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回顾高考恢复40年：为国家公平选才作出历史贡献

今年，是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

每年的高考季，作家韩少功就会情不自禁想起1977年参加高考的情景。

原本对上大学不抱任何希望的韩少功，1977年12月参加了高考，并被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录取，从此命运得以改变。

回访众多和韩少功一样参加1977年高考的“过来人”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恢复高考制度充满了感激。

40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重开了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信仰，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92岁的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至今还珍藏着一份40年前的历史资料——1977年8月7日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简报》虽只有1200字，但它改变了中国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1977年8月6日，正当徐杨和往常一样，在下乡插队的山西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学大寨，挑土填沟、担粪、种地时，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已进行到了第三天。邓小平还在认真听取吴文俊、周培源、苏步青、邹承鲁、王大珩等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教部门负责人对于恢复高考的意见和建议。

起初，由于社会刚刚经历“文革”，代表们对于发言都格外谨慎。但大家发现，在5天的会议中，邓小平全程参加，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很少插话。这让代表们感觉“小平同志很想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参会代表，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和许多大学老师一样，对大学招生现状甚为不满，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知青、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埋没人才、助长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卡了工农兵子弟和影响中小学师生积极性等四大弊端。

在座的专家们对此表示赞同，一致建议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并强烈呼吁立即恢复高考制度。

然而，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6月已经在太原召开，并且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也上报给了中央。各地正按会议精神，准备招生工作。

得知太原招生会议已经召开的消息，邓小平当即要求教育部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高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专业人才”，否定了“三来三去”中关于高校培养目标是农民、工人的提法，明确了高校可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时，考虑到当时还有大批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意见》将考生的年龄放宽至30岁，婚姻状况不限。

当年冬天，全国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人数达到1160万人。这意味着中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制度至此全面恢复，重新疏通了中国社会的人才向上流动通道。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恢复高考制度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标志着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

参加了1977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的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刻在提醒我们要‘珍惜考试’！因为，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有考试时期国家教育发展处于稳定时期，取消考试后，整个教育体系就会陷入混乱。”

40年来的高考制度，为国家公平选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徐杨清楚地记得，当年从复习备考到正式考试的40天里，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其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景象。

杨学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启动实施的，所以它既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动力和智力资源。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过去40年的高考改革，就是对国家发展需求的积极响应。

从1978年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考生可申请复查试卷，到以控制考试误差为目的的标准化考试和1985年启动实施的定向委培、自费生计划的“双轨制”，再到自主招生和分省命题；考试科目从大文、大理到“3+2”，再到1999年推行“3+X”，再到2017年上海和浙江试行的“3+3”……40年来，高考改革始终沿着科学选才的轨道，不断地积极求解考试模式的多样化创新，考试内容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以满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老百姓的现实需求。

从1996年针对招生“双轨制”造成的两条录取分数线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弊端而实行招生并轨，到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再到全部取消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63%，再到2005年开始实行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以及2014年28个省份着手解决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就地参加高考问题；从2012年我国启动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增加贫困地区学生进入本科一批招生学校的就读机会，到2015年国家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便利条件和平等机会，再到2015年11月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第九条将组织作弊入刑定罪……40年来，以公平为基本导向，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招生政策、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等“十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地方、学校等多级招生信息公开制度。

北京理工大学2012级学生范俊彪，来自人口大省河南。高考时，范俊彪因发挥失常最终考了614分，而当年北京理工大学在河南的录取分数线是620分。“如果不是有国家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我可能会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范俊彪感慨不已。

受益于此的，不只是范俊彪。自2012年我国启动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来，累计招生27.4万人，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更多的农村孩子有了上重点大学的机会。

实际上，这只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一个小小缩影。40年前的1977年高考录取率仅约为4.8%，2016年跃升至80%左右。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12年的30%提升到2016年的42.7%，上大学已成为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标配。

刘海峰对此认为，恢复高考40年来，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学生；经过培养，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恢复高考制度既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又维护了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

恢复高考之于徐杨家，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他们始终笃信“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12月，徐杨兄妹三人一同走进高考考场。结果，三人榜上有名：徐杨被山东大学录取，他的二姐被山西大学录取；徐杨的妹妹被武汉大学录取。今天，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蓝月亮”洗手液，就是徐杨妹妹的发明。而徐杨，现在已经是山西省地震工程勘察研究院的研究员了。

表面上看，高考作为一种教育考试制度，不仅仅改变了一代人、一个家庭、无数个体的命运，其人才选拔功能同样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杨学为认为，40年来的高考改革在保持高考这条人才向上流动通道畅通的同时，它既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储备和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人才支柱的作用。

有数据显示，恢复高考制度40年来，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我国的劳动力（16—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40年前的5.7年提高到2016年的10.35年，为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扎实基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8000万人，继续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

“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替。”想起那些如烟往事，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说，“1977年恢复高考意味着制度理性的回归，同时也是国家日后一系列重大变革和历史转向的开端。”

40年前播下的种子，为“中国奇迹”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今天，不论“神舟”系列飞船、探月工程、高铁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还是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以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人们都能看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处处活跃着大批技术精湛的科技才俊。而他们中的许多领军人物，正是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

40年前的恢复高考制度，为国家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支撑着中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今天，纵然世界经济疲软、复苏乏力，进入深度调整期，但中国恢复高考40年来所积累的巨大人力资源红利，正在持续上升，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从2010年起，随着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4.5%下降至2014年的73.4%。与此同时，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3.72%提高至16.35%；职业教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100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各类培训达到上亿人次；在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快速发展行业中，新增技术技能人才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只是人才助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序曲。如果世界吉尼斯纪录可以设立一个上千万人同时考试的项目，中国完全有能力年复一年地刷新自己创下的纪录。

而不断刷新的数字，照见的是一个东方大国久久为功、走向民族复兴的宽阔背影。今天的教育改革，再次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切入，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党中央对教育改革的深谋远虑。

新高考改革，成为牵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盘点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40年，高考变化的，不只是考试人数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高考在沿着确保公平和科学选才的轨道，在不断进行各种“制度实验”，并力图使之成为牵引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事实上，从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再到2014年底教育部出台规定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民众从中已经明显感受到：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拉长的“问题清单”，国家一直在努力改变“一卷考全国、一考定终身”的沉疴顽疾。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按照改革目标，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3个月后的12月16日至17日，教育部等部门连续两天密集出台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以及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等4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配套文件。

这既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在教育领域系统性和综合性最强的一次改革，也是面向中国未来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它不仅回答了现行考试招生制度为什么改、改什么和怎么改等根本问题，而且第一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教育从应试倾向重新拉回正常轨道。

新一轮高考改革可望成为撬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点。按照新方案规定，在建立健全考试制度方面，国家将依据普通本科和职业院校的不同特征，分别实行统一高考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制度；在评价制度上，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实行综合评价，考生的考试成绩由高考与学业水平考试两部分构成，后者可选择学生擅长的三门科目成绩计入总分；在招生录取方式上，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使高校可根据各专业实际确定选考科目，考生则根据各自兴趣爱好选择考试科目，实现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认为，40年来，高考制度从考试内容、考试形式、技术手段、管理规范和录取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刻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完善。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新一轮高考改革规划了蓝图，指引了新方向，“我们要从高考改革40年走过的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扎实推进新时期的高考改革”。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新高考”改革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尊重学生选择权和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

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新一轮高考改革也必将牵引连接高考“上”“下”两端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认为，在新方案中，志愿填报时专业优先，同一专业生源的竞争将成为高校面临的挑战。今后，一些学校的专业如果没有突出优势，将逐步被淘汰，这有利于高校的学科均衡发展。

先行先试的浙江和上海新高考，已尘埃落定，它们既成了中国高考改革新的风向标，也粗线条勾勒出了未来中国高考改革的基本轮廓。刘海峰教授说：“随着诚信体系的逐步建立，未来的高考将不完全依靠考试分数录取，而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一份份时代的答卷，正无声地为这个时代的改革创新添加注脚。从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山东、北京、天津和海南等地将加入新高考改革试点的行列。

（原标题为《 高考40年：知识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