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诞辰110周年：自由何价？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生于1912年7月31日，今天是他诞辰110周年。我们特别重刊周其仁、张五常等老师的文章，以资纪念。

弗里德曼小传

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弗里德曼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给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小政府主义，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治理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

自由何价？

——悼念米尔顿·弗里德曼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喜欢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各有各的理由。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在根本不知他老人家为何方神圣的年代，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过的经济生活，就奠定了接受弗里德曼毕生所阐释的经济法则的基础。这条“米尔顿法则”只有一句话：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

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中，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学校请来北京一位大学老师做报告，讲题是参加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的见闻和体会。不是初中生都听得懂的题材，但有一个“场景”我却记住了：他所去的一个村子，老乡穷得叫人不敢相信——工作队员带下乡的一面梳头用的小镜子，全村谁也没有见过，居然围观起来，视为宝物！

也许就是记忆中的这么一点，让我后来自觉自愿报名下乡。那是1968年，“文革”搞不下去了，而国民经济根本吸纳不了那么多年轻人就业。好在毛主席有办法，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把上千万知青打发下去了。不过当年我是衷心拥护下乡政策的，报了名还怕不被批准，和十几位同学划破了指头签名给工宣队“上书”，真的一脑门子要去缩小城乡差别。

下乡的地方是王震将军创办的黑龙江农场。适逢中苏关系紧张，农场所在的虎林县珍宝岛当年有过一战。因此黑龙江农场列入军垦系列，其实不过就是发了一身军服种地。由于每月有固定薪水，农场职工生活还过得去，不过有孩子的家庭日子就过得非常紧巴。半年后我被发配到完达山打猎，周遭星星点点有人民公社的村子和居民，才让我看到真正的中国农民，他们干一年活也见不到几文现钱，有的还倒挂公社的钱粮，不少人家达不到温饱——真要有梳头镜子可供围观，还算日复一日单调生活里的一丝浪漫哩!

知青下乡当然要接受再教育。不过我连一位样板戏式的“贫下中农”也没有遇到过。老乡们很朴实，尽力帮教我们这些城里人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生产。不过我很快发现，他们在公家的大田里的劳动状况，与下班后在自家自留地里的劳动状况，完全不一样。黑龙江的10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怎样在“连长”——其实就是生产队长——查地之后美美地打个盹又不着风寒，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我当然学得了真传，而且在地里烤豆子的手艺也不赖——不过所有这套“磨洋工”的玩意到了自留地里就全然不见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个人，就是行为截然不同，劳作的结果也全然不同。

说起来，这是我修过的第一堂“经济制度与经济行为”课。不消说，当时还不可能得出清楚明确的结论。但是问题已经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同一个行为主体遵循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自留地的来历——1960-1961年的大饥荒之后，才在一大二公的体系里划出了一小片自留地(有的地方干脆叫保命田)。今天说说也许无妨了：那年月例行公事的“忆苦思甜”，一位老农声泪俱下忆到的历史上最苦的日子，竟然就在1961年。这是什么样的诅咒？

要等到1978年以后，事情才有了一个答案。说简单也好简单，就是放手让种地的农民在大田体制和自留地体制之间作一个自由选择！说来也怪，让种地农民选出来的包产到户体制，不消几年就把原来的农产品高度短缺状态，变成了时不时农产品的“卖难”！陈云、邓小平无非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用政策、舆论和后来通过的法律，承认并保护了中国农民选择的自由。

机缘巧合，从乡下考入北京的大学以后——那是我辈的一次自由选择——有机会在杜润生先生门下习过几年艺。我所知道的早期农村改革历史，就是不断冲破思想、体制和既得利益的笆篱，不断增加农民自由选择的历史。包产到户如此，取消种植计划、改革统购统销如此，允许农民办乡镇企业、进城镇务工经商亦如此。这样一路下来，即便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的？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我国农村体制变化的经验，从不堪回首到痛定思痛，再到从实际出发把土地变得充满希望，验证了弗里德曼简洁而深刻的经济思想。

后来在美国“洋插队”，结识到一位好朋友郭誉森。他当年从台湾到芝大留学，上过弗里德曼亲授的价格理论课，是货真价实的“芝加哥小子”。1989年我到美国后，经Gale Jonhson教授推荐在芝大经济系访问过9个月。认识后的第一次交谈(记得不在芝加哥)，郭兄说你们在大陆写的东西，我差不多都读过了；有一点疑问，外边说大陆那时候封闭，但从你们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好像受过弗里德曼的训练，怎么可能呢？——回想起来，这是当时让我这个如假包换的“老土”最开心的一个问题。

1990年在旧金山，我才有机会第一次见到弗里德曼。刚刚开始学英文，不可能听得懂弗老的讲演，由誉森轻声为我一句一句翻译。那时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未来路向，只听弗里德曼肯定非常地说，中国还要走改革开放之路。在场中外听众疑问重重，但弗老面不改色，解释说，他的根据就是原来计划体制的路线再也搞不下去，尝到经济自由甜头的人民决不会同意减少自由。

几天前听到弗老去世消息的一瞬间，我最先想到的就是16年前听他讲过的那一席话。天下学经济的都知道，弗里德曼最坚持经济理论和学说的高下惟一要由包含于其中的推测(prediction)来检验。仅从这一点看，弗老对中国走向的推测就足可以使他微笑地长眠于地下了。更不需要说，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早已经是“米尔顿法则”的最好检验。

（2006年12月2日，经济观察报）

他还是会站在那里

张五常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没有谁不希望他长生不老；没有谁不知道哀伤的一天会来临。凌晨五时电话铃响，我感受不好。是自己太太的声音，更不对头。「什么事？」「米尔顿去世了。」静寂了好一阵，太太说：「你的朋友都要知道你怎样想。」早一天她飞到上海去办点事。

消息来得有点突然。两星期前我们还跟米尔顿通信，他还是那样清晰。五年多前在他三藩市的家相聚，我说他的智力还高人几级。他说：「史提芬，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教了你那么多次还不记得。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当年是怎样的。」我当然知道。认识佛老时他五十出头，行雷闪电，如神似鬼。

二十多年后带他畅游神州，相聚了两个星期，感受上他的思想依然不凡，但没有把我吓得要命，不知是我有了长进，还是他缓慢了下来。当时他七十六岁，做过两次心脏大手术，对我说：「史提芬呀，思想是脑子运动，跟任何运动一样，几天不思考脑子会退化。」佛老乐天知命，但岁月无情，五年前的他，与四十年前的神鬼说不可同日而语。

我不想在这里说佛老在货币理论上的贡献，或比较重要的在价格理论上的贡献，或更上一层楼，说他对人类自由作出的贡献。众所周知的事不谈算了。外人不知，但今天行内还活着的古人，都知道佛老曾经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统计学天才，也不用多说。说长少之交，说教导之恩，说一点温馨的回忆吧。

我结婚是由他老人家穿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袍主持婚礼的。他的太太萝丝代表着我卧病在床的母亲。婚礼天下独有，历史没有出现过。请柬由张滔设计。这个鬼才拿着莫札特歌剧《费加罗婚礼》当年的广告，照办煮碗，男女主角改了名字，而导演变为佛利民。艾智仁收到请柬后，给我电话，夸夸其谈，说整个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只有他一个是天才，解通了那广告是结婚请柬。

婚礼在我亲自设计建造的园林中举行。你道佛老说什么？他说：「今天的婚礼史无前例。结婚的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基督徒，而我是犹太人。我说你们结婚就结婚！」亲吻我的太太后，转向我说：「你吗？我不吻！」这是佛利民，言出由衷。

去年我七十生日，广州周燕提到我教她在学术上不能说半句假话时，声色俱厉，使她有点怕，而长沙朱锡庆则说因为我永远不说假话，使他有恐惧感。是佛利民对我的影响，希望会在中国传开去。

衷心话不容易说。形势所逼，灵魂之价要下降时，我会想到佛利民，于是把心一横，哪管给人家杀了，说自己相信的。佛老比我高明，他笑口常开，要杀你时先说：「对不起，我恳求不同意……」

我可没有这种礼貌与耐性，会说：「蠢到死！」也是言出由衷，但众人皆欲杀矣。

十七日清晨太太打电话给萝丝问候。我却要拨好几次，接通已是我们的中午时间了。萝丝很安详，九十多岁，记忆好，说话清晰，彷佛是四十年前我认识的她。跟她谈了一阵佛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她听到很多。

佛老谢世，整个地球给我有轻微地震的感受。美国的媒体不断广播，加拿大的姊姊来电话，说那里也播个不停。一位同学把我写过佛老的十多篇文章放到网上去，扩散开来，中国青年的反响感人，一些说要学佛老做人，一些要把他的思想发展下去。

我们不容易想像一个比佛利民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

证券时报 侯明清/译

百炼成钢

曾获诺贝尔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二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然而世人真正意识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是最近10年到15年的事。

弗里德曼现年85岁，依然健在，已从美国芝加哥大学退休。但弗里德曼仍被经济学界尊为泰斗。

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由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

时代不同了，数十年后，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承认他与凯恩斯齐名，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几乎是个人赤手空拳地让这个世界承认了“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

在美国国内，弗里德曼在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等主张正被公众广泛讨论，而在国外，他的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运行的理论已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接受。

走过孤独

也许是作为对伟人失敬后的补偿，也许是有勇气再次证明自己这个民族敢于承认和改正过错，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两个幸运儿》一书，这本自传由弗里德曼本人和与其相伴近60年的妻子露茜一起撰写。美国《商业周刊》评价说，此书是一部充满顽强不息精神的出色著述。弗里德曼早期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冷遇非常人所能忍受。50年代中有那么一段时间，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被人视为荒诞不经，像杜克大学这样的名校图书馆甚至连弗里德曼的著作都不摆放在书架上。

虽与凯恩斯齐名，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却与凯恩斯的背道而驰，这恐怕也是弗里德曼当时倍受经济学界排挤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凯恩斯的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正如日中天。而弗里德曼的理论却恰恰相反，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了经济波动。

比较而言，凯恩斯推崇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嘲笑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例如他把股票市场比喻为“赌场”，而弗里德曼却认为，个人所具备的无限创造力恰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一代宗师

像多数二战后的经济学家一样，弗里德曼也将经济学等同于物理学类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理论可以通过事实加以证实。他的大多学术著作对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了相反观点。1957年，弗里德曼发表了《消费函数理论》，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进行驳斥。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与此同时储蓄则越来越多。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人们的欲望已得到满足。

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通过分析历史消费模式，弗里德曼指出，这一理论站不住脚，因为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永无止境，原有的得到满足后，新的随即产生。

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对美国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的解释。凯恩斯当时认为，出现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经济的私有化性质，换言之，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因此仅凭私有经济本身的力量，并不能走出景气循环的低谷，相反，还会越陷越深。凯恩斯由此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

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两人合作发表《美国货币史》，对凯恩斯的这一观点提出驳斥，认为造成美国本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与凯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

从1929年到1933年的4年多大萧条时期，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破产倒闭，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三分之一。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注意到，美国国会于1913年就成立了联邦储备局，以此防止出现银行倒闭事件。两人在文中指出，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萧条中发挥作用，那么大萧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

1968年，弗里德曼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菲尔普同时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在此之前，凯恩斯理论一直认为，轻度失业只会带来轻度通胀，在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失业与通胀可以相互共存，例如，在有4%的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有4%的通胀率。这一理论实际上等于说，政府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失业与通胀混合比例。

弗里德曼却明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政府试图把失业率压到“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胀就会上升得更高。这一理论很快得到验证。在60年代和70年中，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老骥伏枥

弗里德曼不仅是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善于推销自己的经济理论。1962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提出了在当时被人认为是左道邪说的新经济理论；1966年，他与另外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时被邀请为《商业周刊》经济专栏撰写文章，弗里德曼一直坚持为该周刊写作到1984年才歇笔。

1980年，他还主持过一套十集的公共电视教育片，片名就是《自由选择》，内容涉及的当然是经济问题。在主持这一节目的同时，弗里德曼还与同是经济学家的妻子合著一本经济学专著。夫妻二人在发表自己的经济观点，抨击经济中的不合理现象时，还特别对福利政策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提出尖锐批评。

身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还自觉不自觉地把经济与政治联系了起来。他自己承认：“我有温和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出于科学态度，他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改变现状。“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变革。”对时政的针砭也为他带来声誉。不过他真正在经济学界奠定自己的地位是在70年末，即美国经济出现如他所预言的高通胀之后。而90年代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只不过使他的理论更为深入人心，个人名声进一步上升而已。

《两个幸运儿》按年代讲述了弗里德曼的故事。他出生在一对贫穷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的新泽西州长大。全家人当时就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服装店楼上，父亲则在纽约的曼哈顿打工。弗里德曼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父母常为钱吵架的情景。

得益于美国社会的各种福利条件，弗里德曼的成长过程平稳顺利。家庭所在地的公共图书馆成为他如饥似渴追求知识的宝库；一位高中时代的老师对他寄与予厚望；他靠奖学金上完大学，毕业时间恰巧在1932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最黑暗的日子。

弗里德曼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在芝加哥大学所受的研究生教育。当时的芝加哥大学里，有一批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整个经济学界的看法，认为大萧条的发生与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危机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德曼在美国政府中任公务员，从事对税收政策和武器问题的研究，这种经历对他的经济理论形成也在很大的促进作用。弗里德曼为在美国政府里的任职感到自豪，但也亲眼目睹了官场的尔虞吾诈。

希望政府不干预经济，是弗里德曼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所在。但是怀疑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并不是说他对政府充满仇恨。政府在消除贫困，推行教育以及其它社会生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倡导限制和监督政府权力与强调私营企业对经济的影响力也是应该的。

有人称弗里德曼为“保守”，但弗里德曼却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激进分子。由于十分热衷于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弗里德曼宁愿采取政治剧变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学主张。比较而言，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是不情愿改变社会现状，而对于弗里德曼，他的雄心却从未如此温顺过。

原标题：《弗里德曼诞辰110周年：自由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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