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总结与前瞻

为期八年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研究资助局资助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Area of Excellence, 简称AoE）“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至2017年12月31日结束。2017年12月15-16日该项目团队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总结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一方面总结项目成果，另一方面对未来进行规划与展望。

项目主持人科大卫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共同主持了会议的开场仪式。会议一共安排十二组专题发言，包括“历史学与人类学”、“项目专题编著”、“卫所计划”、“宗教与地方社会”、“江西研究团队”、“亚洲文化传承的创造”、“伊斯兰正统与地方社会变迁”、“项目成员丛书系列”、“项目成员专著”、“进行中的项目”、“推动历史人类学发展”和“面向未来”。前面九场专题发言，重点是汇报研究成果，后面三场则侧重于对历史人类学未来的思考和展望。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会议室，展览了团队已经出版的部分书籍。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刘志伟、末成道男和孔迈隆（Myron Cohen）三位教授在第一场围绕“历史人类学”概念展开了讨论。刘志伟指出，我们的基本办法还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不只在图书馆，还要到乡村去、到田野中去。不仅要在田野中找资料，更重要的是要在田野中解读，在田野中理解。这种方式与传统历史学的区别，最根本的还在于不把国家、文化和制度等看成是不言而喻的存在，而从“人的活动、行为、生存策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以及人们怎么跟各种的自然条件、国家制度打交道”的动态过程出发，去理解历史。

末成道南教授指出在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有一条线，而历史人类学就是试图将这条线变成“面”，最后达成一种认识社会的跨学科方法。历史学与人类学在方法上是存有差异的，但是详细的实地调查可以令两者互相印证。孔麦隆教授补充，历史学的区域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的结合，就是要避免将“他们”的历史（their history）写成“我们”的历史（our history），即要从当地人的眼光和感受来写地方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用我们的立场写。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历史人类学充分显示他们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

AoE项目的成果

这个以香港中文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为核心的项目，以多种形式与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合作。项目最基本的运作形式是组织研究团队。团队最初以地域为分野，例如湖南、江西、云南、华北。各团队深入田野考察，找寻区域历史发展的脉络。在香港中文大学，几乎每周都会召开研讨会，由团队成员报告最新进展，或者邀请团队之外的学者作专题讲演。每年香港科技大学与中山大学共同举办历史与人类学特别讲座，邀请资深学者在香港与广州讲演。项目一直关注研究生的培养，训练年轻的学术力量。让许多学者深感难忘且受益良好的其中一项工作是，项目邀请国内外不同研究机构，致力于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者，来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数周至一年的访问。受邀学者中既有资深的研究者，也有年轻的学人。访问期间，学者们可以专心于研究，参与讨论会，分享心得并得到同行的建议。每两年，项目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资深学者参与，对项目的研究与进展进行批评与指导。

八年以来，项目举办讲座196次，会议50场，研究生讨论班19次，到访学者（数周至一年）55人次，博士后11人。

由于团队成员有共同的工作经验，对于彼此的研究地域以及研究兴趣都有深入了解，能在合作中体会项目的主旨与方法，亦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情。因此，在几年之内，团队的组合已经超越了地域性的划分，走向专题性的学术讨论。项目不提倡出版会议论文集。科大卫说明项目并不要求“开一次研讨会，出版一本书”，而是，“不管开多少次研讨会，如果要出版，就要求是一本有分量的书。”项目的成功与否，在乎能否在个别的讨论会中，集合共同的问题，作出不同地点的比较，来达到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科大卫也说，以中国学者为主干的研究群，将研究成果发表于中文的刊物和书籍，是最合理不过的事实。但是，有鉴于在中国建立的学术，也需要走向世界，所以项目也在这方面付诸努力。

在中外学者的合作之下，充分考虑到中外学者在阅读文化上的分歧，项目中不同团队都开展了将中文研究改编为英文专题论著的工作。已经出版的专题编著有：科大卫和何翠萍主编的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ndigenous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从酋长到祖先：帝国扩张与西南土著社会》）、黄永豪、蔡志祥、谢晓辉主编的《边陲社会与国家建构》、赵世瑜主编的《大河上下》和《长城内外》、贺喜和科大卫主编的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近世以来的中国水上社会》）、张瑞威主编的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Land Reform in East Asia（《东亚地区殖民地的土地改革与管理》）。

正在编辑计划2018年出版的专题编著有：李平亮主编的《民间历史文献与乡村社会研究》，唐立（Christian A Daniels) 和马健雄主编的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m the Dali Kingdom to Yunnan Province (《西南的变迁：从大理国到云南省》) ， 赵敏、廖迪生主编《云南高原的“坝子社会”》、宋怡明（Michael Szonyi）和赵世瑜主编的 The Weisuo Garrison System and Ming-Qing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卫所军户制度与明清中国：历史人类学的视角》），马健雄、欧克德（Oded Abt）和姚继德主编的Islamic Authority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Genealogies, Rituals and Network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i Muslim Communities in China（《伊斯兰正统与地方社会变迁：中国回民社群的谱系、经堂教育和社会网络》），杨凯里 （Jan Kiely）、杜博思 (Thomas Dubois)主编的Out of the Archive: A Guide to Fieldwork Research on Local Histories of 20th Century China （《走出档案：20世纪中国地方历史的田野工作》）。

在“卫所军户制度”的专场讨论中，远在美国的宋怡明用视频的方式做了报告。目前这个“卫所计划”已经召开了三次会议，有的在田野点召开的，也有的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召开。该团队正在编辑一本英文专书，收入8篇论文，作者都是中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学者，内容主要包括国家制度的演变、民族关系、税收制度等议题，与项目一直关注的“国家与社会”主题密切相关。团队主持人赵世瑜正在写一个前言，重点回答为什么历史人类学对卫所与军户制度的研究可以有特别的贡献？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历史人类学的材料与方法介绍给比较广泛的西方读者，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到历史人类学和所谓“华南学派”的研究工作。赵世瑜补充说，这本书的定位是观察国家制度与地方制度的互动和因应。

第八和第九场特别展示团队成员编纂的丛书和专著。陈春声介绍《历史·田野丛书》，于薇介绍《南岭历史地理丛书》，温春来介绍《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廖迪生介绍《华南研究文献丛刊》和《泛珠三角历史与社会丛书》，黄志繁介绍《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杜正贞介绍《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谢晓辉介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金石通纂》，吕鹏志介绍了《道教仪式丛书》。在“项目成员专著”的发言中，五位研究者分别介绍了自己新出版或即将出版著作的内容，包括：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陈瑶《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阙岳《第二种秩序——明清以来的洮州青苗会研究》；连瑞枝《合法性的追求：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社会》；刘诗古《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项目团队的专著出版，远远不止此数。因时间所限，没有机会报告的专著包括：陈丽华《族群与国家──六堆客家认同的形成（1683-1973）》；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赵玉中《祖先历史的变奏：大理洱海地区一个村落的身份操演》；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韩朝建《寺院与官府——明清五台山的行政系统与地方社会》；蔡志祥《延续与变革——香港社区建醮传统的民族志》；陈志刚《明清川藏茶道的市场与社会》；等等。

研究成果丰硕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和谭伟伦介绍了地方宗教团队的研究成果。除了多种地方考察报告和文献收集，该团队近年来致力于编辑一组讨论“以庙宇为中心的社会形成”为主题的文章。梁洪生介绍了江西团队多年来的地方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参与其中。廖迪生介绍了AoE项目对社会的一种特别关怀与贡献。他所带领的团队特别关注文化遗产的保育，计划把最近一次项目支持有关亚洲保育活动的会议论文整理发表。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项目成员出版的著作有76种，论文近472篇。这些论文，大部分可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的网站参阅。但是，项目的成果不以数量为导向。项目一贯的宗旨在于介绍和比较各研究团队的成果，希望在某些重要议题上有所总结和推进。

如何推动历史人类学的发展

回顾成果之余，本次会议也集中讨论了推广历史人类学的经验。廖迪生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在推动历史人类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在1990年代，他和他的同事们感觉到与中国大陆高校的合作非常重要，于是开始与中山大学开展合作。他们共同编辑《历史人类学学刊》，又共同举办了研究生研讨班。他指出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共同的研究兴趣将大家连在了一起。虽然经常要面对各类挑战，但是很高兴大家还在共同兴趣下一起向前走。作为《历史人类学学刊》的执行主编，谢湜报告《历史人类学学刊》已经出版16年，在会议期间，经过多次讨论，学刊进行了改组，产生了新的学刊委员会。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历史人类学学刊》继续发挥推动历史人学研究的作用。

推动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在于教学。刘永华报告从2004年开始，厦门大学历史系把三年级的本科生带到田野当中去做实地考察，要求他们必须在当地待一周至十天的时间，与村民交谈，搜集各类地方文献，撰写田野报告。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慢慢了解历史人类学具体怎么运作。最近出版了学生田野报告的选集。不仅厦门大学历史系在坚持此类工作，国内还有其他高校也在积极推动本科生下乡田野训练。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厦门大学历史系建立了历史人类学博士点，每年开设两门课程，一门侧重宗教方面，另一门侧重欧洲史、人类学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通过这种方式，以及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历史·人类学译丛”，让经典研究进入学生培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此外，厦大还组织读书会以及民间文献研习营。

黄国信的发言强调要在学生在进入田野之前进行阅读文献的训练，让学生对地方有初步的认识。在田野考察中，田野小组讨论与大组讨论相结合。这种培训的目标是不管学生以后是否从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都可以从脚踏实地的“进村子做田野”，体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他还与温春来合编一本关于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书。

丁荷生（Kenneth Dean）在评论中建议大家在未来要加强理论性的思考，坚持更加多元的方法论路径，发掘新的地方文献。他更提醒研究者要重视图书馆学问题，从而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数据的挖掘与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会议接近尾声，“面向未来”的专场由“中年学者”贺喜、杜正贞、马健雄、张侃、黄志繁、谢湜发言。贺喜认为未来的发展或者在两方面可以尝试。其一，要面对跨国家比较；其二，要发展二十世纪中国的研究。走出中国，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并不是只是为了寻找中国，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研究，则需要承认有很多问题是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比如新的科技，大资本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世界观的彻底改变。传统的社会架构，建基于人们深信身处于有鬼有神有祖先的世界，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套观念被挑战，而更多新的概念、词汇被创造和引入，传统社会发生了诸多新的变化。怎样去认识这样的转变，以至于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的时候为二十世纪书写一个历史人类学，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中年学者的历史任务。这些年来，科大卫、张瑞威、贺喜也参与了法国高等研究院组织的一个跨区域、跨国家，以贸易联动起来的网络体系的研究。这一类的更大视野下的社会经济机制的比较研究，或者以后也可以发展。贺喜在发言中，谈到了她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历史人类学是一群人的兴趣、思想、行为、互动、礼仪、认同以及口述、文字记录创造出来的一个历史的现象。因此，每一代历史人类学学者有他们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关怀，他们之间对问题的讨论架构构成了他们的话语。

杜正贞坦言，自己的学术兴趣不断在转变，之前关注的问题以及研究选题很多来自己的学术训练，来自于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在内的经典论著。但是，这些年的研究让她发现，能够吸引她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于对现实的体验，来自于田野中遇到的普通人。她认为，历史人类学应该保持学术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而这些多元和差异最直接地就是来自于我们每个研究者不同的社会观察和生活经验。她目前的思考是普通人所感受到的历史。这些人的脑海中不一定有一个什么“中国原理”，但是，把制度、组织和族群等等放回到个体的生活体验中去，则必然反映国家统治方式的改变对社会、经济甚至个体带来了的冲击。如果说，之前我们所做的是探究“国家内在于社会”的过程，那么或者以后我们也可以看看“国家、社会内在于个人”的历史，至少可以在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中，可以尝试着去做。

贺喜和杜正贞都有表示对“田野在迅速消失”有点担忧。但是，马健雄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因为“只要人在，田野就会一直在”。对他而言，他以后的研究，可能会特别注重生态的问题。正如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特别注重沙田开发对社会的影响，云南的研究也应该注重山区与平地的关系，即“坝子”的问题。在西北，相似的问题可能草原生态、高地游牧生态与黄河农业生态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去弄明白明清环境的历史变迁，就难以理解人群标签如何被创造出来。

张侃对历史人类学的未来提了五点想法：其一，能不能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人类学？也就是说，应该让历史人类学走出中国，应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才有可能形成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人类学。其二，能不能多做一点超越祠堂与神庙的研究，打破现在的思路，多注意其他的社会面向呢？其三，能不能多做一点超越明清史基本问题的研究？目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以明清史研究背景为主的，那么将来是不是应该将历史人类学的关注时段向下扩展至二十世纪，向上扩展至宋元。其四，能不能多做一点非汉文或无文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样或许会形成更多可以与其他学科对话的新问题。其五，能不能多做一点超越结构化的研究？也就是前面很多讲者提到的“回到人本身的研究”，思考人的问题。

黄志繁认为要解决历史人类学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他坦言老师们都希望学生们能够超越他们的研究，甚至“叛师”。但要真正做到“叛师”是非常困难的，也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想象。他认为可以在坚持一些基本问题的探索上，不仅在时间上扩展，而且从空间上寻求新的问题。他同意历史研究中带入个人体验，但是需要从而超越个人体验，形成一些大的关怀。

谢湜认为历史人类学如果要有未来，必须要达到以下两个标准：一是回答学科基本问题，二是升级学科传统方法。他不相信历史人类学可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主张从自身学科来想问题。对于未来，他提出三点：一是这次会上有很多好的研究议题，还有很大的空间继续去深入和打磨。二是很多已经团队成员认为常识化的内容，可以编成教材，成为本科生教育的范本。三是虽然田野变了，其实好的历史人类学应该给大家以多元性和包容性的期望，也告诉大家人的能动性在历史中一直是存在的。在远的将来，他认为历史人类学要有更普遍的关怀，要上升到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思考研究方向。所以大家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世界史，了解其他文明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中如何发展。

陈春声的点评特别提出一点：历史人类学有没有影响力，需要看有没有影响到其它学科。这个关乎学科之间的互动，也关乎历史人类学的创造性。

虽然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已经圆满完结，大家一致决定“旗帜不倒”，合作研究要继续维持。各研究单位仍然会主持大型讨论会以及国际会议，共同维持讨论平台。在会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科大卫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双方承诺在将来的人才培养、访问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

“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一直在总结与前瞻中前行，这种结合文献与田野的研究取向，跨学科的比较方法，以及为普通人书写历史的深刻关怀，仍会传承下去。

该项目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合办。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在香港的延伸机构，由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办。项目经费大部分由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资助，也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补助。20世纪研究的开展有赖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主持的研究鼓励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