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家门口的城市设计：一场在地居民共创实验

在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中得了奖，虽然只有第二名。

我把这个消息在“新华区域街坊群”里公布了，并说下次活动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比赛成果。已经冷寂了一阵儿的群里又热闹起来，纷纷表示祝贺，但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之后呢？会按照你们设计的实施么？

如果是以往的我，一定会眯起眼睛面带嘲讽地说 “怎么可能！”但经过了这一年的东奔西跑，以及借着这个竞赛所做的一系列事情，我反倒乐观了不少：公众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而更重要的是，这股力量正在越来越多的被“上面”所重视，并慢慢为它清理出一道出口。

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上，给真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赋权，让他们有话可以说，有力可以出——这是我们借着这次竞赛真正想尝试去做的事情。

缘起

2016年的冬天，女儿刚刚3、4个月。我推着婴儿车出门，想着带她去离家直线距离500米外的华山绿地散步晒太阳。出门左拐，我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艰难的走了15米，一边还在小心不要把车撞到树上，一边就发现人行道戛然而止了，连个下坡也没有留。只好狼狈地把车搬下来，战战兢兢地走在4米左右的单行车道上。驮着各种货物的电瓶车从我身边飞来飞去，冷不丁的在身后响起喇叭。

30米后，人行道回来了。可惜还来不及高兴，左手边三排垃圾桶就横在面前，地上流淌着黄色的液体。右手边，饺子铺的桌子已经搬出来，送外卖的电瓶车停得七横八竖，劳动人民也得解决温饱不是？

硬着头皮继续走在狭窄的机动车道上，还要时不时绕过路边堆出来的建筑垃圾，它们从沿路的花池里满溢而出，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人行道和机动车道的分割墙。越过这道墙，人行道花池里的绿化上晾满了毛巾，不知道谁好心设计的紫藤花架和遮阴凉亭现在被各种脸盆，自行车，晾衣架，堆得满满当当。路边小店的业态也算是烟火气十足，热闹的杂货店门口挂满了扫帚拖把毛巾，肉铺门口支出了一个染血的大菜板，菜店门口摞着几筐毛豆小青菜，美发店门口则是成排的毛巾架……只有房产中介门口稍微空一点，悄悄从前面绕个道，里面的小哥便探头出来：“看看房不？又要涨价了！”

这种小弄堂，逛逛倒也有趣，只可惜，根本没有给人逛的地儿。

别提逛了，下脚都困难。

这么着一来二回，每每神经紧张地走在这条脏乱差人车混行的马路上，我就对门口的弄堂产生了极大地怨念。心里不服的是：做了这么久的城市设计，我难道连家门口的小弄堂都设计不了吗？

摸索

还在做建筑师的时候，我曾经很喜欢旧房改造这类课题，在美国的大农村又参与过好几个community housing（社区住宅）和公共绿地改建的项目，过程中有很多次和村民们进行charette（一种对于建筑师带着图纸在马车上边讨论边画图的传统叫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邀请在这里生活的居民一起，做一些自下而上的更新设计。这包括道路断面的梳理，功能的重新布局，街道家具的设计，以及沿街商铺的改造等。

理想中的模式是我可以接触每个商铺的店家，了解他们的生活，从而设计一些可以改善他们根本生活的半公共-半私人空间，在保留街道商业活力的情况下，提升这条小道路的交通属性，方便居民的出行。

我受到很多日本和台湾社区营造的案例影响，幻想着可以和居民们一起为共同的利益努力，用设计改变人们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对场所的心理归属感和基本的生活习惯。

可是现实中最大的问题是：在土地公有制的中国，这样的提案，管理和实施主体是谁？

我开始关心自己家门口的规划，去规划局网站上看各种公示，第一次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留言反映问题，并且查询和我们社区有关的各种新闻和历史。在13487条信息里，有3条关于牛桥浜路，也就是番禺路222弄-定西路710弄的留言和回复，跨度从2008年到2016年，都是针对脏乱差乱停车的问题。政府均回复将大力整治。

而我的提问却迟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我想知道的是，这条不到5m宽的小弄堂，道路等级是怎样的？是否有道路红线，以及市政管理？如果没有，那它的管理主体应该是谁？两边商业的物业又由谁管理？

我家距离新华街道的办公楼只有3分钟步程，然而看着街道办公楼每天紧锁的大厅和偏门内常年站着的保安，我只能望而却步。退而求其次，我拐到家旁边去问“居委会大妈”。

可接待我的居委书记并不是大妈，她看上去40左右，留着短发，一边招呼我坐一边说“来来，我来和你说明一下这边的情况”，看上去严肃又亲切。

弄堂的确只是弄堂，由街道管理，但短短几百米却涉及到三家居委会。书记也很无奈，“这些小门面都是外地人来租的，除了门口是做生意，后面还住着一大家子老小呢，东西摆不过来呀。”看得出来，书记对这些自己辖区里的非户口居民们也是又怜又恨，据说他们为了侵占公共用地堆放杂物，把刚刚种植好的绿化用开水浇死，城管和市容都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听得匪夷所思。

说话的间隙，不断有大爷大妈爷爷奶奶们进出，书记忙着给合唱团的老阿姨找白纸抄谱子，给刚刚摔了腿的奶奶拿轮椅，又给记错了免费就诊时间的爷爷量血压。

短短的半个小时，我见识了居委会日常工作的缩影。

两天后，我试探地拿着我的提案去找书记，想得到她的支持，是否可以联系到其他居民和店家，也希望能得到更上面街道的支持。书记认真看了，却立马劝阻了我要去和店家联系的想法，原因很简单:

“他们都是租户，不会理你的，只能把你赶出来。”

而且因为最近要整治“破墙开店”的商业，这些租户们岌岌可危，担心哪天就要被赶走，对来询问的人都充满警惕和敌意。别提什么改造意愿了。

说到要找街道，书记又支吾着说没办法帮我传递到上面去，“你明白吧，让我去介绍不合适。”

但书记还是帮了忙，她说有一个小区围墙要改造，让我给她提点想法，然后把我做的方案转到了街道里的负责人。就这么着，我误打误撞地开始为街道和居委会做一些小小的改造设计。

真正的公众参与？

书记所说的这个“围墙改造”的项目，在一个70年代修建的老旧小区里。它貌似不起眼，但却因为紧邻着上生所——万科的哥伦比亚圈项目，受到了街道的重视。于是街道，居委，我，两个居民代表和万科的项目负责人，一起坐下来开会讨论这堵分隔了商业开发项目和老龄化住宅小区的围墙如何处理。我借机做了大篇幅的ppt讲“社区营造”的概念，把政府，居民，开发商的角色职责都讲了一遍，然后顺带着讲了222弄的问题。

后来，围墙设计演变成了小区绿地设计，又演变成了整个小区的改造规划设计。接着又时而有“美丽楼道”或者居委会门头改造这样的事情，我变成了社区的“志愿者”。设计费？当然是没有的。

街道的主任说“小武啊，辛苦你一下，帮帮忙。等以后有了别的项目，设计费我们可以争取。”

但我心里想的是，还是别了吧。

不为钱，虽然钱也是因素之一，但主要项目太难做。

设计的时候的确是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出发的，驱虫的绿化，保留的大香樟树和柚子树，围绕大树的环形木椅，还有人们希望的健身器材。考虑到一楼居民的窗户，特地留了2米的距离种植了一排缓冲绿植。整个设计并不花哨，简简单单，就是希望老人们可以坐坐，孩子们可以爬上爬下，清晨下午锻炼身体，太阳大的时候晒晒被子。

居民代表参加了两次方案设计的讨论汇报，几个上海大妈都笑眯眯地夸赞说“好灵哦”。可事实上一开始施工就出现了矛盾。

看到施工队进场，本来完全没人在意的一小片荒芜杂乱的绿地，突然热闹起来，路过的居民们纷纷聚集起来七嘴八舌开始讨论。有的说要把树全拔掉，铺瓷砖，锻炼身体；有的说要让出地方专门晾衣服；还有的说小区里根本没人要锻炼，都是外面的人，吵都吵死了……

“百姓百姓，百条心。”居委书记曾经这么说过。

作为一个第一次下基层的社区设计师，我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缺乏经验的一面：我耐心地和居民们一个一个解释，有什么考虑的因素，解决问题的方法，设计的理念……直到最后两拨人开始用上海话对骂。我一脸茫然，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身经百战的包工头师傅给我使眼色，让我不要再理会居民的质疑。

但施工的压力与日俱增，前一天还举双手赞成的大妈，第二天就拿着尺子出来了。她把卷尺拉出4米，往地上一掷，称自己代表住在前面楼的居民，强烈要求活动区域要离开他们这栋楼4米以外。同时，不能在自己的窗外种植任何植物，怕招虫子；而且要把晾衣架按照原位保留。

我束手无策，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一边安抚群众，包工头师傅在另一边叮嘱工人们千万不要和居民起冲突。一来二去，原本的设计只好在吵吵嚷嚷的“公众参与”下完全变了样子。

有了几次经验之后，我渐渐意识到这种所谓即兴“公众参与”的弊端：居民们对未来的公共空间缺乏想象，却对自己既有的个人利益紧紧抓着不放。前期的居民参与其实非常有限，也不可能顾及到所有人的利益（毕竟是公共空间）。

也有做过很多社区项目的朋友建议我们在施工的时候要把工地用围挡围起来，不要让居民看到，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而在另一些项目里，居委和街道也有其他的考虑。比如提前预见到一楼居民会有意见而把设计的公共座椅取消；或者某些项目的政治诉求远远大于其实际功能诉求。

有趣的邻居们

222弄的改造终于也开始推动了。和我的设想一样，施工队把阻隔人行道和机动车道的绿化池打掉，释放出了很多交通空间。于此同时，软性治理被强有力地执行了。

但和我所幻想的商户们自发进行店铺改造并整理公共空间的画面截然不同；治理主要靠的是十几个身穿市容制服的管理人员从早到晚的现场管理。他们责令商铺店主把个人生活物品收回，严禁商品乱堆乱放，控制上下货的时间和垃圾倾倒的场所。小弄堂的路面终于变得像样多了，习惯了门口的清爽整洁之后，商户们的脸色似乎也没有那么难看了。

我一边感叹“自下而上”更新计划的流产，一边也慢慢理解了居委书记和规土局的朋友对我的劝退：在这种产权流动，政策不明的公共空间，人们对哪怕很少的资源的需求都大大压过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时，长宁区规土局的某老师转而给我提供了另一个渠道：城市设计挑战赛。

自己家所在的番禺路社区被设为比赛基地，的确是一个好机会。我们终于得以系统地梳理一下这一片的空间和功能，而对于现在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小改造，以后也能够有一个提纲掣领的指导方向。

我的参赛伙伴，IVC（“在看得见的城市”研究小组）的Roy提议，与其分析具有可预见性的冷冰冰的大数据，不如让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收集“有温度的小数据”。我们把每天的生活（场所，路径，时间，事件）落位到空间里，试图分析出基地里的功能组团，街道的性格，需要改造的节点等等。

可我自觉我们一家的数据总是不足以说明问题。机缘巧合，我在愚园路的社区营造项目中认识了交大的博士后孙哲，又在写作课上认识了互联网新媒体“三明治”的创始人李梓新老师，而他们都是住在和我们同一社区的邻居。就这么着，我们顺藤摸瓜，竟然迅速地结识了几十个在地居民，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新华区域街坊群”。数据收集的方式也从一开始的个人采访，变成了街坊们线下聚会的社区营造工作坊。

也可能是相互拉入群的都是差不多圈子的人，第一次来参加活动的街坊都是从事各种创新创意产业的人士：从互联网创业者，作家，摄影工作室老板，IP产业法律顾问，医疗金融工程师，曾在红坊工作的艺术家，在法华镇路开自行车俱乐部的店长，互联网媒体记者，到建筑/室内设计师。还有几个交大社会学系的年轻教师/博士后。

如果不是这次活动，很难想象在这样貌似老龄化的社区里住着这么多有活力、有意思的年轻人。大家的年龄差不多，介于15-40岁之间，半数都有家庭和小孩。而且和我们一样，不是上海人，却被这里梧桐树荫下的街道，近人的尺度，便利的生活设施和小资的情调所吸引，选择在这里安家置业。

讲起各自和社区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话。从自己最初来这里的原因，到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还有各种有趣的故事和发现。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为了争取更好生活环境而与物业和居委做斗争的宝贵经验。

原来，和上海的爷叔大妈们一样，这些年轻的新上海人也同样热爱并关注自己生活的社区，也同样有着每个人不同的痛点和诉求。除了对社区营造的热情，他们也展现了丰富的背景资源和很高的行动力。

第一次工作坊顺利结束，我们以游戏形式收集了大家的生活故事，又把它落位在空间地图里，以协助我们的基地分析和节点设计。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氛围里，我意识到大家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出口，一个平台，能让我们的意见发表出来。

工作坊

工作坊

一个非正规的平台

一个月之后，我们组织了第二场工作坊。这一次，我们想要尝试的，是如何让对话发生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

在这半年的社区改造工作中，我结识了几种不同的人群：1.基层工作者（居委会）2.社区管理者（街道）3.规划单位（上海市/长宁区规土局）4.开发商（万科）5.物业/业委会 6.在地居民。

这6种人群其实在社区的空间营造上密切相关，可实际上，他们之间却似乎隔着一堵高墙，我看到他们在各自的墙里忙忙碌碌，却对墙对面的人视而不见。

我一边听着居民们对缺少活动场地各种抱怨，一边听街道的团工委书记为他们的资源没有人来用而发愁；而街道“一片好心”做的一些沿街面的改造，既没有规土局的参与，也让开发商很无奈。

第二次的工作坊，我们特地去问街道和居委要了场地资源，又联系了万科在哥伦比亚圈项目的设计师，最终把地点定在了尚未对外开放的邬达克历史保护建筑——孙科别墅里。我们邀请了街道，居委会，上规院的朋友，万科的负责人，小区业委会成员，以及街坊群里的居民们，想办一场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畅谈的茶话会。

因为活动举办的地点很特别，居民们都很惊奇原来家旁边还有这种地方。紧接着又好奇起来这一片新开发的到底是什么，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原本因为对规划看不懂，不了解而只能事后看热闹的心态，也因为和开发商，规划院的当面接触，变成了积极的对未来的畅想。

虽然街道和居委会书记在最后时刻没能成行，但他们加入了“街坊群”，让群里的对话有了不同的声音。

竞赛设计成果

在城市设计挑战赛的设计成果里，我们做了很多的设计，很多的提案，但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概念，那就是“共创·共享”。

共创，是所有人都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共同提供设计的基础。而共享，则是在空间，功能，和时间的维度上，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社区的资源。

这次的设计提案其实更像是作为一个范本，来试验这样的一种社区营造的模式。

首先是我们基于在街坊见面会收集到的信息，把社区的每条街道，每个功能组团，或是空间节点赋予了具有人情味的属性。比如对法华镇路上丰富的小商店的喜爱，夹杂着人行道过窄的困扰；对上海影城的热爱，夹杂着室内室外陈设老旧的尴尬，等等。

有了这些带有温度的“小数据”，再辅以抓取的“大数据”，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地对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做出了规划，同时对社区现有的功能进行了梳理和整合。而对之后提案的设想，也是经过了街坊工作营的头脑风暴而细化完善的。

以上是设计的基础，也是共创的部分；而我们把共享贯穿到了设计的每一个方面。

有的是街道空间上：

在既是生活服务类商业密集，又是区域内自行车通行频次最高的法华镇路，我们的设计将人行道、机动车道、建筑外地坪统一高度，变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只是通过铺装和停车线来界定人行道；同时在人行道过窄（由于围墙、树木等不可更改因素）的地方，我们将铺装向外扩展1至1.5米，增加了弹性的步行空间；而在早晚高峰时期，自行车则是可以和行人共享“慢行通道”。

这样，在这条交通和生活都很繁忙的街道，人们通过对路权的“分时共享”，来解决原先的问题，保留其好的品质。

有的是功能节点上：

例如上海影城的前广场，本来就有很复杂的高差，因为停满了车，人车也无法分流，更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满满历史感的“文化IP”；而室内的大厅，则是空旷却杂乱，功能散落在各处，只有门口杵着万年不变的功夫熊猫。我们大胆地设想了建筑改造的方案：将原本高出道路的广场变成一个坡向影城的大草坪，它可以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功能，例如白天的雕塑公园，和晚上的露天电影院；同时将影院的一层也开放给公众共享，作为室外公共草坪的延伸，成为人们看展览喝咖啡的休闲场所；而真正的电影院售票大厅功能被移至地下一层，被抬起的草坡广场正好在街角创造了一个和人行道齐平的欢迎入口，几个层高不同的平台也可以是举办活动、讲座、放映会或展览的共享空间。

上海影城前广场设计效果

有了这些分时共享空间，我们又设计了一种线上交互式的合作共享平台。暂且叫它“xinhua cloud”。在这里，每一个居民/商家/物业，都可以上传信息，包括场地、空间、资源、和活动，而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去探索，查询和预定这些场地资源和活动。我们也希望社区的行政机构乃至城市规划部门都可以参与其中，更好地理解居民的诉求和期望。

“社区规划师”

针灸式的空间改造项目，小小的微信群平台，以及两次的街坊工作营，都还只是些粗浅的尝试。在社区自下而上的更新过程中，我们作为设计师，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如果说靠设计拯救生活，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未免太不自量力。

但一楼的张大妈已经不再反对窗外的公共座椅，还要拉着我们把她家门口也铺上草坪砖方便她出来活动。邻居大哥也不再忧愁他永远无处停放的汽车，因为隔壁的开发商已经承诺了300个停车位。而大家盼望已久的菜市场终于又以新面貌开张了，居委和街道的人自豪地在群里发了新菜场的照片。

新街区一角

新街区一角

新街区一角

这些尝试的结果，能让人们对自己的社区有所期待，有所建言，有所行动；也让政府机关和专业人士关注到在地居民的真实生活和需求。它的意义是切实和温暖的。

而我，不知为何现在总被人称作“社区规划师”，实在当之有愧。如果说社区规划师作为一种专属职业，是社区调研和规划的专家，那我充其量是个懂点专业知识的热心居民罢了。可这不正是每个社区真正需要的么？一个生活在这里，对这片地方有爱又有恨，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使它变得更好的居民。

（作者系建筑设计师/城市设计师/自由写作者/半全职妈妈，现经营工作室workshop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