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贾樟柯工作10年的韩杰是怎么拍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的

作为“最不像”东野圭吾的小说，《解忧杂货店》没有悬疑、推理等东野圭吾式创作里的熟悉配方，却被读者赞叹为是他最有温度、最接地气、最能抚慰人心的作品。

浪矢爷爷的杂货店仿佛有着神奇的力量，通过时空缝隙，各个人物用收寄信的方式产生联系，将过去与未来交汇一处，不同的小故事，独立成章却又彼此交织，让人感叹作者脑洞之大，读罢回味无穷，浏览文字时的线性逻辑更是容易使人沉浸其中。

而用电影语言把这部小说改编为一部称得上优秀之作的电影事实上难度不小，导演首先要考虑贴合原著，删改得当不被书粉diss，还要把流量鲜肉们拍好看了不被迷妹迷弟们diss，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发生在日本的故事赋予本土化情感，告别“水土不服”的桎梏，不被广大观众diss，之前跟随贾樟柯拍片多年，以《Hello！树先生》惊艳影坛的导演韩杰这次的“转型之作”拍的“战战兢兢”。最终，韩杰版的《解忧杂货店》，希望“反映的就是典型的中国问题，抽取最能表现中国情感的内容，一定要让这个电影要接好地气，不能悬在空中，或者不能是一个进口的文化商品。”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背景下，剧中的每个人都找到了心灵的方向，三个年轻人也收到了对于自己困惑的解答。最初韩杰并不想接下这部影片，他觉得无法驾驭好东野圭吾以犯罪和推理著称的作品，甚至有点“抵制”，但读过《解忧杂货店》后，他发现自己误解这部小说，“原来它是这么温暖，让你感动的一部小说，充满他的哲学思想。”

除了感动，也许对他来说，还存在结合自身经历而产生的那份共鸣，1977年韩杰生于山西孝义,1996年毕业于云南省昆明地质学校计算机系，像剧中人物一样，他也曾度过过一段看不到未来的日子，毕业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学了计算机之后发现我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前途，你看不到前景，也看不到理想。所以我是在经过毕业之后3、4年的折磨中度过我的职业生涯的，之后我决定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投石问路，其实很像电影中的这些小年轻。”

在书中，主人公们将困惑写成信投进杂货店，有些信件可以说成是能够改变命运的钥匙，在人生的岔路口，选择显得弥足珍贵，对韩杰而言，写信是他迷茫时期找出口的方式之一，他给诸多前辈写过信，寄给能为导演之路提供转机的人，也寄给自己内心深处想要的回答。

加入贾樟柯的团队契机就是韩杰用一张“小纸条”牵了线，“我在毕业之后给他写过纸条，贴在门口，写的是‘我的作品寄上，不知您收到没有，希望您以后看一下，希望以后能加入您的团队’，他看到以后就把我叫去成为他团队的成员了。”后面他们更是合作了《三峡好人》等多部影片，谈及贾樟柯对他的影响，韩杰说：“我们一起工作十年了，他是无比热爱电影的，是他教会我如何保护电影，热爱电影，为电影拼命。”

【对话】

最重要是找到中国情感，做接地气的中国故事

澎湃新闻：接到这个畅销书项目的时候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样的？

韩杰：找我的时候，我是推掉的，我觉得东野圭吾的小说类型是悬疑推理，加一些犯罪，虐杀的那种。我是自觉“抵制”这种题材，因为我不适合拍他的小说。

过了一个月，一个制片人朋友说你还是看一看，这是东野圭吾小说系列中唯独不一样的一部小说，因为小说很温暖，很励志。那我看了以后发现自己过去错误地理解了这部小说，原来它是这么温暖，它既有青春的气息，又有励志温暖的这功效。情感上也对基础也足够好，还有哲学观。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疑问适合不适合拍，能不能拍好，到底给我什么条件才能拍好，我就敞开心扉希望能把它拍出来。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本身分了很多的章节，结构里原来的几条线索也比较复杂，创作本身上，您觉得这次经历对自己有哪些挑战和收获？

韩杰：对，确实是这个小说的结构对于改编成电影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对于我的创作经验来说，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因为我之前的电影结构上没有这么复杂过。创作电影的时候，我跟编剧团队一起一直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结构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结构其实跟原小说是差不多，原小说是按人物和主题来分的这个小说结构，它也是贯穿人物，也有篇章式的人物，所以我们在电影里也保留这样的结构，只是小说和电影的阅读感是不一样的。小说可以有铺开很长的章节，序列排列都非常丰富。但在电影两个小时里头，我们不可能丰富到一次去展现，所以在人物上，在结构上我们其实都做了删减，保留了原来最明晰的结构，按主题来划分，同时它是一个表现人物的结构，还是一段段的小故事。

澎湃新闻：电影很明显的改变之一就是把三个男生就是换成了两男一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考量？

韩杰：我自己以及这次的艺术顾问韩寒，我们俩拍的电影里边其实挺多都是“三人行”，三个男孩去找一个女孩或者三个男孩去流浪，我第一部电影也是这样，所以三人行在电影剧作上成为一种常见模式之后，我自己有点想反这个东西了，老拍三个男孩在一块，缺一点趣味和情感上的东西，缺乏一个契机，观众观感上也会单一化，所以在大家讨论之下，我们决定把其中一个人物改成女孩。这样人物的反差拉大了，男女的反差，还有理想上，对于未来每个人从事的职业等问题，男女有别，会有明显的反差，趣味性也会有不一样，这是我改动之后的收获吧。

《解忧杂货店》剧照，迪丽热巴饰演彤彤

澎湃新闻：对电影的本土化改编部分做了哪些努力？

韩杰：还是要找到中国式情感，人物也好，事件也好，这种情感是普遍性的，有一些它又是带有日本时代特点的，所以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抽取最能表现中国情感的内容，一定要让这个电影要接好地气，不能悬在空中，或者不能是一个进口的文化商品，比如拍一个日本式的电影，我们很清晰地知道我们要什么。

我们选择了三组人物，背景是1990年代，我们为什么要设在90年代，因为90年代它是最能表现我们的，1970年代讲不出杂货店这样的故事，那个时候是政治运动为主，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会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理想，财富。所以就是依照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自然会对应到三种关系，所以我选择了可以表现年轻人财富观的人物。

另外一个是秦朗，他像魔岩三杰、高晓松还有老狼这样的民谣歌手，这样的一种身份能代表中国1980年代的文艺人物，表达他们的理想，这跟小说是高度对应的；中间最核心的就是解忧杂货店里的老爷爷，他跟一个小孩富家子的故事。富家子在中国什么时候会比较有典型性？恰恰也是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就像大量的家庭瞬间暴富，不管财富从哪里来，但明显好多人就是像邓小平说的那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我们对应从这个小孩写信给老爷爷，这个小孩儿就是这样的家庭，父亲瞬间暴富这样一种家庭的小孩，讲他的成长史，这都是对应中国社会的又有时代感的情感故事，这是讲爱的，典型的中国问题，典型的中国时代声音。

原本参加冬奥会那对情侣的爱情故事，因为很难嫁接上中国的背景，就放弃了。

拍热门IP压力大，青年演员被“过度保护”

澎湃新闻：面对一个热门IP，肯定会有很多的原著党跳出来说怕导演“毁原著”，作为导演这方面的压力是怎么样的？

韩杰：客观讲确实有压力，IP会集中大量的声音和关注，换一种表述形式，一定会损耗一些东西。先别说你对IP有没有创造新的东西，关键是说有没有丧失原来的东西，怎么做都会有一些怀疑批判甚至是否定的声音，这个我是早有准备的，我在心态上就一直没有把这部小说当成是IP小说，我没有这样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只是这个小说真的打动我了，我觉得这作为中国导演，完全可以拍这个文化上共通的故事。

澎湃新闻：所以在取舍上有没有一些纠结，比如要从书迷的角度出发？

韩杰：没有，我的态度是它一定是为一部好电影准备的。在具体合作过程中一定会考虑到原著作者和出版商，他们对自己作品进行保护，这个是合作当中要注意的，除此之外，我们创作这个故事改成中国电影，其实还是很自由的状态，甚至我们是带着探索的心态去拍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一方面遵照原著的精神，也遵照团队的对作品的保护意识，同时还是要创新，不可能拍一部所有书迷都满意的电影。

澎湃新闻：除了原著党的挑战之外，另外对于商业制作，也存在用演员的一个挑战。这次用了当红的“小鲜肉”“小花”，应该和之前用王宝强拍《Hello！树先生》非常不同吧？

韩杰：王宝强和我那个时候合作还是很朴素的关系，导演选个好剧本，然后演员看到一个好剧本需要和导演擦出创作的火花，但是宝强的时候也顶着压力，也有经纪公司。现在每个演员背后都有强大的经纪公司，所以确实有难度。

这些年轻演员他们确实会有受保护的这种色彩，有时候会阻碍到片场的创作，这是确实有的。我就举个例子，在拍电影时我喜欢真实的质感，就拿面孔来说，面孔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情境下，他的面孔质感是不一样的，我在拍的时候，实际上演员还是很爱惜自己的脸的，有时候不一定是演员自己爱惜这张脸，就像可能是这些公司过多地对演员的呵护。这个其实大家要商量出一个度，也别丢掉人物，别过度偶像化。

澎湃新闻：所以以前对于导演来说，只需要选一个符合人物的演员，调动他最好的表演状态就好，但今天好像作为一个商业片导演，你觉得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吗？

韩杰：对，合作更加多边化，考虑的这些层面也越来越多，所以好的团队会显得重要。

其实任何身份的演员，任何辈分，不同名气，不同量级的演员在我看来都是各有所长和各有所短的。我觉得就相对应有什么题材，导演能拿来什么体量的投资环境，然后我们来决定争取什么样的演员，我倒没有一定要用大牌，一定要有流量明星，在我看来是哪个人适合演，我们就去努力。因为这是一个商业制作，所以必须要把演员的人气考虑在内，这也是我们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写信改编命运，没觉得自己转型

澎湃新闻：影片里面有一条线索是年轻人去追逐梦想的，那假设你年轻一点的时候也有机会可以给这个杂货店写信咨询问题，会想咨询什么呢？

韩杰：我的人生当中理想是很重要的命题，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我也写信，不是给老爷爷写信，我是给以前给老师写信，写我该怎么办，要学什么专业？我最早学的计算机，学了计算机之后发现我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前途，你看不到前景，也看不到理想。所以我是在经过毕业之后3、4年的折磨中度过我的职业生涯的，之后我决定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投石问路，其实很像电影中的这些小年轻，在迷茫的时候怎么办，问前辈，解忧杂货店里面是问老爷爷，我是问前辈老师。

澎湃新闻：有收到一些让您觉得受益匪浅的回信吗？

韩杰：童年时代有，前辈的鼓励让我改变命运，真是这样。只不过一部分是基于写信，一部分是去不耻下问，问前辈我该怎么办，所以我是放弃我之前的专业，然后来北京考这个影视专业，才算改变我的命运。

澎湃新闻：和贾樟柯导演开始合作的契机，也是写信写来的吗？

韩杰：也给他写过，我在毕业之后给他写过纸条，贴在门口，写的“我的作品寄上，不知您收到没有，希望您以后看一下，希望加入你的团队”后来他看到以后就把我叫去成为他团队的成员了。

澎湃新闻：通过和他合作的经历，您觉得他的风格对你有影响吗？

韩杰：他主要在我上学的时候对我有启发和影响，我上学的时候正是他探索最旺盛的时候，他拍了《小武》、《站台》、《任逍遥》，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是我来北京求学的时候，确实对我产生启发，而且不只我，其实我们70后包括之后一点80后的导演，很多人也受他的启发和影响，因为贾樟柯导演他代表一种身份的转换，一种职业身份，一种是阶层的身份，这个是中国绕不开的一种现实，之前是电影代表一种权利，第五代往往是跟权力相关的，进了电影厂就意味着权力。那在2000年的时候贾樟柯导演开始用DV拍电影，找回了平民孩子的权力，也打破了学院派的这种繁荣，所以他给我们启发不单是电影，也是人的态度上的。

我们一起工作十年，这个经验很重要，他是无比热爱电影的，是他教会我如何保护电影，热爱电影，为它拼命。

澎湃新闻：从《hello，树先生》到《解忧杂货店》，你是希望从一个作者化的导演向更职业化方向转型吗？

韩杰：我“职业化”状态很早就确定了，我第一部电影是非常成熟的制作，虽然预算很低。在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观念，说导演过去拍文艺片然后转型什么的，这个在我这其实不存在，虽然有时候会有口头的说辞，说这是自己的一个转型之作，但在我的内心觉得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转型过，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一直拍文艺片的。对电影我觉得是从始至终都是探索的，至于探索出来什么结果，有时候可能是艺术上的结果，有时候可能是商业和票房口碑上的结果，那个是后续的问题，我不存在职业导演或者是作者导演具体上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