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在“妖猫”幻术和淡豹“困局”中走进2018

《妖猫传》：到底是好还是坏？

在冯小刚《芳华》后，陈凯歌《妖猫传》再次引发口碑两极化的巨大争议。在为电影中幻境般繁华而开阔的盛唐气象震撼的同时，也有评论认为如此繁盛、开放、自由的盛唐想象不过是导演一厢“情怀”的投射。有趣的是，似乎不论《芳华》还是《妖猫传》，观众褒或贬的态度大多离不开对“情怀”二字的感受与评判：是对那鲜艳，朝气的红色文艺与集体主义友爱感到怀念和触动，还是抱以拒绝、隔阂，并为“芳华”之下被掩盖的迫害、分化和虚幻而叹恨？是为文人心象中白鹤齐飞、君民同乐、自由放达的浪漫盛世而倾倒，还是遗憾这部打着盛唐旗号的作品恰恰错失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最终沦为一出狗血的爱情故事？

公众号“不是白鱼”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人们决裂成捧杀妖猫传的两个阵营？》便指出，“捧”或“杀”《妖猫传》的人其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灵结构：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往往抱有一种逝去感，或许整个故事难以成立，但在片段式的展现下，我们能窥见许多内在深刻需要的价值，它们渗透在怪力乱神、前朝往事、忠义与背叛、乱世与知己的繁复情节中，是对正义、爱、人的价值或超越性精神的信念，这套价值在今天恰恰难以重建了。而反感“妖猫传”的人在精神气质上或许更近于高度异化的现代人，他们天生对神话、承诺、爱与未来抱有距离，更难真正对电影中极力展现的盛唐精神核心表示认同——在此意义上，这两种“不同的心灵结构”的距离正是古典与现代“无法沟通”的距离。而导演陈凯歌呢？他的“情怀”，他的“执”和“痴”尽显在这种试图以古典刺穿现代的努力下，他尽力呈现一个幻境般美轮美奂的世界，又以冲击性极强的撕裂（诸如花萼相辉楼在宴会和破败下的巨大对比）来突显逝去感和悲剧性。

事实上，情绪与感受上大相径庭的观众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陈凯歌确实在《妖猫传》中不遗余力地倾注了心力、真诚与执着。而从里程碑式的《霸王别姬》，到口诛笔伐的《无极》，再到如今捧杀两分的《妖猫传》，陈凯歌的电影始终呈现着一种个体与时代极大碰撞下疯魔、偏执与悲剧。这种“执念”引导我们从陈凯歌看向整个“第五代”导演：不仅是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与姜文等人似乎都有某种跳脱不出的主题或情怀。

影评人“梅雪风”便在《陈凯歌为什么容易招黑》中这样比较：张艺谋关注的是“活着”，他关注人应该怎样活、怎样有尊严地活，我们在《红高梁》《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和标志性的《活着》等作品中看到了“活着”下一种委曲求全的惨烈，也看到了张艺谋对生存作为最基本人权与人欲的伸张；姜文的作品则始终不离“革命的幻灭”，《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和《鬼子来了》无不表现一种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他让观众看到了“正统”背后的一地鸡毛；而陈凯歌呢？陈凯歌比张艺谋更刚毅，因为他的作品始终呈现个体与时代一种“硬碰硬”的直接对抗，又比姜文更偏执，因为他反而在这注定幻灭的对抗中看到一种纯粹，壮烈和向死而生的慷慨。无论是《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荆轲刺秦王》中的秦王还是《妖猫传》中的李白，他们都在志向与欲望，现实与幻境，光明与黑暗的极端撕裂中迸发出一种彻底的理想主义。“陈凯歌本质上是个现世的反对者。”

观众看到了这样的执着，但观众会认可这样的执着吗？我们看到，对认为陈凯歌的盛唐“不是真正的唐文化”，或者认为“难以被陈凯歌的情怀感动”是批评的一部分，另一些批评者则展开了对这种“执着”本身的质问。在《<妖猫传>是陈凯歌的电影幻术？》一文中，影评人“李小飞”认为，陈凯歌对“个人与命运抗争过程”的关注在其影片中构成了“权力”和“大爱”两条交缠的主线——权力压迫着个体的意志和自由，并在个体的失败反抗之上不断整合与集中；爱情则成为个体抵御权力强大阉割的唯一弱者话语，他们唯有借助“大爱”完成权力的复仇。这两条主线之下包含着不可避免的分裂：陈凯歌一方面试图呈现个体在时代中遭遇历史暴力和权力压制的灼心之痛，另一方面又以试图以“大爱”谅解施行暴力者（如唐玄宗）在权力风暴中的苦涩，乃至以“大爱”在弱者与权力间达成和解，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在权力与个体间达成和解的大爱到底是什么？它包含着哪些内容？在这里，我们遭遇了暧昧的空洞——杨贵妃的死，白龙的殉情，白居易的避世是他们“真情”和“放下执念”的体现，却也是对权力逻辑暴力性的服膺和掩饰。然而，仅仅依靠“大爱”，我们真的能抹消权力逻辑下真实存在的压迫和痛苦吗？

在这里，对《妖猫传》的批判和对《芳华》的批判声音奇妙地汇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蕾在《<芳华>：民间立场分化时代的伪救赎》中指出，《芳华》企图以“战友情”来解决刘峰、何小萍与前战友之间的矛盾，以刘峰和何小萍的“理想爱情”来补偿他们曾经遭受的苦难，这实际上是一种“伪救赎”，导演以刘峰、何小萍的爱情和他们与前战友的和解掩盖了他们完全失去参与社会并改变自身能力的底层境遇，以及他们与曾经的加害者之间无可逾越的鸿沟。冯小刚缅怀一种超越出身和阶层友爱，却缺乏对这种理想化情感的内部反思与批评，正如李小飞眼中的陈凯歌——他追寻一种“大爱”“无上密”，而最终难逃一场空洞的和解与回赎之路。

影评人白鱼指出，第五代导演始终抱持着一些根植内心且难以背离的价值观，这些价值源于他们革命年代的特殊经验与不可割舍的文人情怀。在新时代来临之时，他们见证了信念的坍塌，也身陷新旧价值的碰撞和资本的裹挟，却更执着于不断回望。当然，无论对这种回望和固守抱以共鸣还是隔阂，赞同还是质疑，我们至少还能从《妖猫传》中看到陈凯歌“掏心掏肺”的真诚。

淡豹：我想做一个不被打断的人

围绕《妖猫传》与陈凯歌的情怀展开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对逝去时代的态度，而近日“正午故事”记者淡豹一则名为《我想做一个不被打断的人》的演讲则呈现了80与90年代生人当下的困境和未来的迷茫。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些困境和迷茫相伴随的，同样是演讲人对过往图景或历史承诺衰败的叹息，“我没有活在 90 年代初的中国承诺我将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未来世界”，淡豹如此谈到。那么在她看来，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身陷于什么，又应该向往一个怎样的未来？

在演讲开篇，淡豹反思了当下我们面临“结构性困境”：

其一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困境。淡豹指出，大多数女性往往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共识，在某一阶段必须主动或被动地在职业和家庭中做出选择。一个事实是，在同样面对异性恋婚姻状态的情形下，爱情和婚姻客观上就更多地牵绊女性，也使得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面对结构性的制约。当然，个别女性可以依靠“摆脱渣男”“寻找更好男性”来改善处境，但从根本上，这种结构性的困境无法在个人生活空间之内得到根本解决。

其二是阶层差异带来的困境。淡豹分享了一名高校保安讨薪的案例：在该校既定的保安工作制度下，工人既没有五险一金，更时常被扣除加班费和全勤费，而讨薪之路的巨大成本更是令人退却。淡豹认为，很多劳动形态和职业状态本身不仅没有前途，还会磨损从业者的身体和精神。而大多数人对工作抱有一种“忍忍过去”的心态：为什么那些从东北去日本的劳工移民能忍受枯燥的生活？为什么那些聚集在打工村落的打工者能忍受糟糕的生活环境？因为对他们来说，去工作就像跳进一个“工作洞”，舍弃享乐并咬牙坚持，在期待着过几年后歇口气过过清闲的日子。在淡豹看来，这是底层劳动人们与下岗工人的生活常态，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中产阶层的生活。

爱情与劳动本该是最能带来幸福并定义生命价值的两种因素，为何却成为一种制约和牵绊，一件必须忍受的麻烦事？淡豹指出，这正是我们当下“困局”的体现：无论是作为一个女性进入中国绝大多数的感情关系或者婚姻，还是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去从事中国绝大多数的工作类型，人们都会发现他们所爱和所欲望的对象只带来无尽的痛苦——他们对这些事物的追求不会滋养自身的生命，而只会阻碍生命。

这种残酷的困境让淡豹开始怀念自己90年代的见闻和信念：在当时，中国刚刚走入世界，新事物不断涌入，而以吴仪为代表的女性在政坛上大放异彩。那不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也不是一个基于性别区分讨论人的爱好、生活特殊性的时代。淡豹感叹，“我发现我没有活在 90 年代初幼小的那个自己相信或者希冀自己将会生活在其中的时代。”

那么对她而言，究竟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和一个好的世界？淡豹提出了两点设想：

一方面，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人们有足够空间践行美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同样是一种对这种特定实践内“善”的追求：人们踢足球，下象棋，或者进行写作，下田野，所获得是对这些实践本身价值的肯定。它意味着人们和自己的劳动、工作将不再是一种偶然的关系——这份工作不再是一种可替代的，仅仅为了我们获得金钱、名誉或未来的闲暇而忍受的劳动，我们从事它，是为了它独一无二的、不可能从其它劳动中获得价值，而我们的实践本身又将推进这种工作。淡豹指出，追求这种实践本身的“善”将使我们以知识和好奇心去更好地理解其它的生活方式，帮助我们让社会更平等、公平，并获得更丰富和崭新的认知路径。人们的实践和人们对善的追求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决定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另一方面，一个好的世界应该是人们的人生叙事可以不被打断的世界。淡豹引用麦金太尔指出，人们是通过叙事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实践的。而我们生命的整全性与统一性，依赖于我们能否将人生讲述为一个完整的，可以被理解的故事。这也是报道和小说的意义：通过故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淡豹指出，“一个更好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人生叙事可以整全、不被打断的世界，也是我们对爱和劳动的追求不必让我们陷于困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