于伊朗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和国家政权的牢固基础，此类游行示威活动并不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颠覆政权或政权变色几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