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争议、治理与新疆域：全球海洋安全的大问题和新趋势

谈到海洋安全问题，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想到各种海洋争议问题，特别与中国有关的东海、南海问题。实际上，全球海洋安全问题是众多庞杂议题的一个集合，它既包括海权竞争、岛礁主权争端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恐怖主义、环境恶化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从空间范围来看，今天的海洋安全已经是一个集水面、水下、水上及海底在内的立体安全问题。为研究的方便，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海洋地缘竞争、海洋争议、全球性海洋安全问题和深海安全四大方面。它们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大相径庭，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本文谨做个简单的介绍和论述。

海洋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独步天下、拥有超强的海上力量，传统的海权之争失去了现实基础，也不再那么令人关注。美国对于自己的海上武力十分自信，认为海洋控制已不再是重大问题，今后的重点是如何更好地运用制海权，打击濒海地区的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和跨国犯罪等威胁，同时更好地对美军在陆上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

1992年9月，美国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共同批准并颁布了《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的战略白皮书，将支援近岸和陆上作战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使得美国海军上百年的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马汉传统（On the sea），转变为以力量投送和对陆打击为重点的科贝特传统（From the sea）。及至21世纪头10年，海权问题虽然仍然是地缘政治学家和海军战略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大国在军事战略上都未曾高调地将争夺制海权或海洋控制作为海上力量的首要任务。

然而，大约从自2015年开始，情况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海洋地缘竞争有重新抬头之势。最大的变数来自美国，面对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军事现代化特别是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变得愈发不淡定，认为中俄等国将挑战美国对海洋的控制。

美国战略界人士惊呼，“马汉又回来了”。美国军方则直接将对海洋控制的重新重视反映到了战略及作战概念之中：2015年，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共同发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频繁强调海洋控制和全域进入（All Domain Access）能力；2017年1月，美国水面部队司令部提出“重返制海”概念，正式推出“分布式杀伤”理念；2017年5月17日，美海军作战部发布《未来海军》白皮书，“重返制海”上升为整个海军的顶层设计，要求美国海军在远洋、近海和濒海地区都要确保海洋控制。美军实施这些概念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毗邻欧亚大陆的近海地区，重点是西太平洋和北极。

美国战略界和军方的上述认知也在极大影响美国政府的安全政策，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指责中国意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地位。

无论中国愿意不愿意，美国发起的这场海权较量已经开始，中国有可能被动地成为主角。而在东海和北部印度洋，中日和中印之间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权力竞争。当然，今天的海洋地缘竞争确有新的特点与方式，竞争加剧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彼此的较量很可能是一种战略相持和战略消耗，而非马汉时代的“决战决胜”。今天海权研究的焦点即是，在新的技术和时代背景下，海洋控制的内涵与此前有何不同？实现海洋控制的方式和手段又有何新的特点？

海洋争议问题进入间歇期或僵持阶段

2016年下半年以来，包括北极、南极和南海在内的全球海洋争议问题有一个显著的降温。降温有诸多偶然的因素，但也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全球有多达60个左右的沿岸国与他国存在岛礁主权的争端，有400条以上的潜在海洋边界（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目前，这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的不到1/3，剩下的都是难解决的，都是硬骨头。而且，随着资讯的日益发达，大众对外交等公共事务参与的增加，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变得越来越难。

经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40余年的博弈和折冲，技术红利和制度红利已被过度消费。技术红利——科技进步带来的对海洋资源探测及汲取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度红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代表的一系列海洋制度尤其是专属经济区规则的出台，刺激了沿岸国对海洋的跑马圈地及相互的竞争。

21世纪以来，争议各方各显神通，穷尽战争以外的各种手段，已经接近一个僵局：各方主张和底线都逐渐清晰，在现有国际格局和总体和平的时代大背景下该做的能做的几乎已接近极限，任何方进行大动作的边际效应都在显著降低，成本却在急剧上升。未来，在国际格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没有新的重大国际制度调整或海洋颠覆性技术出现之时，大概率地讲，全球海洋争议问题将不会如前些年那么激烈，会有一定程度的降温，但也只是维持在一个相对低的热度。

国际格局、国际海洋制度和技术变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长，现在炒得比较火的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不过，被誉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如3D打印、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都是对已有技术的集成化运用，实际上算不上颠覆性技术。或者说，有可能改变海洋空间和海洋政治格局的技术还没有出现，尚在酝酿和试错阶段。

海洋争议问题直接影响国际安全。本质上讲，主权与安全存在一定的矛盾，处于争议纠纷之中的任何沿岸国，都存在如何把握“维稳”与“维权”平衡的问题。捍卫主权及主权权益，必然会牺牲一定程度的安全和有关区域稳定的外交努力，而维护区域稳定和安全的行动，虽不至于丧失主权，但定然会影响到维权的节奏与方式方法。

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日益突出

与陆地空间不同，海洋空间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低政治敏感领域，存在一系列的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们包括海盗和武装抢劫、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自然灾害、海难及各种环境问题等。这其中的任何一类问题，都离不开各沿岸国的鼎力合作，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独自应对上述问题。

全球海洋的连通性和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海洋的利用与管理具有先天的开放性特征，各沿海国在开发海洋时，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国际责任。而经济全球化更加深了人类对海洋的依赖，各种安全威胁也因为海洋高度的连通性而超越国境，成为全球性问题。应对海盗与跨国犯罪、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上安全等任务愈来愈超出了单个国家或单个国家集团的能力。

海洋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三大公域之一。无论愿意与否，海洋公域的治理给世界各海洋国特别是各大国都提出了承担必要责任和义务的要求。在海洋公域治理问题上，大国在追求自身权力、影响及声誉的同时，也必须高举维护海洋公域的大旗。各大国在海洋公域治理问题上并无尖锐的矛盾，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沿海国也都充分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去管控好整个海洋。问题在于“公地悲剧”，海洋公域治理的症结就是责任分配的问题。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严重不足。近些年来，全球性海洋问题愈演愈烈，对治理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供给却没有跟上，反而有减少之势。最明显的，美国在国际海洋治理方面的能力和兴趣都在下降，中国等新兴国家虽然有意愿和兴趣，但能力和经验都存在较大的不足。中国愿意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那样，“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

全球海洋安全治理问题无疑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后的理论和实践焦点，依然是如何推动全球沿岸国的合作，特别是大国间的合作。

深海安全将成为新课题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深海的世纪。不同的行业对深海有着不同的界定，从300米到1000米深不等。由于全球海洋90%的海域水深大于1000米，而海洋面积占地球总表面积的71%，因此，深海海域的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65%。迄今为止，人类对海洋空间的认知仅有5%左右，余下的未知空间基本上都是深海。

深海是地球上最后的未被人类全面系统感知和利用的地理空间，深海空间十分巨大，潜在战略价值近乎无限。鉴于人类正加快走向深海，深海的战略形势将极大程度上左右未来的国际海洋政治格局。当前，世界各主要海洋大国正从经济开发、军事竞争、规则塑造等方面加大对深海的关注与经营。在安全上，深海被誉为21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新疆域”，深海空间广阔、战略纵深巨大，正成为各海洋强国强化军事存在和军事控制的战略制高点。

深海安全首先是开发经营安全的问题。得益于海洋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方位开发利用海洋的阶段，特别是人类对深海的探索和开发将很快有实质性突破。目前，确定有开发价值或潜力的领域主要有深海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深层海水的产业化应用、深海生物及基因产业、深海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等。预计，2030年前后，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多金属结核、可燃冰等都将陆续实现商业化开采。一旦大规模开发，作业安全、平台安全、环境安全和人员安全等一系列的安全问题就会涌现。对于人类而言，深海虽然意义重大，但风险也同样巨大。马航M370的失踪和阿根廷“圣胡安”号潜艇的失联等事件在不断提醒进军深海的人们，深海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感知性。

深海战略竞争是另一大亟需重视的安全问题。近两年，深海正在成为各海洋大国新的竞技场。深海空间由于通透性差、压力变化大、水文特性复杂等特点使其难以感知，易实现军事行动的隐蔽性和攻击的突然性，其军事价值正在被各海洋强国挖掘。与以往主要依赖潜艇实施“点打击”或非对称制衡不同，现今水下军事竞争网络化和体系化特征愈发突出。

水下战的发展得益于深海感知、通信和工程等能力的进步。近年来，无人潜航器（UUV）技术日趋成熟，预计到2030年，UUV将能执行布雷、监视、运送武器弹药等任务，并能与有人平台协作，在反潜战中提供更多的传感器、武器容量和反制手段。如果UUV得到大规模运用，水下战的作战形式将发生显著改变。潜艇的作用和角色将发生重大变化，它的任务不再是直接攻击，而是将主要作为UUV、无人传感器及防区外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平台，引导它们进行作战。这将是自潜艇诞生100余年来，水下对抗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海洋战略中心执行主任。本文系作者在国际关系学院第17届国家安全论坛暨“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扩展版。澎湃新闻获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