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里“亲家母”的台词里，藏着新中国一段重要历史

原创 团队特邀作者 朝文社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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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爱我家》中和平的妈妈，老傅的亲家，非著名大鼓书演员老和同志，那绝对是剧中当仁不让的搞笑担当。这位爆笑亲家母的出场次数虽然不多，但每次都自带笑料，一亮相就让万千观众笑到喷饭。

就拿和平妈妈住在老傅家的那集来说，这位爆笑亲家母刚一进门，就端足了架势，让人忍俊不禁。等到老和同志在老傅家住下后，更是把老傅家弄得鸡飞狗跳，引出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也惹来了“我家”里各种爆笑吐槽。

不过，若是我们细品老和同志的爆笑细节，就不得不佩服编剧的才华。因为这些爆笑桥段，处处笑中带泪，那一句句充满欢乐的台词里，分明藏着旧中国艺人的血泪历史。

01

扫盲运动

在经典桥段《亲家母到我家》中，女婿志国吐槽岳母老和“没文化”，一旁的和平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妈没文化能怨我妈吗？那不是得怨旧社会嘛。旧社会没捞着识字，新社会在扫盲班扫了盲，现在琼瑶小说看得溜着呢。”

这话咋一听像是“甩锅”，但若是细品，就会发现和平说的都是实话。她这句话里反映的，正是新中国文艺历史上的大事：艺人扫盲运动。

生活在旧社会的百姓，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数据显示，旧社会全国文盲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等于是十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七八个文盲。

而老和这群艺人，更是文盲的重灾区。由于民间艺人大多身份低下，几乎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许多艺人只能直接跟着师父学艺，根本无法自己阅读剧本。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地方的艺人想要参加“民主评议”，却苦于文化程度太低，只得采用投豆的方式弥补不识字的短板。

更为可悲的是，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不仅让艺人们普遍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让艺人群体成为了人们眼中的“下九流”，备受歧视。

或许有人会说，在某些民国剧里，艺人们一出场就众星捧月，看起来并不悲惨呀？

文学作品或许是美好的，可现实却是骨感的。事实上，旧社会对艺人的歧视，深深嵌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比如戏剧表演者被称作“戏子”，相声、评书演员被称作“吃格念的”，有偿写稿的作者被称作“文丐”……种种称谓，无不说明艺人们在普罗大众的眼中，约等于“要饭的”。

这样的大环境下，晚清到民国期间的艺人们，哪怕是戏台上的“名角”，下了戏台见到了娼妓也得主动行礼问好。因为在世人眼中，娼妓还能赎身从良，可艺人们却一辈子翻不了身，永远都是个“戏子”。

正因如此，经典电视剧《大宅门》中，白玉婷想要嫁给当红名角万筱菊，才会引来白家众人一片反对。母亲白文氏怒骂白玉婷是“不知廉耻的东西”，哥哥白景琦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你怎么偏偏喜欢一个戏子……戏子当然是人，可谁都知道，鹌鹑戏子猴，没人把他们当人看。”

诚然，在白家这样的大户人家眼中，“下九流”的戏子就如同一件玩物。而顶着“玩物”标签的戏子们，就算再出名再红，在台上演出时也只敢用“艺名”，若是谁用真名演出，便会带给家族数不尽的耻辱。

比起无法使用真名来说，艺人们更大的痛苦来源于精神上的压抑。据京剧名家董芷苓回忆，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青衣金少梅，就曾在人老珠黄唱不动后被老板扫地出门，只能靠着乞讨为生。

“名角”尚且如此，普通艺人的生活就更加凄惨了。比如北京城里唱戏的艺人，都要遵守“包红票”的潜规则。所谓“包红票”，就是自掏腰包，请人捧自己的场，一次的花销动辄几百大洋。

高昂的费用成了压在艺人们身上的一座大山，有些艺人唱了几年，竟唱得倾家荡产。侥幸“贷款上班”而不破产的艺人，还得在每次工作前，提前“拜码头”，主动问候当地的头面人物，一旦有任何疏漏，都有可能立刻结束职业生涯。

待到下班后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艺人们也依然无法摆脱担惊受怕的命运。比如曾有艺人赶火车时被警察逼着唱歌，一句唱不好，就是一顿打。

艺人们的悲惨遭遇，归根到底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便在文艺界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1949年，石家庄文教局根据当地艺人的特殊情况，率先成立了艺人文化补习学校。学校由文艺工会直接领导，市总工会提供资金支持并配备专职教师。考虑到艺人们的工作性质，补习学校还专门根据艺人们的时间，安排了分散式教学，确保各剧团里都有一到两位兼职教师，以便艺人们在外地演出时也不耽误学习。

1950年，宁波文教局紧跟潮流，举办了艺人识字班。该识字班根据艺人文化水平分班上课，上课时间以不妨碍艺人工作与健康为原则。

紧接着，四川成都、南充，山西太原、临汾，安徽皖北等地纷纷跟进，相继成立了艺人文化补习学校或艺人识字班。千千万万个“老和同志”，终于有机会走进课堂里读书识字，彻底摘掉“文盲”的帽子。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52年12月，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重庆均举办了艺人学习班或艺人学校一至三期，约有五万名艺人参加了学习。

许多艺人经过文化学习，不但能读书看报，还能创作新的文艺作品。比如中华剧院音乐组的李宝山原本是个文盲，通过文化班的学习，李宝山在沈市第一次戏曲竞演大赛上发挥音乐天赋，创作出新的《贫女泪》插曲，带给观众更丰富的音乐享受。

与李宝山等众多艺人一起学习的同学里，大概率有“老和同志”。对于这位爆笑亲家母来说，这场扫盲运动的意义，不仅仅是能看让她小说，更是走向新生的重要一步。

02

艺人改造

相比于扫盲运动带给老和同志的巨大人生转变，《我爱我家》中老和同志给“给老傅说老伴”的一幕，更是隐藏着关于艺人们的一场巨变。

看过电视剧的观众们或许还记得，老和当时憋足了劲，要给老傅说一个老伴后再回家，还立下誓言：“傅局长一日不成家，本媒婆一日不归家。”

有趣的是，老和要给老傅撮合的人，竟是比老傅还大九岁的齐大姨。这位齐大姨身份可不简单，她不但是老和的老姐妹，还是部队出身，解放初期就在剧团工作，按照老和的话说，就是演员们的主心骨。

虽然在《我爱我家》里，老傅与齐大姨最终“牵手失败”，可剧中关于齐大姨的点滴介绍，却不禁让人联想起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文艺干部。

为了能够肃清旧习气，帮助艺人翻身做主人，一大批革命年代里经历过种种考验的革命军人进入剧团，挑起了新的担子，而对于艺人们来说，这些来到剧团的文艺干部，就是大家的主心骨。

党的种种政策，通过文艺干部们贯彻执行，艺人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也由文艺干部们来引领。

而党对于文艺干部的指导，也一直贯彻始终。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就曾在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上指出：“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既爱好又侮辱……我们今后一定和全国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的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革。”

无独有偶，1949年12月22日，彭真同志在北京文艺干部会上，再次严厉驳斥将“旧艺人”看作是“低下”职业的观点。他强调“旧剧演员也是艺术工作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在党和各级文艺领导干部的引导下，各类报刊、书籍、广播等社会舆论纷纷以“文艺工作者”这一称呼替代各种侮辱性的歧视称呼。而当旧习气顽固存在，对艺人造成伤害时，又是这些文艺干部挺身而出，及时纠正错误。

比如1953年初，吉林省怀德县发生了一起民兵恶意歧视殴打艺人事件。事件发生后，当地文教科对受害者提交的报告不闻不问，拖延积压达半年之久。

消息传出后，吉林文化局毅然出面干预。1953年7月，吉林文化局对此事件予以通报，指出“此次事件严重违反了戏曲改革政策，是一件不能令人容忍的事件。”

随后，吉林文化局勒令怀德县文教科做出深刻检讨，尽快将此事公平公正公开处理完毕，同时通报全省，引以为戒。

替艺人们主持公道的同时，文艺干部们还在艺人的发展方向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1年5月5日，“五五指示”颁布，这标志着国家正式以行政手段，提出建立文艺工作者“进步、健康、美丽”舞台形象的改造要求。自此，一场以戏剧为开端，延伸至美术、音乐、舞蹈等方面，自上而下改造文艺工作者艺术新形象的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五五指示”的引导下，各级文艺领导部门，相继组织当地文艺工作者代表进行座谈，传达指示精神，讨论改革办法。各文艺团体也积极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如何改革自身的艺术形象。

一场场学习讨论，让文艺工作者收获良多。比如靖安剧院的艺人侯登山就说：“我是唱三花脸的，从前在台说上表演时总是挤眉弄眼，抓词逗哏，丑态百出，以为不这样做就不叫好，自己就没饭吃。现在我明白了，在新中国里不必这样做，唯有改变，方有前途。”

文艺工作者们的改变，离不开文艺干部的努力。可以说，无论是新中国健康向上的文化风貌，还是无数“老和”的新生里，都隐藏着“齐大姨”的功劳。《我爱我家》中爆笑亲家母的剧情，深藏着如此巨大的信息量，也见证了新中国辉煌的发展道路。

参考资料：陈元元《新中国成立后艺人尊严的回归（1949-1956)》、徐志伟《民间文艺传播主体的再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艺人扫盲述评》、赵子夜、王广义《由“旧艺人”到“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传统艺人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