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超大城市城中村问题：是城市治理实践与成长的机会

“‘城市病’的出现，其实是超大城市本身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而不是流动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城中村是超大城市的机会，而不是疾病。”复旦大学教授任远说。

2017年12月22日，第三届上海公共管理（MPA）论坛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本次论坛由上海MPA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

来自长三角地区十五所MPA培养院校的近两百名师生代表参加了论坛，共同探讨大数据背景下的超大城市运行管理，以及共享经济的发展与治理。

此次论坛上，来自复旦大学的任远教授聚焦超大城市城中村问题，交流了对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和社会治理的经验及认识。

城中村问题往往被社会归咎于流动人口集聚，而城中村问题也因此往往被视为“城市病”。

对此，任远指出，上述“城市病”并非由人口集聚和人口高密度造成，而是城市规划、交通、教育、就业、福利、安全等管理和服务能力发展不足的综合结果。

任远总结了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和“城市病”的成因，他认为需要在理解城市运行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加强对城中村的社会治理。

任远分析了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城中村地区的私人租赁和廉价的非正式住房供给满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其次是工厂和就业机会向郊区转移；以及城中村具有农村社区的空间形态，流动人口在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上更容易适应。此外，城中村在土地产权、住房建设和管理上相对松懈，也有利于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的租赁和入住。

任远强调，目前出现各种“城市病”，真正“病因”是城市发展能力、管理服务能力不足，难以支撑人口增长和城中村空间的转型变化。他认为，“城市病”所表现的冲突本身是城市成长的正常表现。

在任远看来，城中村应当被看作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看做是城市的“中转平台”。他说，“外来迁移人口进入城市，依靠的就是这样低成本的住房，来解决其生活和居住的需求。”他认为对于没有社会住房保障的外来迁移人口来说，城中村地价相对较低，可以承担创业孵化器的功能，“任正非的奋斗也是从深圳的城中村开始，城中村在城市中的功能非常强大，这种强大不仅仅是经济功能，而且是社会功能。”

任远认为应该从“加强地方政府的依法规范管理能力”“多渠道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实现包容和参与的社会治理”“支持和逐步吸纳城市基层的草根创新”四个方面入手，积极开展良好的城中村社会治理。

任远表示，城中村是超大城市成长的表现和机会，而不能仅仅看成是问题和“疾病”，因此实现开放共享的城中村发展和社会治理，需要通过积极的策略和制度建设，使城中村的社会治安管理过渡为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

对任远而言，中国城中村治理的实践经验甚至具有世界意义：“未来城市成长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超大城市最为前沿的地区，因此中国的实践能够为世界未来的超大城市管理提供经验。”